故宮拒絕自媒體直播，釋放出什麼信號_風聞

來源：文匯報

作者：陳履生

近日，故宮博物院發佈“參觀須知”和“禁止攜帶物品目錄”引發熱議，其中明確禁止在展廳內開展自媒體直播。這是新時代博物館有效管理的必要規章，也是對現實問題的積極應對。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博物館在不同的時期會遇到不同的現實問題，如自媒體在博物館中的直播問題，就是前所未有。雖然這是近年來比較流行的一種媒體傳播方式，人多勢眾，範圍很廣，影響很大，可是，客觀分析在手機平台造就巨大影響之中，正反皆有，而負面的在一定程度上佔了很大比例。

像博物館這樣的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其公共性是首要的，以為大多數公眾服務為前提，而不是滿足少數人要求。在多元的世界中，博物館的公共性是基本立場，不能因小失大，不能為了滿足少數人的需求或愛好而忽視了公眾的利益。試想在安靜的展廳中，當觀眾在靜靜地欣賞文物和藝術品時，自媒體直播的拍攝、講解等等，對於觀眾的打攪顯而易見。這種對觀眾體驗的破壞，實際上也是對博物館的傷害。而自拍杆、直播架等設備出現在博物館中還有可能傷及展品。更重要的是，很多自媒體直播的主播對於歷史文物知識的把握，往往不在專業的層面上，因此，他們的理解和認識也都有一定侷限性。有的甚至利用一些影視劇或者宮廷內鬥劇來解釋故宮的文物，或者利用一些道聽途説來忽悠公眾。當這些直播內容在網上傳佈之後，並非所有公眾都能有正確的判斷，更難以判斷其歷史的真實。這種影響之外，其實是一種不正確的歷史解讀或審美認知傳遞，誤導公眾的潛移默化過程中，或許在一定程度上還會影響到青少年的教育。

博物館的知識生產和傳播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需要博物館的專家們數十年研究成果的支撐，而非自媒體主播一時興起的自説自話，或添油加醋。像故宮這樣的文博單位不管藏品還是展覽都有豐富的內容，專業上的分門別類清清楚楚。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專家，即使故宮不同門類的專家也難以解讀所有門類的歷史文物和藝術品，這就是專業性的特質。博物館的專業性是為公眾優質服務的基礎。包括故宮在內的博物館官方媒體的傳播，其對公眾建立起來的可信度，正是專業和專門。而在目前良莠不齊的自媒體傳播中，儘管人們或許採用將信將疑的態度，然而，實際上社會並沒有一個甄別機制。

如何強化博物館官方媒體的權威性，在當下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故宮出台“觀眾須知”禁止自媒體直播，實際上對文博單位也提出了一個新的要求，並非一禁了之那麼簡單，而是要有相應的積極措施，盡職做好自己的官方媒體工作，要全面而多樣地介紹館藏文物，尤其要特別注重介紹展線上的歷史文物和藝術品，輔導或引導觀眾觀展。這種權威介紹並非那種“官方”式一本正經。現在很多文博機構的官方網站或媒體平台上的介紹比較簡單，而且文字生硬乏味，缺乏生動性，不能將一些豐富的內容融入公眾的話語體系之中，活不起來。基於此，文博機構各自的官方媒體應該用積極的態度應對社會以及個人媒體的直播，以“活起來”讓更多的社會公眾通過官方媒體，通過不同的媒體平台，從社會和公眾的角度出發去發掘相關歷史文物和藝術品的知識和審美內涵，包括一些展覽的介紹。這需要文博單位花力氣下功夫。

在數十年發展中，利用媒體擴展與公眾的聯繫可謂文博單位的一大軟肋，雖然都知道利用媒體，卻不懂得如何利用媒體。文博單位倒是應該像那些玩直播的自媒體人那樣緊跟時代的節奏，學習他們的想方設法和多種多樣，以及他們的自由度等等。這種連接公眾的方式，對於文博單位來説，利用自身的文化資源以及各種便利條件也完全可以嘗試。顯然，用多樣的方式來推動博物館文物藏品以及展覽與公眾之間的聯繫，是文博單位需要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有效地解決公眾性的問題，那麼僅僅禁止自媒體直播是不夠的，由此可能引發其他方式的產生。這就需研究如何去疏導，如何去利用，如何去解決一些社會問題。

故宮禁止直播、禁止商業性拍攝等舉措，是博物館迴歸本體的一種努力，也是反思近年來有些博物館出現商業化的積極態度。像故宮這樣在中國具有晴雨表地位的機構，其在文博界的影響是巨大的，它的示範性和影響力也顯而易見，希望更多的博物館能夠用自己的方式來連接社會和公眾，發揮好公益性文化服務機構服務公眾的作用，而不僅僅是坐在殿堂，靜待來客。我們需要主動，需要有更多的媒體方式來展現自己的豐富藏品和多樣展覽。另一方面，也希望社會和公眾給博物館多一點寬容和理解。

只有這樣，中國的博物館事業在新時代才能得到更大的發展，才能得到公眾的更多支持。只有公眾走進了博物館，博物館才能顯現出它在這座城市中的重要性，才能顯現出它與社會和公眾之間聯繫的特殊性。

（作者為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造型藝術委員會主任、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