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1973年買的永久牌自行車，是在基層商業部門買來的，沒有憑票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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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當時的問題不是工業品價格高

而是商品供應不足。政治課本上對此有一個非常精煉的表述：人民羣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自行車票這個東西，你可以類比為現在北上廣的各種限購政策。

現在很多人對那個時候的票證都存在誤解，原因很簡單，70年代的票證，80年代初的票證，80年代中後期的票證作用其實是不一樣的！

6、70年代，票證的意義在於保證基本供應，可以勉強類比為最低保障（主要是針對城鎮户口），80年代初，隨着改革開放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票證逐漸成為購買“高端”商品的憑據，80年代中後期，隨着國家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工業的發展，商品供給日益豐富，票證迅速走向衰落。

補充一下，不要拿我們現在對某種商品的認知去套7、80年代。就拿自行車來説，在7、80年代，這個東西屬於不折不扣的高檔貨，大城市我不清楚，但在安徽縣城，80年代中期你家能有一輛自行車，其影響絕對不亞於你現在家中買了一輛寶馬。所以現在有很多人説當年的“三轉一響”，其實沒有搞清楚，當年婚嫁中提出“三轉一響”的要求，和現在要求“有車有房”的標準是差不多的。

總的來説都是很贊成的，敍述的也很準確。

唯一“當時的問題不是工業品價格高而是商品供應不足。”這句不能完全贊成。

在當年，城鄉購買商品，特別是高檔商品出現了極大的差異。涉及人民生活的輕工業產品價格偏高，特別是類似於手錶、自行車等這樣的商品。這些價格都在100元以上，按當年收入與現在收入之比差換算，相當於現在2萬元以上(國家統計局，1978年年居民可支配收入與2022年之比為 171元：36883元)，這是驚人的。現在這樣的全自動精緻上海機械錶，2000元左右就能拿下而且質量比當年要好很多。

但是，這些商品在城市、特別是大城市極端搶手供不應求。説明城市、大城市的消費能力比縣城、鄉村要強的多。我家在1973年買的永久牌自行車就是在基層商業部門買來的，沒有憑票。我曾經説過我的一位農村初中教師，70年代初期實在買不起上海牌手錶，不得已買了一塊30元左右的紫金牌手錶。這樣，城市、特大城市憑票供應高檔商品就很正常了。我記得我們這裏的城市購買自行車比較緊張是在70年代初期，但是沒想到據上海地方誌介紹，上海這個城市1961年就開始購買自行車憑票了。

所以，一方面是高檔商品(無非就是三轉一響)價格高，鄉村縣城基層由於經濟狀況消費慾望低，供應相對較緩；另一方面城市經濟條件較好消費慾望高，數量不足，供應十分困難。對於自行車還有一個特殊情況，就是我們國家地形地勢差異較大，北方平原地區騎自行車歷史悠久，城鄉自行車都很搶手算是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