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慮的中產,“堵在路上”_風聞
时代财经-时代财经官方账号-聚焦于企业财经新闻,时代传媒集团出品。06-27 09:09
作者 | 王瑩嶺
編輯 | 王麗麗
編者按 近幾年,國際環境越發複雜,不確定因素日益增多,各種聲音此起彼伏。時代財經聯合新週刊硬核讀書會,攜手推出深度訪談欄目《鋭見》,圍繞經濟發展和個人關切,與學者對話,傳達他們的理性和智慧之聲。

什麼是現代性?
在耶魯大學人類學博士張珺看來,現代性是一個無限趨近的動態狀態,是對一種生活狀態的渴望或追求,但其實永遠無法真正抵達。這也是《駛向現代性》書名的由來。
汽車尤其是私家車的出現、興起和普及可以説是中國現代化的縮影。在張珺眼中,通過汽車這個窗口,可以一窺社會變遷對一個個普通人產生的方方面面的影響,以及他們對此的反應和態度,尤其是對中產階級。
她認為,中產階級的崛起為汽車市場的騰飛提供土壤,“這是最簡單、最直接的影響,如果沒有這樣一羣有消費能力的人的存在,汽車市場不可能這麼迅速地發展起來。”反過來,在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社會認同的轉變過程中,汽車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提到中產和汽車的關係,她儘量避免將私家車僅僅視作是中產階級身份的象徵和符號,“中產階級對轎車的渴望不應該被簡單地概括為消費主義所誘發的虛假意識。”而是一種在特定的經濟、文化、教育背景下建立起來的聯繫。
因此,人和車是如何建立起聯繫的,是張珺更想探討的。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車象徵着更自由的生活方式?他們所渴望的是什麼?現實又是怎樣的?
張珺在研究時發現,比起“自由”“自主”“平等”這些抽象概念,中國的中產階層車主更傾向於使用“方便”來表達汽車帶來的益處。但現實中,“方便”這個詞背後有着複雜和豐富的意指。“人們似乎覺得買車讓流動更加便捷,但事實上很多時候不是堵在路上,就是在尋找停車位的路上。”
“堵在路上”,在張珺的筆下,也成為中產階級處境的隱喻,她認為,中產處於一種焦慮“夾心層”狀態中,這種焦慮來源於社會的流動性,“沒有制度可以保障人不‘往下掉’,中產下滑具有非常現實的可能性,但往上走又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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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級是一個非常難界定的詞
時代財經:本書的書名叫《駛向現代性》,怎樣理解這其中的“現代性”?“駛向”是一個動詞,像一種越來越接近“現代性”的趨勢,事實上是這樣嗎?
張****珺:“現代性”這個詞並不是一種客觀存在的衡量標準,比如私家車的比例達到多少?或者是中產階級的比例達到多少?我認為它是一種無限趨近的動態狀態,想強調的更多是一種主觀體驗和嚮往。
就像這本書的書名用到了一個動詞“駛向”,某種程度上我想表達的是對一種生活狀態的渴望或追求,但其實這又是永遠無法真正抵達的。就像很多人覺得有車會更好,但有了車之後又有了一系列的問題,永遠都達不到大家期望的最好狀態。
著名法國哲學家、人類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寫過一本書就叫《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從中也可以看出,對“現代性”的渴望是永遠存在的,但又沒有誰真正地抵達了“現代性”。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不同的社羣,對“什麼才算是現代”都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在很多學術著作裏提到“現代性”時,英文都傾向於用複數”modernities”,表達現代性是有很多種可能性的,而並不是只有一種實現的方式。
同時我也想強調,“現代性”是一種非常強大的話語,雖然我在這本書裏探討的是個體的渴望,但實際上這也是跟大的社會環境和歷史進程息息相關。縱觀近代史,百年以來,中國在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離不開對“現代化”的提倡。
時代財經:這本書雖然是在講汽車,更多地也是在寫中國的中產階級。如何界定中國的中產階級?
