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對美元貶值是否仍有利於擴大商品出口並降低失業率？_風聞

按照以往主流經濟學的邏輯和經驗，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宏觀上將有助於工業製造業商品出口到美西方國家市場，主要表現為我們國家貨物進出口對美西方國家市場繼續維持較大的貿易順差，同時也有利於改善我國的就業。

但是時至今日，這一經濟學邏輯還必然會成為我們國家未來的經濟和就業現實麼？即，目前人民幣對美元若出現持續貶值的現象，是否真正有助於進一步擴大我國工業製造業商品出口的規模並有利於我們國家城鄉居民就業狀況的改善？從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以往的經驗看，不一定。

就像傳統的經濟理論既沒有預測到，也無法解釋在1974-1989年間的出現在美西方國家的一些經濟現象一樣。

在這段時期一開始，美國總統卡特（1977-1980）將美元貶值，企圖以此來擴大美國商品的出口，創造就業機會 —— 當時美國的失業率已經很高且尚在攀升，美元兑日元的匯率從1:250迅速壓低到了1:180，成功地引發了創紀錄的出口增長，但失業率並沒有因此下降。出口激增，失業率卻仍然持續上揚，這是任何一個經濟學家都沒有預測到，而且也無法解釋的。經濟學家更加無法解釋的一個現象是，在這段期間，快速上升的失業率通常來説應該會引起物價下跌，可是這段時期的通貨膨脹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極為嚴重。

里根上台後（1981-1988）開始大幅度調高利率，企圖遏制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很快就被遏制住了，美元對日元匯率推升到了1:250，美元對日元快速升值。根據任何經濟理論，在此種情形下有利進口不利出口，美國的失業率應該相當可觀，可是事實是：在里根任總統期間，美國的失業率卻跌到14年來的最低點。在里根1989年1月卸任後，美國很多行業存在過度就業和嚴重的勞動力短缺的現象。

就像1980年代上半期，美元曾經一度被嚴重高估。包括美國在內的整個美西方國家“認識到”：這樣的局面如果持續下去，其實是對整個美西方國家（包括日本）的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將極其不利，此時的美國製造業似乎要崩盤。1985年秋天，里根突然改變政策方向，他開始放出讓美元貶值的風聲。其經濟顧問只不過是想“小幅糾正”“幣值高估的美元”而已，但沒想到的是之後美元兑日元卻一路大跌，匯率在短短六個月之後就由目標預期的 1：250到1:220之間，跌到了 1:125。

美元對日元匯率在1985年秋天下滑以後，接下來的發展趨勢，也與每個人所預測的大不相同。

當時的美元呈現出直線下滑的態勢，在15個月內對日元貶值了接近50%，可是，通常會隨着匯率變動而調整的國際原材料價格這次卻毫無反應。不僅如此，它們以美元計算的價格反而繼續下降。結果，美國的物價和工資水平並沒有上漲，而美國的生活費用則保持穩定甚至小幅的下降。這意味着，對美國人以外的所有人而言，糧食和原材料成本都大幅下跌。

根據現有的經濟理論和以往的經驗，一個國家的貨幣如果大幅貶值，這個國家的貨物商品出口必定大增，貨物進口則大降。然而，1985年之後美元急速貶值伴隨的現象卻是美國的商品出口確實增加而且是大幅度增加了—— 儘管這是在美元貶值一年半之後才發生的，可是與此同時出現的是，美國的工業產品進口卻也在持續增加，而沒有相應地減少。

同樣一反常態的是，整個世界經濟體系的貨幣和投資流動的反應。美國是世界金融史上第一個以本國貨幣積欠外債的主要債務國，美國對當時的日本和德國這兩個主要的債權國家的貨幣貶值50%，將意味着這兩個國家的美元外匯儲備的價值減半，可是，這兩個國家和其他美國債權國卻繼續把資金投入到美國，繼續購買美國政府公債，來彌補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

自從1970年代初期以來，世界範圍內的經濟現象和經濟理論已經日益分道揚鑣。

美國經驗的第一個教訓是：從世界經濟的範圍看，原材料經濟體系和工業經濟體系已經“分離”了。對發達市場經濟體而言，原材料經濟體系已經變得微不足道。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世界原材料市場已歷經10年的嚴重衰退，而這期間的工業經濟卻在蓬勃發展。

現代經濟的原材料密集程度相對於前工業化時期已經越來越低。像汽車這樣的代表性工業產品，在20世紀20年代其生產成本有60%是用於原料和能源。到了20世紀80年代，對半導體這樣的代表性工業產品來説，原材料和能源成本佔總成本的比例還不足2%。光纖替代銅質電纜，前者的原料和能源成本相對於後者的80%，只佔到了總成本的10%。現如今，幾乎各行各業都要用到的最能能源—— “信息”，根本就不含有原料和能源，它完全屬於“知識密集”型產品。（如今這種現象在我們中國也已經成為越來越明顯的經濟現實）。

