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大膽設想: 為什麼中國式現代化一定不是“分配型社會主義”?｜文化縱橫_風聞

姚中秋

中國人民大學

【導讀】20世紀80年代，全球社會主義遭遇“發展”危機，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更體現這一危機的嚴重性與深刻性。受此衝擊，西歐社會民主黨的“民主社會主義”受到一些人的認同。然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出了一條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道路。如何從理論上闡明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歷史基礎、運作機理及普遍意義，成為“21世紀社會主義”的重要課題。

本文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姚中秋基於世界歷史比較視野，將以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西歐道路定義為**“分配型社會主義”，而將中國代表的發展模式定義為“發展型社會主義”**。他認為發展型社會主義之要旨，是先鋒隊政黨基於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生產力的決定作用理論，把社會主義作為發展機制，推動以工業化為中心的國家全面發展。這意味着需要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

作者認為，相比於分配型社會主義，發展型社會主義更好地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相比於蘇聯模式，中國對發展型社會主義的發展在於，摸索出駕馭世界經濟體系之道，在構建國家發展自主權的基礎上，推動世界貿易和分工體系的重建。同時，發展型社會主義的本質內容是政黨中心主義工業化，先鋒隊政黨充分運用其高度自主而又高度組織化的領導權，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放在首要位置，全力推進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發展，從而探索出一條現代化的新道路。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4期，原題為《發展型社會主義：中國式現代化與世界社會主義的方向**》**。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參考。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通過社會主義制度，在一個貧窮落後的超大規模國家完成工業化，全面推動現代化，這是人類歷史上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一。那麼如何從理論上定性這個以發展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國家形態？

有學者從發展角度着眼，用“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描述中國。這一概念曾被西方學者用來描述“二戰”後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經濟體，它們都有良好發展績效，且其發展機制、文化資源與中國頗為相近。但兩者的區別仍是根本而明顯的：東亞發展型國家均為資本主義體制，中國卻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本文擬採用英國左翼學者薩松創造的**“發展型社會主義”**（developmental socialism），它同時涵括了發展和社會主義兩個維度。

發展型社會主義“可被描述為一種關於現代化或發展的意識形態。儘管它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但其實際任務包括要建設工業化的社會……到目前為止，發展型社會主義的最成功的例外（一些人認為是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國。”尤有價值的是，薩松是在世界社會主義比較的視野中提出這一概念的：與蘇、中不同，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致力於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框架內改善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羣體現有的生存條件”。對於後者，本文將之定名為**“分配型社會主義”**（distributional socialism）。

本文擬基於隱含在列寧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理論中的現代世界政治體系理論，在比較視野中論述這兩種社會主義形態的分化，重點論述**由蘇聯始創、中國予以完善的發展型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運作機理與普遍意義。**本文認為，發展型社會主義之要旨是，先鋒隊政黨基於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生產力的決定作用理論，把社會主義作為發展機制，推動以工業化為中心的國家全面發展。相比於分配型社會主義，發展型社會主義更好地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即通過解放和持續發展生產力，趨向於社會的全面進步與人的全面發展；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開闢了世界社會主義前進的光明大道。

**▍**分配型社會主義的寄生性

1830年前後，英國在全世界最早初步完成工業化。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工業化全面改造社會的偉大力量及其日益尖鋭的內在矛盾，據此設想現代歷史演進之邏輯：大工業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制的矛盾日益激烈，最終突破後者的束縛，走向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嚴格説來是共產主義）將首先出現在工業最發達、資本主義最成熟的國家，比如英國或美國，工業化生產力由此得到解放，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將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然而，歷史並未如此演進。首先，現代資本主義大工業最為發達的英國的工人階級，明顯缺乏革命性。恩格斯早在1858年就注意到英國工人階級的貴族化現象：“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對一個剝削全世界的民族來説，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道理的。”1882年，恩格斯又論及英國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化：“這裏沒有工人政黨，只有保守派和自由主義激進派，工人十分安然地分享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和英國的殖民地壟斷權”，已經看到民族、國家之間的支配將極大地改變國家內部的階級關係。