**張珺:**中產階級本身是一個非常難界定的詞,因為在最經典的關於階級的社會理念和階級分析裏,中產階級基本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我希望抓住的,一方面是描述性的,即中產階級大概是什麼樣子;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能夠描述出某種渴望,他們佔有着一定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們渴望的是什麼東西?怎樣的生活狀態和生活方式?
時代財經:很多關於中產階級的研究可能會寫房產或者是教育,為什麼想到用私家車作為一面稜鏡?
**張珺:**我首先想寫的是私家車,而不是中產階級。一開始做這個研究的時候,很少有人提中產這個詞,應該是在2008年、2009年之後,這個詞在媒體上、日常生活中被使用的頻率多了起來。從那時候開始,中產階級也出現了身份意識,但是並沒有達到非常明顯的以經濟為基礎的身份認同。
我觀察到這種意識的形成,剛好跟汽車市場的形成和擴張在時間上是重合的,關於中產階級的探討也是在那個時候加進去的。
時代財經:你把中產階級的擴張和機動車體制的紮根叫做“共生式崛起”,這二者之間如何相互影響的?
**張珺:**中產階級對機動車體制最簡單、最直接的影響是,如果沒有這樣一羣有消費能力的人存在,汽車市場不可能這麼迅速地發展起來。作為中產,他們有自己一定的生活方式,汽車不見得是讓他們更自由,但至少可以讓他們能夠做他們想做的事情。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的對於機動車的需求一直在增加。
反過來,汽車對中產階級的影響,也有一些直觀的例子。比如去購物,如果是要兩隻手提着購物袋去坐公交車,你可能會覺得很累很麻煩,但如果有車就不一樣了,現在很多人就很喜歡去那種走量的超市,比如山姆。此外,還有現在的一些新的育兒理念,認為從小要帶着小朋友多出去走走,見識不同的事物、親近大自然,也會覺得帶着小朋友坐公交車不方便,最好的方式還是全家人一起開車出去。所以這些看起來很日常、很現實的問題,都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改變,汽車就是在這樣的轉型之際,讓大家看到了不同的可能性。

《駛向現代性》作者: 張珺,出版社: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品方: 萬有引力,出版年: 2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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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車還是中產階級的象徵嗎?
時代財經:隨着社會的發展,私家車越來越普及,你現在還覺得它是中產的象徵嗎?
**張珺:**我總是趨向於不要把車只是看作一個身份的象徵,一方面,這有點陳詞濫調;另一方面,其實不止是車,我們身邊的所有東西,其實都是和我們的身份聯繫在一起的。
往小了説,即使是你戴的眼鏡,肯定也是認真挑過的,會思考這是不是適合自己的。比如你會想不要太張揚,但是又要凸顯自己與眾不同。實際上,在買眼鏡的過程中能考慮這麼多,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經是一個很“中產”的消費行為。
所以,比起這個,我覺得更有意思的話題是,人們覺得車在他們的生活方式裏可以扮演怎樣的角色?他和車是如何建立起聯繫的?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車象徵着更自由的生活方式?這不僅僅是“渴望”的問題,也要考慮到這種渴望是如何在特定的經濟、文化、教育背景下和人們建立聯繫的,比如會涉及到停車的問題、家庭的問題。這些都是比把車單純地看成“符號”更值得去研究的話題。
時代財經:你剛剛提到大家都會覺得買車更自由更方便,但實際上可能會帶來更多的麻煩,怎麼看待這種反差?
