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沒玩明白的東西，卻成了中國彎道超車的利器_風聞

關於日本，最近有幾條新聞，挺有意思的：

第一件是：日本至今還是個隨處可以撿錢的地方。

據日本警方透露，去年單在東京，撿到現金交到警察局的失物裏，就有約40億日元現金，相比前一年還多撿了6億日元。

你沒看錯，我們連錢包都不怎麼帶了，日本人一年丟錢還能丟掉39億9652萬4634日元……

另一件是在最近，佔日本總人口約16.9%的關西地區，終於安裝了第一台能用手機掃碼付款的可口可樂自動售貨機。

但仔細研究會發現，這台機器主要是服務外國人的，特別是支持支付寶和微信。大部分的日本人想喝可口可樂，還是習慣最傳統的支付方法：塞硬幣。

就連在日本的中國博主，也會在社交媒體上吐槽：在國內習慣了手機掃一掃二維碼就能付款，在日本生活可離不開現金。

但你或許不知道：二維碼（QR Code）最早是日本發明的，日本也被稱為自動售貨機的國度。         

但為什麼二維碼支付沒在日本誕生和普及？為什麼在自動售貨機上貼個二維碼，就像是日本人的行為盲區一樣，至今也沒有完全走通？         

這中間，是中國與日本截然不同的創新路徑與技術變革取向，所帶來的截然不同的社會發展走向。

從日本到中國

1980年，23歲的原昌宏從大學畢業，進入豐田汽車下屬的電裝（DENSO）株式會社工作。和絕大多數日本人一樣，他將在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工作一輩子。但和絕大多數人不同的是，原昌宏將隨着他接到的一份工作任務而永載史冊。

故事從1992年開始，那一年，在全球電子化浪潮和製造業變革的推動下，日本經濟開始從大規模標準化生產，轉向高混合小批量生產，導致工廠的產品數量和SKU開始急劇上升。

為了精準區分各個產線所需的物料，配件上所需要標註的信息越來越精細繁雜，但一直使用的“條形碼”只能儲存20個日文字符的信息，導致有些配件甚至需要貼上十幾個條形碼，倉儲和產線管理都遇到了很大的挑戰。

原昌宏接到的任務簡單卻艱鉅：幫助提高掃碼效率，減少出錯率，從而提升整個生產體系的效率。

此前十二年，這個35歲的技術工程師一直都在研發“條形碼掃描儀”。剛接到這個任務時，他也是從硬件掃碼的效率出發的，但很快就發現：不管掃碼器怎麼改進，只要碼的形式不改變，效率的提高就很有限。

要解決問題，關鍵在於：與其調整設備，不如調整編碼。

多年後，類似的“軟硬件之爭”，又發生在了支付寶的內部。不同的是，那時已是2010年代，QR二維碼已被證明了其儲存信息的能力，支付寶內部所產生的軟硬件之爭，聚焦在NFC（近場支付）和二維碼支付之間。

**信息的傳遞和儲存是人類社會進步的終極密碼，日本人卻好像從來沒想過，這個儲存信息能力超過條形碼400多倍的小玩意兒還能有別的用法。**1994年QR碼就被原昌宏所研發出來，但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都停留在工廠零部件標識和產品溯源。

直到大洋彼岸的中國人發現了這個寶藏。

2010年，支付寶剛結束了PC時代的支付混戰，正式超越PayPal成為全球電子支付平台的龍頭，移動互聯網的大幕正緩緩拉開，而所有第三方支付產業的參與者，都在圍繞兩件事賽跑：

能實現支付功能的硬件終端；

能讓硬件實現支付功能的軟件工具。

前者的代表是拉卡拉；後者的代表就是支付寶。

拉卡拉沒想明白原昌宏十六年前就想通的事，於是在Pos機的領域一路狂奔了下去；而支付寶內部在探索中逐漸產生分野，有人更傾向於一步到位的“NFC近場通信”，也有人選擇了二維碼。

因為堅信二維碼是更普惠且快捷的工具，時任支付寶無線事業部總經理的徐達（諸寅嘉），帶着一個幾十人的小團隊開始攻關這個項目，在沒有KPI的條件下，團隊的心情更多是“放手一試”。

2011年4月，他們完成了二維碼支付首個demo。徐達在一次內部高管會上做了演示，馬雲看後説：“這個很有意思。”3個月後，支付寶在廣州召開發佈會，在國內首推二維碼支付。支付寶還為此申請了專利，客户端也增加了一款叫“悦享拍”的功能，即現在“掃一掃”的前身。

