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年代》：論辜鴻銘的精神_風聞

　　《覺醒年代》可是算是一部神劇，連我這種極少追劇人也帶着家人一起看。對於我這種歷史考據狂來説，《覺醒年代》的每位演員，每個事件，每次對話，都可以細細玩味，用洛陽鏟挖出其中的深意。先不説獨秀、大釗、樹人等主角，就連辜鴻銘這樣的配角，他在北大的演講《中國人的精神》，就值得好好説道説道。

　　大家都知道，北大有個怪人叫辜鴻銘，留着條辮子，跟着倆跟班，説話要先抽幾口水煙，回話時要漱一下口，旁邊還要擺一個痰盂。辜鴻銘這輩子，沒誰是他不敢罵的。胡適作為北大最年輕的教授，用英語唸詩，他説：“英國下等人的發音”。以前許多人只知道他是個推崇儒家學説，反對新文化；擁護帝制，反對民主共和；拖辮蓄妾的遺老，看了《覺醒年代》才知道，他曾將儒家經典《論語》、《孟子》、《中庸》、《孝經》等譯成英文、德文，刊行於國外，影響非常巨大。辜鴻銘在世界掌有話語權，國外學術界眼裏，辜鴻銘才是高山仰止的人。當時西方人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當時聽梅蘭芳的戲，最高票價不過一元二角，而聽辜鴻銘的演講，門票則售二元。他一生致力於讓西方人瞭解中國的傳統文化。他深信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是拯救世界的良方。

　　１９２０年英國作家毛姆採訪辜鴻銘。辜鴻銘大聲説：“你們自以為勝我們一籌，理由何在？嚇，還在你們住山洞、褻獸皮的時 候，我們就是個有教養的民族了……我們試圖以智慧而不是武力來統治這個偉大的國家。而一連幾世紀我們是成功的。那麼白種人何以輕視黃種人呢？要不要我來告訴你？因為白人發明了機關槍。那是你們的優勢。我們是不能自衞的民眾，你們可以把我們打入永劫不復的境地。我們的哲學家以為世界可以用法律與秩序的力量來治理，你們打破了這個夢想。這個國家裏有四萬萬世界上最講實際最勤勞的人民，等黃種人也能象白人一樣製造出精良的槍枝，象白人一樣瞄準開火時，你們的優勢還算得了什麼？”

　　在那個年代，所有的主流學者，包括胡適、錢玄同、魯迅、陳獨秀、趙元任等等都認為，中國文字應該拉丁化。魯迅最為偏激認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劉半農認為漢字不滅，則中國新文化不滅。這些人都認為全盤西化，才是中國人的出路。在這一片西化思潮裏，辜鴻銘堅持認為，中國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希望，並且親自向全世界佈道。

　　《覺醒年代》裏，辜鴻銘在北大禮堂講《中國人的精神》。在當今的世界上，每個國家、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

　　比如説美國人，他們純樸、博大，但是他們不深沉；英國人，純樸、深沉，但是不夠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但是沒有純樸。博大、純樸、深沉，這就是辜鴻銘先生眼裏中國人的精神。只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三種優秀的精神特質。

　　正因如此，辜鴻銘説，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温良”——“那種難以言表的温良”。温良，不是温順，更不是懦弱。温良是一種力量，是一種同情和人類智慧的力量。真正的中國人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過着心靈生活的人。

　　辜鴻銘的講演，博得了台下如雷的掌聲。鼓掌的人中，包括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等新派。李大釗這樣評價他：愚以為，中國二千五百餘年文化所鍾出一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於二十世紀之世界。

　　到今天《中國人的精神》仍是西方一些主流大學，漢學系裏最重要的課程之一。

　　中國究竟有沒有自己的精神？應不應該有自己的精神？如果有，應該是怎麼樣的？與西方的又有什麼不同？

　　辜鴻銘學貫中西，在他看來那些留過幾年學的學者們，對西方根本就是一知半解，他明白歐洲文化，一個是基督教文明的延伸，一個是希臘文明的延伸，一個是古羅馬文明的延伸，無論哪一種文明，在辜鴻銘眼裏，都不及中華文明的厚重。