如今的工業製造業也日益與勞動分離。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工業生產持續增長，可是美國工廠僱傭的工人數量卻逐年下降。到了1988年，生產等量產品所使用的藍領工人的工時，還不到1973年的2/5。（如今這種現象在我們中國也已經成為越來越明顯的經濟現實）。

**企業已經從多國性轉變為跨國性。一家企業的母公司只是一個“據點”—— 即一個總部和通信中心。對跨國企業而言，重要的是它的目標市場所在地，即至於哪一個國傢俱有國際競爭優勢對它而言已經不再重要。**跨國企業也無法再把自己的領先地位視為理所當然。在任何一個產業上，都不再有“超級強權”，有的只是可以滿足市場發展和擴張的競爭者。

土地、勞動力和資金，這些傳統的“生產要素”已經不再能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競爭力或競爭優勢。勞務在世界經濟中已變得與商品一樣重要。投資已變得和貿易同等重要，世界經濟範圍內的經濟整合日益依靠投資而不只是貿易。投資已經取代貿易，成為世界經濟的動力。可是各國對待投資（尤其是投資海外）的態度，遠不如他們對待貿易的態度，往往隨意且具有政治性。

過去，投資總是跟隨貿易活動，現在則是貿易活動跟隨投資。靠近“市場”和對市場有“感覺”，已經成為企業生意成功，進而國家實力增強的決定性因素。

換句話説，需要在客觀真實的市場中進行投資，如今的“銷售”，變成了在客觀真實存在的市場中進行投資的“回報”，如果投資不能維持下去，就不會再有銷售。同樣，如果市場改變或成長了，而投資仍然維持原先的老樣子，也不會再有銷售，即經濟真實的增長以及就業狀況逐步地改善。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1980年代中後期美元對日元和德國馬克貶值幾乎達到一半時，日本企業和德國企業仍然沒有像傳統的經濟理論所“揭示”的那樣，抬高它們在美國市場銷售的產品的價格；這還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歐洲國家的貨幣未對日元貶值時，日本企業仍然不計成本在歐洲投資設廠，而美國企業寧可不要匯兑利得，轉而還將他們海外子公司的盈利利用在擴大投資上 —— 這些企業，無一不在追求在全球市場最大的市場佔有率。

美國經驗也顯示，北美、西歐和日本與韓國即使還算不上同一個市場，但是他們卻已經幾乎組成了同一個經濟體系，一個想要進入這一經濟體系中的某一地區的任何一家企業，都必須面對來自其他兩個地區的潛在的競爭者的挑戰和壓力。

美國經驗的最後一個重要的教訓是：跨國經濟是由資金流動塑造和驅動的。這些世界經濟範圍內的資金流動本身有一股不一定符合傳統“經濟理性”的動力。

現在想想，究竟是什麼因素促使美元在1985年貶值並非是重要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麼因素使美元匯率在此之前被高估了那麼久？

自從尼克松在1971年讓美元匯率“浮動”以後，美元匯率照理應該隨着美國貿易平衡賬的起伏而調整。美國的貿易赤字在1982年之後急速竄升，且很快刷新歷史記錄，可是美元匯率卻在“高得不切實際”的價位上盤旋了許久，之後美元貶值時，卻又跌到以相對成本和生產力而言都“低得不切實際”的水平。

唯一能夠解釋得通的“理論”是，現在主宰跨國經濟的是由資金和信用組成的“符號經濟”，商品（尤其是貨物商品）和勞務所組成的所謂“實體”經濟已經不再主宰跨國經濟。跨國經濟中的金融交易有90%以上並不具有經濟學家所謂的經濟功能，這些交易純粹只具有金融功能。這些資金流動當然有它們存在的理由。可是這些理由主要是國際政治性的：像對各國利率政策和匯率政策、税收、政府赤字、政府借貸的預期，或者政治風險評估等等。

事實上，貨幣匯率變動已不可避免地成為了企業經營的經常性成本。

總之，美國以往的經驗顯示，世界經濟範圍內真正控制實體經濟走向以及格局的，主要是符號經濟。這種現象的一個含義是，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在一個秉持對外開放的國家市場經濟體，每個企業都必須有能力管理自己所面臨的匯率風險。即使一家企業的業務純粹是國內性的，企業的經營管理者也必須瞭解貨幣匯率對企業經營的影響，以及由此帶來的對於企業經營真實水平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