沒有人知道，三年後，伴隨着2013年“支付寶錢包”App獨立上線，二維碼支付也被大規模商用，10年來，這張移動支付之網，會抵達中國的每一個毛細血管深處，影響着數億人生活的日常。

技術進步的結果，在於人類如何運用

2017年4月29日早上7點，一篇在日本爆火的帖子登上了日本推特的熱搜前十，帖子的標題叫做：“中國人會偷偷嘲笑我們落後嗎？”

這篇帖子的源頭出自日本著名論壇2ch的一篇文章《中國的非現金社會飛速發展已超乎想象》。帖子發佈後不久就爆火，以至於那些天在推特上搜索「中國」，甚至後面會自動補充「キャッシュレス社會（無現金社會）」。

在帖子裏，日本人紛紛感慨短短几年，二維碼就讓中國社會發生了許多變化——再小的街邊攤都可以用移動支付，甚至連寺廟投香火錢、結婚收禮金、路邊乞討的流浪漢，也支持用二維碼付款了…

2014年，一個外國人專門跑到中國拍了一個紀錄片，《中國的無現金社會》。

也是這一年，歐洲專利局將歐洲發明家大獎頒給了原昌宏，但彼時的日本，偏遠地區連信用卡都不能用，大城市雖然有滿街的無人售貨機，卻沒有一台能徹底實現無現金支付，以至於在日本動漫或輕小説裏，都經常把自動售貨機卡幣、卡貨當梗來玩。

在日本這個自動售貨機的國度，卻沒有人想過把二維碼貼到機器上，打通整個移動支付的閉環。究其原因，一是日本社會環境和產業成熟度，壓制了移動支付的生存和推廣空間；二是無論豐田還是原昌宏，都陷入了路徑依賴，在商業上出現了明顯的誤判。

當二維碼被髮明出來的時候，原昌宏和其團隊認為，如果申請專利，二維碼就只能留在豐田體內成為專屬工具。而如果要向外出售，作為新生事物的二維碼賣是賣不出去的，不如賣能夠掃碼的設備。

原昌宏（右一）在2014年德國柏林舉行歐洲發明家獎上

圖片來源：MobiLead

從邏輯上講，豐田和電裝當年對二維碼的態度，更像是工業領域的拉卡拉。但隨着智能手機的普及，隨身可用的攝像頭變得不再稀缺，掃碼設備開始缺乏市場，反而是二維碼作為承載信息的載體變得格外重要。

**而日本乃至其他發達國家的移動支付發展，正是隨着二維碼的使用被中國拉開了差距。**這個過程中，有一個極其重要，但經常被分析者所忽略的隱含條件：相比其他移動支付方式，二維碼極大降低了收款方的接入成本。

拿日本來説，如果今天你去商場或連鎖便利店，可能並不會覺得移動支付水平和國內存在明顯差距。信用卡、AppleCard、NFC等支付方式，會讓你得到與國內相仿的付款體驗。

但對於收款的商家端來説，上述這些收款渠道，每一項都對應着可觀的隱性成本：Pos機、NFC識別設備，信用卡一點都不美麗的費率，以及相應方式的學習成本和時間成本…

讓街邊賣水果蔬菜的大叔大媽拿着“pos機”做生意，拉卡拉嘗試過，失敗了。對於大中型商家和消費者來説，許多成本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對於小商户和個體經營者來説，這些成本就意味着麻煩、虧損，甚至是乾脆無法入場。

這就是為什麼，日本很多出租車司機不願接受移動支付，而是寧願人手一個硬幣盒子，現場找零。他們並不知道，十幾年前，在日本一個車間裏，就曾誕生過一張能讓他們幾乎零成本就跨入移動支付時代的二維碼。

通過這張二維碼，大洋彼岸的支付寶和微信，將商業的門檻降到了以往難以想象的地步，讓小微商户做生意更方便，也讓每個微小的個體能更容易地參與到經濟生產中。

這一切似乎都在驗證《人類簡史》作者赫拉利的那句話：科學推動了技術的進步，但技術進步的結果，取決於人類究竟如何使用自己所掌握的技術。

中外移動支付發展水平真正的差別，正是由此拉開的。

移動支付帶來的社會成本優化

二維碼和自動售貨機的創新，是中國移動支付發展的一個縮影。十多年的時間，移動支付不僅改變了電商購物的消費方式，更是深刻影響了許多實體行業的發展。

出行是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行業，快的和滴滴的角逐則是焦點之戰。

2013年12月，支付寶率先與快的打車合作，推廣移動支付功能；次年1月，滴滴打車與微信支付合作。自此，雙方開啓出行補貼大戰，想盡辦法讓乘客掃二維碼下載自家的打車軟件，並培養使用移動支付的習慣。

