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為什麼喜歡爭奪中原_風聞

所謂地中，就是地之中央，四季極為分明，適合農業種植。當“地中”與國家合為一體時，也就形成了“中國”這個初始概念。周禮記載：“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陽陰之所合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問題在於，地中概念極為神奇，古人如何確定地中？鮮為人知的是，古人以夏至影長來確立地中，由於不同時代、不同勢力的測影，導致了“地中”出現變化，於是古人總結出“影差一寸，地差千里”的規律，即“寸影千里”。

甲骨文中的“中”，在豎着的杆子上，有一些飄着的絲條，方向或左或右。鑑於“中”之形象，因此大概有三種含義：

首先是觀測風向，甲骨文中有“立中，亡風”的記載，《國語》記載虞朝虞幕懂得觀測“協風”（春風），因此“中”是一種觀測方向，以掌握季節變化的工具。

其次是王權旗幟，古代最高級別的旗子叫太常，由天子掌握，一般居中而執。王旗所在之處，眾人向其匯聚，即以君王為中心聚眾。

第三是立表測影，古代立表測影是將“表”垂直立在地面，從表的頂端垂下八根繩子，以確定“表”是否垂直，不向東西南北任何一方偏倚，古人將這種狀態稱之為“中”，然後查看“表”（股）所“勾”出的日影長度，以確定季節變化，“中”的豎杆可以作為立表測影的“表”。距今6500年的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考古證實當時已有立表測影。

因此，上古時期的“中”，既是代表王旗，又是代表掌管測算時間（協風與測影），無疑就是權力的象徵之一，沿襲到了商代。

到了堯舜時期，“中”的概念出現變化，衍生出了“地中”的空間概念，此後夏商周沿襲，這時的“中”具有更強烈的政治與宗教色彩。清華簡保訓是周文王臨終之前的遺言，以“舜求地中”與上甲微“追中測影”，告誡姬發遵循“中道”，後來儒家由此形成“中庸”思想。

根據保訓記載，舜“恐，救中”，然後“易立埶詣，測陰陽之物”而“得中”。周易中雲“剛柔交錯，天文也”，所謂剛柔就是陰陽，因此舜是通過天文測量而得到“地中”。

舜得地中之後，夏朝時商人先君上甲微（史記為王亥之子），認為舜當年測的地中不是真的地中，重新勘測之後，將地中定在瞭如今河南登封嵩山。

上古時期，先民認為人王在下，授予人王權力的天帝在上，居住在“天室”，人王必須居於地之中央——地中，才能凸顯政權的合法性，因此才有“舜求地中”與上甲微“追中測影”。

上古先民地理知識有限，那麼如何確定地之中央的“地中”？辦法很簡單，主要就是根據夏至日影長度判斷。不過，對於“地中”標準的夏至日影長度，周代兩本重要文獻記載不一。

周禮記載：“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也就是説，夏至之日正午，日影長度為一尺五寸，此地即為地中。

周髀算經記載：“周髀長八尺， 夏至之日日晷一尺六寸。”與周禮記載不同，周髀算經認為日影一尺六寸之地為地中。

現代考古發現，兩本文獻記載之所以不一，原因在於不同時代、不同勢力測影的結果。

山西臨汾襄汾縣陶寺遺址，公認的堯都平陽（舜都或在此或附近），考古發現木胎漆繪圭尺（與“表”垂直，用於測量日影長度，見下圖），現代學者在該地的夏至日正午實測，印證了周髀算經“日影一尺六寸”的記載。

值得深思的是，陶寺遺址位於北緯35度52分，西水坡遺址位於北緯35°44′50″，兩者基本上處於同一緯度，兩地夏至日影長度大致相同，那麼陶寺遺址與西水坡基本處於同一緯度，這是一種巧合，還是陶寺先民特別選擇的結果？

現代學者做過實驗，河南嵩山一帶測影，基本可以印證周禮“尺有五寸”的説法。

結合保訓記載來看，舜在襄汾一帶測影的結果是“一尺六寸”，上甲微在嵩山測影的結果是“尺有五寸”。襄汾與登封如今相距300多公里、600多里，以周朝認知來看（周朝一里大概是415米），認為兩地相隔千里並不奇怪，如此也就難怪出現“影差一寸，地差千里”的認知了。

隨着不同地區勢力的興衰，地中出現變遷，於是從“一尺六寸”變為“尺有五寸”，周朝認同“尺有五寸”的標準，故而周武王計劃定都洛陽，目的是臨近地中、以及“毋遠天室”。

地中標準從“一尺六寸”變為“尺有五寸”後，嵩山成了地中所在，此後歷代都城基本都圍着它在建，比如商（中前期）周秦漢晉隋唐宋。元朝是都於“大都”，但在登封告成鎮建了一座觀星台，還是傳承了地中文化，後世明清大體如此。

因此，始於上古的地中文化，對中國影響極其深遠，如今國名中的“中”、文化中的“中”等等，都與之息息相關，由此也進一步佐證了中華文明一脈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