　　辜鴻銘認為，中國的孔孟之道，其“精華”是義與禮，“特別是禮，更為中國文明的精髓”。辜鴻銘比較了中國與歐洲宗教教義之不同：“歐洲宗教要人們‘做一個好人’，中國的宗教則要人們‘做一個識禮的好人’；基督教叫人‘愛人’，孔子則叫人‘愛之以禮’。”他自然而然地聯繫到當時歐洲陷於“一戰”炮火的殘酷現實，指出這場戰爭的道德根源正在於不講禮義而崇信強權。因此，他要把中國人禮義並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給歐洲，以制止這場世界大戰，“把歐洲文明從毀滅中拯救出來”，併為戰後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鑰匙”。用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這正是《中國人的精神》一書所標舉的“春秋大義”之所在。

　　我們可以不必像辜鴻銘那樣留辮子，當然我們更不主張小腳和抽大煙，但不能不承認他所説的“中國人的精神”，是歷史性的存在。通觀古今中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像中華民族那樣，在“德治”基礎上，實現了“四海一家”的大一統局面。古聖先賢的思想傳統，得以不間斷地流傳下來，並指導中國社會達兩千多年之久。

　　中華文化的思想淵源和西方絕然不同，中華文化的關注中心是“王道”，西方文化的中心是“霸道”。何謂“王道”？《尚書》是這部記錄中國先祖政治言行的古老典籍，就是“王道”精神的最好説明。《尚書》首篇《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這是帝堯的明德與政績，也是中國的政治，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簡單説，這種政治就是促人和諧，即“人和”。

　　《尚書》又説：“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民才是天命所在！人民不是西方經典中奴隸，不是神的試驗品，而是目的，君主（甚至神）只是手段。《泰誓》説：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天惠民，惟闢奉天。”《説命》説：“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統治者處於上天與下民之間，而天命又在於孚佑下民，天命實在人民身上，履行天命的優劣要通過人民的贊成和反對來表現，所以周公説：“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酒誥》）所以人民是聰明的，可畏的，所以《皋陶謨》説：“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這種政治理想在中國幾千年古代史中幾乎從來沒有改變過。這種政治理想既世俗又偉大，既平易近人又艱難高遠。《尚書》記載的正是中國的先祖們為這種政治理想而做出的最初努力。

　　中國人發明了火藥，但是卻主要用來製造煙花爆竹，用於喜慶活動，而不是象火藥傳到西方後那樣主要用來製造槍炮，服務於征服和殺戮，以建立起精英階層的絕對優勢地位。鄭和率領規模龐大的船隊進行航海，主要目的在於交流而不是掠奪，沒有沿着西方的殖民開拓道路走下去，在交流的目的達到之後就中止了這種沒有正當效益維持的活動。一次，辜鴻銘到一洋人朋友家中參加飯局，就他一個華人，眾洋人就推他居首座。席間，洋人問辜：“孔子之教有何好處？”辜鴻銘逮到發揮的機會了，説：“大家都不敢坐首位而讓我坐首位，這就是行孔子的禮數。要是今天按孰強孰弱競爭來坐，恐怕今晚這一餐，大家都沒辦法好好吃了。”

　　而西方卻沿着奴隸貿易和鴉片貿易之路，在殖民地征服和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種植園經營中，獲取航海活動得以繼續下去的利益，英國的冶金（製造鐐銬）、釀造（甜酒給非洲酋長交換奴隸）、毛紡、武器和造船業都是在奴隸貿易中興旺起來的，布里斯托爾這樣的城市就是在奴隸貿易中繁榮起來的，直到英國在製造業方面出現領先於世界其他地方的優勢，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英國率先發生工業革命。