到20世紀初，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化的現象在西歐更為普遍，列寧觀察到：“19世紀的最後30多年，是向帝國主義新時代過渡的時期，這時享有壟斷的已經不是一國的金融資本，而是為數很少的幾個大國的金融資本……每一個帝國主義‘大’國都能夠而且正在收買人數較少的（與1848~1868年間英國的情況相比較）‘工人貴族’階層……現在‘資產階級工人政黨’在所有帝國主義國家裏都成了不可避免的和典型的現象……”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列寧深入思考帝國主義現象，把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予以世界化、民族化，明確指出：“帝國主義時代基本的、最本質的和必然的現象：民族分為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歐美列強以工業化賦予的軍事和經濟優勢，構造了一個覆蓋全世界的全方位支配體系，自身居於中心支配位置；歐洲東部位於中間地帶，主要在經濟上被西方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地位於邊緣地帶，遭到全面的政治控制、經濟剝削和意識形態滲透。

這樣，從19世紀中期以來，所有國家的政治都是世界性的，世界是體系化的，體系是高度不平等的；而體系的支配力量是巨大的，超出國家內部因素，極大地決定內部政治的態勢。列寧據此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完全有可能在資本主義經濟落後的俄國率先爆發。

我們認為，世界體系方法是研究19世紀中期以來政治的“元方法”，社會主義形態在世界範圍內的分野正是世界體系的政治經濟邏輯所決定的。西歐國家完成工業化之後，產出剩餘有所增加；其國家隨之帝國主義化，又可憑藉暴力或技術、產業優勢獲取世界規模的利潤，輸入國內進行再分配。

由此，工人階級的收入有所增加，相當一部分轉化為所謂“中產階級”；資產階級國家也有能力提供一些福利，乃逐漸開放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政治參與，此即“民主化”****。這些經濟政治變化推動社會民主黨“修正主義化”，放棄以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革命的初衷，轉而認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資產階級國家建制，作為工人階級的代表參加競選，在議會政治平台上要求政府進行二次分配，以增進工人的經濟社會福利，這就是分配型社會主義。

分配型社會主義屬於列寧所分析的**“帝國主義寄生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依附於資產階級國家，尤其是依附於帝國主義，因為用於再分配的利益來自其國家在世界範圍的剝削和壟斷“橫財”。由此可以理解如下事實：西歐社會民主黨建立分配型社會主義制度之時，日趨明確地支持國家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政策；至“一戰”時則普遍轉向“沙文主義”，即狂熱民族主義，支持本國政府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列寧對此有過嚴厲批判，並與第二國際決裂。

不過平心而論，分配型社會主義確實把一部分社會主義因素嵌入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和資產階級國家建制中，形成北歐的福利國家模式、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等多種混合經濟模式。反過來，由於吸納了內部最為強大的反抗性力量，資本主義制度與其相應的國家結構反而穩定下來。

循此繼續發展，“二戰”以後，**西歐社會民主黨進一步偏離社會主義，公開放棄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合流。**薩松曾指出其原因所在：“非共產主義左翼面臨的基本矛盾之一，在於它不能在社會主義的東方與資本主義的西方之間保持中立。它不能不譴責極權主義的東方，在那裏能夠發現唯一現存的社會主義形勢；它不得不支持自由主義的西方，那裏的資本主義取得了勝利……消滅了資本主義，就沒有民主社會主義。”

近些年來，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及其他左翼政黨又狂熱追隨美國，以人權、環保之類名義攻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究其實質，也是為了維護本國和西方資本的世界壟斷地位。

因此，西歐分配型社會主義陷入嚴重的道德、政治自相矛盾之中：它確實以社會主義的名義增進了本國的社會公平，卻以依託資本主義世界性剝削或壟斷為基礎。這意味着，這種社會主義是沒有普遍意義的。