這場“打車大戰”直接培養了數億用户的移動支付習慣，以至於一年半後的共享單車大戰，地推往路邊一站，被攔下來的行人都能搶答了：掃二維碼是吧？

此外，移動支付成為物聯網技術成熟所需的最後一塊版圖，也成了電商產業和整個O2O本地生活的基礎支撐技術，並進而影響了最廣泛的社會經濟生活。

可以説，移動支付作為消費互聯網的底層支撐技術，幫助中國量身構建了一套區別於全世界的新的線下消費體系與供應鏈體系。有了移動支付，才讓滴滴這樣的打車軟件的邏輯成立，才讓快遞、外賣和團購的即時性得以實現。

而這些新興的O2O行業，在過去十年裏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同時極大地提高了社會運轉的效率，優化了中國整個社會的成本結構。

算不清楚找零的老人，也可以踏入商業的門檻；視障人士出門不用數硬幣，開個小店也不再擔心碰上假錢；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地區，當地人動動手指就能在支付寶上交電費了。

所有生活的悄然變化，是支付寶和微信兩大國民App下死功夫去推廣移動支付，這極大攤薄了社會的整體支付費率，實現了僅有0.4%到0.5%的支付費率，做到了全球最低的水平。

**反觀國外，支付費率是每年營收的2%到3%，整整是中國市場的4到8倍。**許多商家出海本就主打低價，扣掉這些費用，意味着一整年顆粒無收。很多出海中小商家的折戟原因就在於此。

移動支付在最廣泛層面上的普及，給中國帶來了潤物無聲卻翻天覆地的變化，甚至連劫匪和小偷的生存空間都越來越小了。

2004年，全國共發生搶劫、搶奪和盜竊案件378萬起，多發生在銀行和金融機構附近。10多年後的2017年，一對表兄弟相約到杭州搶劫，搶了三家超市卻只找到1700多元，還不夠來回路費。

哥倆被抓時當場崩潰：“你們杭州人，出門不帶現金嗎？”

結語

過去十年，移動支付給中國社會帶來的變化，是中國互聯網技術發展的縮影。而移動支付在日本和中國的不同境遇，則是觀察中日兩國互聯網及科技創新道路差異的最佳樣本。

日本式創新的動力往往來自於“較真”，拿自動售貨機來説，日本被稱為自動售貨機的國度，自販機遍佈大街小巷，且內容包羅萬象，只有你想不到的，幾乎就沒有人家做不到的。這背後是日本自販機產業多年在產品上的精細打磨和卷生卷死。

二維碼被髮明後的應用，也呈現出這個趨勢：它很快就沉澱到了日本的整個製造工業體系，進而在細節上不斷影響和優化着日本各個與生產有關的行業，比如你幾乎可以在所有食品包裝上，找到一張小小的溯源二維碼。

日本捕鯨公司在日本橫濱開設的自動售貨機

提供鯨魚刺身，鯨魚牛排和鯨魚培根

但較真到一定程度，有時也會成為桎梏。

習慣了使用二維碼做零件和產品標識的日本人，從車間走出來坐車或打車的時候，也曾需要準備很多硬幣，或等待司機慢慢找零，而他們卻沒有想過用那張小小的二維碼，去開闢移動支付這樣的新戰場。

很高的產業成熟度+較真式的細節創新思維，一方面造就了日本獨特的企業競爭力，成就了二戰後日本的高速發展，另一方面也成為了日本在互聯網以及智能化時代落後的原因，移動支付如此，智能手機如此，電動汽車行業也是如此。

而中國式創新，則有着截然不同的內核。

**一是敢想敢做。**移動支付的發展史，就是一部拓荒者彎道超車的歷史，曾經的落後讓我們更有穿越無人區的勇氣，社會也願意給予新生技術寬鬆的成長環境和空間。

二是中國式的創新，總是帶有實用與理想並存的色彩，希望將技術用於最廣大的人羣，落入最煙火的生活。

建國後，中國建成了世界最高的橋、海拔最高的公路、速度最快、穿越最複雜地形的高鐵，以及最高普及度的互聯網商業和每一個普通人都能用上的移動支付。

而所有的中國之網，本質上都只有一個目的：讓中國人過上最好最便捷的生活。

信息高速公路的時代，互聯網技術創新，更應該繼續秉持這樣的理念：給所有人帶來一場商業上的科技平權，用技術普惠的方式，將最普通的中國人帶入到最前沿的技術應用場景之中。

如今，在許多領域，中國已從後來者，逐漸變成了領跑者。而想要繼續領跑，那就永遠不能停止在創新之路奔跑下去的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