　　正當的遠洋商業在一開始是沒有利潤的，有利潤的都是非人性的奴隸貿易、鴉片貿易和海盜行為等等，荷蘭的“海上馬車伕”地位主要就是被英國無節制的海盜行為所斷送的，這樣的局面一直延續了幾百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紀末近代大工業興起後這樣現狀才得以改變。英國女王還曾經和商人合夥投資海盜行動，在一次打劫西班牙的船隊中獲利近五十倍，女王分得的利潤就達２５萬英鎊之多。嗣後女王又把這筆錢投資於黎凡特公司和東印度公司，這些公司的主要獲利業務，在幾百年的長時間內一直是奴隸貿易和鴉片貿易。無論是多麼荒淫無道的中國皇帝，有可能去經營這樣的業務嗎？

　　西方通過奴隸貿易和鴉片貿易完成原始積累之後，開始主要以牟取工業品對農礦產品交換中的“剪刀差”這樣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優勢地位，由於機器的廣泛使用和對自然資源利用規模的急劇擴大，而財富通過剪刀差又主要集中在西方國家，西方國家的富裕和發達開始全面領先世界其餘地區。

　　如果説西方曾經在佔據世界資源多數的基礎上，實現了中產階級在社會中佔多數的話，精英主義制度終於在西方贏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同的話；那麼由於這一條道路將永遠沒有可能在中國變成現實，因為共同富裕在資源制約下沒有可能，中國有沒有把世界其餘地區進行邊緣化改造的意志和力量，所以精英主義制度在中國不可能有任何前景，這種制度認同將永遠不可能在中國人民中產生。

　　近代以來許多中國知識分子認為只有向西方尋找出路，從此就鑽在西方的故紙堆裏不肯出來，五四時期胡適大師就忙於跑添他的美國導師（抱歉我對胡適有點偏見，其實他倒也不是全無長處，至於他善於市恩）。到延安整風時期主席還批評知識分子們“言必稱希臘，死不談中國”。主席自己寫的《《為人民服務》等老三篇，是可以視為共產黨人的《新約》的，“老三篇”是馬列經典中最具終極關懷和宗教意義的篇章。《愚公移山》是根據中國的神話，像是對天真的童子軍進行德育訓導，這也一直是毛體的一個特點。“老三篇”是最簡明的“福音書”，每一箇中國人多少都能背誦其中的名句，《聖經》的地位也不過如此。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艱苦奮鬥，為老百姓出頭，這種俠的精神並不是外來的，其主旨如果追溯其根底，便也要尋到春秋時代的傳統中去。要實現社會整合和社會動員、實現階層協調共同拯救中華民族出水火，就不能不拋棄儒家的精英主義，走墨家的人民路線。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作為五四精神的繼承者，對五四崇洋的否定，對中華傳統思想資源的援用。毛澤東在中華傳統思想資源的指導下實現民族力量的總動員，以應付空前嚴峻的安全形勢和解決空前困難的民生問題。孟子反覆訴求統治階層要“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才能夠達到“仁者無敵”的王道境界，沒有社會整合和整體協調做基礎，社會教化是無法保證效果的。《論持久戰》講人民戰爭最好的註解就是“以天下之所助，攻親戚之所叛”，目的是要達到孫子所説“上下同欲者勝”的境界。《矛盾論》與老子思想的內在淵源，《實踐論》和知行合一的密切關係，主席是領導層中讀中國古書最多的，他的思想資源直接來自先秦。

　　扯遠了，再回到劇情。劇中辜鴻銘和陳獨秀等人雖然主義不同，但反而化敵為友（而胡適不但與陳獨秀各行各路，還不念舊恩，間接害死陳獨秀的愛子），在五四運動中，眾多勢力意圖倒蔡元培，而辜鴻銘一口一個“我老辜絕不做危害蔡公之事”，並且和陳獨秀、李大釗一起與外國人談判，把外國人駁得無懈可擊，在陳獨秀即將離開北大之時，辜鴻銘前來友好送別，這更表明了辜鴻銘是真君子，真正代表了“中國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