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為什麼會走上修正主義道路？_風聞

1949年之後，蘇聯被定性為修正主義就只是時間問題。

革命教化政體的一大特徵是用理論權威提供政治合法性，也就是用道統來提供法統，這也是為什麼革命教化政體對哲人王有極強的依賴性，且其領導人必須俱備“理論水平”的根本原因，因為你必須先具備“理論水平”才能證明自己具有道統，進而證明自己有法統。

而列寧式先鋒隊體制又高度強調指揮鏈的服從性和管理權限的排他性，因為它實際上是一種準軍事化體制，因此對政出多門是極端排斥和抗拒的。

這就導致革命教化政體中，管理權威必須和理論權威相重合，否則要麼因不具備道統而喪失法統，要麼指揮鏈失靈。

最後的結果就是，列寧式先鋒隊體制天然無法接受管理權威與理論權威的分立，更無法接受管理權威之外的理論權威，所有管理權威都必須試圖論證自己是唯一理論權威以確保指揮鏈的順暢。

這也是唯我獨革和無限可分的主要原因。

這種情況只有一種解法，就是隻保留一個管理權威，其它管理權威必須從屬，依附，服從於這個唯一管理權威，如果這種情況只出現在一個主權實體之內，那麼問題還不算太大，但如果出現在多個主權實體之內，就容易出現因為一個主權實體的管理權威從屬，依附，服從於另一個主權實體的管理權威，而導致這個主權實體從屬，依附，服從與另一個主權實體的問題。

蘇聯的老子黨問題和衞星國問題就是這麼來的。

如果主權實體之間的實力相差過於懸殊，那麼這種情況也還差強人意，畢竟對於小國來説，賣國從來不是問題，賣誰不是賣呢。

可1949年之後最大的問題在於，出現了兩個體量相差並不懸殊的主權實體共享同一套價值觀的情況，這兩個主權實體相互間都是絕對不會從屬，依附，服從於對方的，於是，天上出現了兩個太陽，事情僵住了。

波匈十月事件之後，雙方針對這個問題一度做出調整，蘇聯負責管理權威，中國負責理論權威，雙方分工合作，相互協調，攜手共進，當時赫魯曉夫在蘇共會議上説過這麼一句話“蘇聯就算只剩下一塊麪包，也要掰一半分給中國同志”。

蜜月期就是這麼來的。

然而一個身體裏出現了兩個大腦的造成的結果是，如果兩個大腦出現了分歧，那麼聽誰的呢？

論戰就是這麼來的。

論戰的結果是，其中一個大腦試圖對另一個大腦進行異端絕罰，利用道統優勢奪取法統優勢。

於是，蘇聯只能修了，不修也得修了。

這從來就不是一個理論問題或者對錯問題，而是管理結構的問題，一切理論和觀點上的是非，都是為管理結構主導權的爭奪提供合法性辯護的工具。

説穿了，這就是一個既生瑜何生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