就在西歐社會民主黨開始修正主義化、建立分配型社會主義之時，列寧基於俄國現實與俄國黨所面臨的艱鉅任務，超越西歐社會民主黨模式及其鬥爭形態，建立工人階級先鋒隊政黨，抓住機會發動暴力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之後，斯大林又以社會主義制度全力推進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發展，形成了發展型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式社會主義即由此發展而來。

這就形成了世界馬克思主義政黨與社會主義的兩大類型分野，經過長期激烈的爭論、鬥爭，二者最終決裂。誰是誰非？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蘇聯、中國一度遭遇發展困境，否定發展型社會主義之風甚盛；國內不少人也積極認同西歐社會民主黨的“民主社會主義”，主張“退回新民主主義”，“補上”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環節。今天，中國共產黨通過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讓我們可以更為公正地評價蘇聯模式之得失。

**▍**社會主義作為發展機制：構建國家發展自主權

在發展型社會主義模式中，社會主義不是立基於工業化大生產的經濟社會形態，而是發展工業化大生產體系的機制。社會主義作為發展機制至少體現在兩個維度上：首先，構建國家發展自主權；其次，進行高效的組織動員。掌握和運用這兩個機制的能動主體則是由布爾什維克發展而來的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在世界政黨譜系中屬於先進性-發展型政黨——與之相較，西歐社會民主黨和自由主義政黨則是代表性-分利型政黨。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歷史相比於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時代最大的變化，就是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普遍轉變為帝國主義，競相瓜分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矛盾重重，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也日益加劇。列寧在此發現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在經濟落後的俄國率先建立了第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國家。但列寧、斯大林深知，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缺乏必要的經濟基礎，返身以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工業化，最終取得成功。

人們可以説，這一成功帶有一定偶然性；但是，當中國再度以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了工業化、現代化時，我們就不能不説：通過社會主義實現工業化，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首要的必然性就在於，通過社會主義可以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脱鈎，從而構建國家發展自主權。

英國初步完成工業化後立刻開始進行帝國主義征服，擴張資本主義世界剝削體系，同時形成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經濟自由主義主張市場開放、自由貿易，服務於資本主義擴張需求；政治自由主義通常以“文明教化”名義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支配辯護。這一意識形態通過各種世界性機制廣泛傳播，19世紀中期遭遇失敗的俄國和中國深受其影響，據以進行的政治、經濟改革，基本上是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性質的。兩國的現代經濟確有一定發展，但也經歷了去結構化和外圍化，偏入“外圍資本主義”歧途。

可見，位於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世界體系半邊緣、邊緣地帶的國家，很難通過資本主義道路實現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發展；而實現生產力的這一革命性突破，乃是救亡圖存、實現富強的關鍵。**出路只有一條：**以強大的政治邏輯超越資本主義的經濟邏輯，即以政治手段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脱鈎”，以構建國家發展自主性。蘇、中兩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就發揮了這樣的戰略性作用。

西方學界所討論的“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嚴格説來只是政府自主性，意謂在國家內部，相對於多元社會力量尤其是佔優勢的社會力量，官僚制政府擁有政治上的自主性。但在現代世界政治體系形成之後，非中心國家受到體系的全面支配；體系化力量還深入國家內部，構建依附性的經濟、社會、文化甚至政治性組織，服務於中心國家利益，經常對抗政府、損害國家利益。

在這裏，國家自主性首先是對外的，針對體系支配性力量擁有自主性，這是嚴格意義上的“國家自主性”，由此自主性才有可能維持對內的自主性。發展自主權是這種國家自主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意謂一個國家有能力抵禦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外圍化機制，實現自我中心型發展，主要是堅定地推進工業化。

德國、美國作為後發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曾面臨英法等先發國家的外圍化壓力。作為回應，李斯特發展出後發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抵制英國主導的自由主義經濟學，主張實行貿易保護制度，推動本國“幼稚工業”發展。美國南方奴隸制莊園經濟卻高度依附於英國棉紡織業，希望推進自主工業化的北方工商業資產階級乃通過戰爭摧毀南方體制，進而實施貿易保護政策。德國、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是一種半脱鈎策略，由此構建了工業化的自主權。