**張珺:**在物質文化生活的研究中,很多事物都存在着這樣的“反差”,與其説是“悖論”,不如説是“模糊性”。
比如,很多女性會覺得有車更自由,實際上,相關的研究指出,要看她們是怎麼用車。尤其是家庭主婦們,有了車她們確實是可以幹更多事情,接送孩子上學、見朋友、買菜、購物等等,這讓她們在時間安排上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但實際上,她們的生活並沒有變得更輕鬆、更便利,相反她們需要在同樣的時間內,做更多的事情。
生活中本來就充滿各式各樣的矛盾,理解這個矛盾是理解社會和文化很重要的部分。
時代財經:雖然你不傾向於只是把車看作一種符號,但書中講到的一個例子很有意思:“一位受訪的律師説他必須要買一輛車來證明他的身份,如果他是穿西裝的話,反而會有點像賣保險的,如果是買一套房,客户也不會到家裏去,所以車對他們來説是最好的象徵和‘符號’。”像這樣的符號作用會不會隨着私家車的普及越來越弱?
**張珺:**其實不會減弱,而是符號作用越來越細化了,相應地,閲讀符號的能力要加強。比如,以前大家買車的選擇少,2003年到2004年,大眾佔了汽車市場的半壁江山,但是現在的款式非常多,要很認真地關注才可以分出來什麼樣的人開什麼樣的車。因此,符號的作用永遠不會消失,只是它會變得更加細化。此外,很多時候還不完全是金錢的問題,而是因為大家在經濟上都相對寬裕了、選擇多了,考慮的因素也會更多。
時代財經:比如還會涉及到審美、品味?
**張珺:**對,就像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在《區分》(Distinction)一書中就講到過關於審美的問題,審美並不是一個完全主觀的問題,其背後會受階級關係的影響。階級關係直接影響到一個人的經濟資本,也影響到他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這三者之間相互作用,才塑造了特定的審美。所以審美不是一個純粹主觀的、個人的偏好,它往往是有跡可循的。
時代財經:汽車作為一個切入口,不斷重構着中產階級的生活,從自由、孝道、育兒、泊車等各方面,但隨着社會的發展,這一重構的作用增強還是減弱了?
**張珺:**我覺得不需要總是用增強還是減弱,更接近現代化還是遠離現代化,這樣的標準去衡量。雖然我的研究持續了十多年,但在一個社會發展和變化的座標尺上,其實也只是很短暫的一瞬,很難這樣單一、量化地去判斷。
可以肯定的是,重構的作用永遠存在。物質生活永遠是人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人與物質之間的關係永遠都是處在不斷重構的過程中。
一個典型的問題是,如果你現在有一筆錢,你會先買房還是先買車?如果還差一點錢,是問銀行借還是問父母借?在這個不斷思考的過程中,其實就是一個家庭關係不斷再生和重構的過程,這樣的重構不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都在發生。
可能對於我寫到的第一代車主來説,這不是一個需要仔細考慮的問題,基本上都是先買房,但是到了下一代可能就有點不同了,也可能是先買車。一方面,年輕人可能更重視個人的流動性和自由;另一方面,更大程度上可能是因為家裏已經有房子了,對住房沒有那麼迫切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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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級的焦慮來源於社會流動性
時代財經:你在文中寫到有中產階級的受訪者認為“夾心層”更適合形容他們的處境,你認同嗎?怎樣看待這樣的處境?
**張珺:**他們口中的這個“夾心”有幾層意思,一是中產階級往往是一個家庭裏中間的那一代,“上有老下有小”,屬於家庭的經濟支柱;第二層含義就是他們認為自己處於“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一種狀態,所以有受訪者認為“中間”就是“中產”的代名詞,即使他們認為自己是中產,也只是認同“中間”這樣的處境。
時代財經:這部分人自己似乎不會説自己是“中產階級”?
**張珺:**對,這一點我在本書的摘要也有提過。去問他們的時候,很多人都不覺得自己是“中產階級”,即使你把薪資的分類區間和他説了,他也不一定會認可自己就是“中產”,甚至會覺得這樣的分類也沒有什麼意義。但反過來,在某種程度上,他也知道自己屬於“中產”,比如在媒體上看到這個詞的時候,他知道這是在講自己這一類人。
時代財經: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矛盾?
**張珺:**這其中有兩個問題。第一,一個詞的定義有一個第三方角度的問題,比如當年社會科學院做這樣的大型調查,去描述中國的社會分層,這是一種第三方角度,可以説是一種“外人的眼光”,但到了“中產階級”本人眼裏就是第一人稱,甚至是第二人稱的角度。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有關中產階級的研究雖然難寫,但又十分有趣,因為其中涉及到很多模糊和不確定的因素。
第二,這其中還涉及到身份認同的問題。所有的身份認同都是要有特定的歷史背景和大的話語環境,讓人覺得能夠和自己聯繫在一起。比如在歐美國家,中產話語相對來説是中性的,或者説歷史上一直都有這樣的話語體系,對他們的“中產”來説,自我認同是沒有問題的。
此外,這樣的身份認同問題也反映出中產本身的特點。在全世界研究文獻裏,中產都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處於一種焦慮狀態,説得直白一點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似乎沒有明顯的制度可以保障人不“往下掉”,中產下滑具有非常現實的可能性,但往上走在現實中又很難。
因此很多時候,中產階級知道自己的身份,但又不是特別願意去承認,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中產階級本身所處的尷尬處境。
時代財經:你在書中寫到,就像有時候開車還沒有地鐵成本低、速度快一樣,中產階級似乎也是“堵在路上”的,這也是對中產階級處境的一種隱喻嗎?
**張珺:**是的。
時代財經:剛才提到了中產一個突出特點是焦慮,他們焦慮的根源來自何處?
**張珺:**這是一種源自於對社會流動性的焦慮。
從歐美國家來看,在過去幾十年,追溯到上世紀60到80年代,新自由經濟改革之後,社會分化更加嚴重,中產階級出現下沉的現象十分普遍。中國的情況又有所不同,首先,中國中產的興起要比歐美國家晚很多,從一定程度上來説我們現在看到的中產階級還處於形成階段;同時,從改革開放以來飛速的經濟增長到近幾年經濟增速的放緩,中國社會一直處於劇烈的發展和變動當中。
像我書中寫到的這一代中產,從改革開放初期到21世紀,他們體會到的是生活越來越富裕、穩定,生活在不斷地向上流動、改善。但到了現在,出現了經濟增長放緩的現象,他們的子女或許不會再有類似向上流動的經歷。
此外,還有對健康的擔憂,疾病很容易就把一個人積蓄的財產消耗殆盡。因此在這個社會保障體系相對來説比較脆弱、社會競爭激烈的背景下,這種焦慮感是可以理解的。
時代財經:你在書中提到,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社會差別系統為個人提供了一種穩定感,這是現在的中產階級沒有體會過的,但是現在的許多年輕人在工作上似乎又越來越求穩了。
**張珺:**在“下崗潮”出現之前,大家都覺得工作是鐵飯碗,這是一種穩定,但也意味着你不能選擇你自己想做的工作,穩定性的制度很大程度上是要以個人選擇為代價的。同時,也意味着,身份的差異也是相對穩定的,能夠看到一系列與身份相聯的制度上的區別。
所以,那時候的身份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制度上的身份,但“中產階級”其實是一個描述社會分層的詞,它雖然也是一種身份,但是一種描述性、分析性的身份,而不是制度上的身份。我把“制度上的身份”和“描述性或分析性的身份”區分開來,不涉及到好與壞的比較和判斷。
現在社會的流動性變得相對比以前更復雜了。一方面,社會流動某種程度上經歷了一個固化的過程;但另一方面,物理空間上的流動更強了,不僅是大家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去尋找工作,還有一些新的就業形式出現,比如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他們更像是一個自僱人士。
至於大家都在事業上求穩,其實也不是一種“迴歸”,我更傾向於把它叫做一種希望經濟(economy of hope)。90年代,我們很熟悉一個詞叫“下海”,很多人辭去最穩定的工作下海經商,那時候從商經商讓大家覺得更有希望。而對於現在的一系列變化,相比之下,更穩定的生活可能更能讓人看到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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