布爾什維克建立政權之後，退出帝國主義戰爭，也就退出了帝國主義體系；又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也就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基本脱鈎；帝國主義又對其進行圍剿，切斷大部分貿易往來。這樣，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實現了近乎全面的脱鈎，這在現代世界歷史上還是第一次。蘇聯經濟確實因此陷入巨大困境，但也得到了巨大政治收益——構建了完整的國家發展自主權，由此得以自主地籌劃國家發展，最終通過社會主義實現了工業化。

蘇聯的脱鈎是一個“非意圖後果”，中國共產黨則在建國之時高度自覺地實施脱鈎戰略。中共“二大”就全面接受了列寧的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理論，定性中國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並斷定中國已喪失經濟主權，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不可能實現自主發展。這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處境的基本判斷，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國的發展困境證明了其正確性。**當革命即將勝利之時，**毛澤東再度明確指出，中國的現代化固然需要國際援助，卻不能依靠西方資本主義。

中國共產黨做出“一邊倒”戰略決策，與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脱鈎，進入蘇聯主導的社會主義世界體系。脱鈎大震盪打破了國內的依附性價值和結構，構建了國家發展自主權；**即便進入另一世界體系，也能自主利用世界性資源，推動自我中心型工業化。**結果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所説，通過前三十年努力，中國逐漸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這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蘇聯、中國的經驗證明，通過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進行全面脱鈎、構建國家發展自主權，有助於實現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發展。當然，進行脱鈎在政治上是高難度的事情，因為這會帶來全社會巨大震盪，尤其是損害那些看似現代但又依附於中心地帶的行業、地區、精英的利益，其阻撓、反抗的力量是極為強大的。

但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擁有克服這些阻撓、反抗的機制：作為先鋒隊政黨，其權威來自自身的先進性而非具體代表某個階級的利益，因而擁有高度政治自主性，從而能夠基於自己的政治綱領和對國家根本、長遠利益的獨立判斷，做出戰略決策並堅定實施。

我們要補充指出的是，脱鈎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旨在構建發展自主權；而構建發展自主權不是為了自成一統，而是為了更好地駕馭世界市場。馬克思主義把世界市場的形成和運轉視為通往人類全面解放的重要條件；蘇聯、中國作為後發者，其工業化、現代化所需技術、設備、原材料以及資本、市場，主要分佈在資本主義世界。基於這兩個理由，對外開放是社會主義工業化內在邏輯所決定之基本國策。

問題在於，西方自由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採取封鎖戰略。因此，社會主義國家採取各種措施，衝破封鎖：嘗試組建自己的世界分工體系，即蘇聯主導的“經互會”；密切關注世界格局變化，抓住機會，進入或利用世界市場：**蘇聯抓住1929年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機會，大量吸引美國、德國技術、設備和資本，中國則抓住了70年代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機會，緩和中美關係，並日益深入地進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分工網絡。**當然，中國的開放程度遠遠超過蘇聯。

但是，開放就會面臨外圍化危險，西方國家也總是高度自覺地利用經濟交往機會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和政治顛覆。基於這種局面，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有管理的開放”政策，並在各領域進行鬥爭，維護自主權，最終領航中國進入世界市場的深海，摸索出駕馭世界經濟體系之道，並已反客為主，開始構建一個以我為中心的世界性貿易、分工體系。

這是發展型社會主義的重大發展，也是發展型社會主義走向成熟的重要環節。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上的一大貢獻就在於創造了世界市場，這是人類走向普遍解放的重要一步。然而，資本主義的壟斷邏輯又驅使西方國家使用暴力，將世界市場等級化，且經常人為割裂市場，比如進行技術封鎖、貿易禁運等。

發展型社會主義的世界歷史意義在於**，逐漸衝擊、瓦解這個支配性體系：第一步**，通過脱鈎，瓦解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局部，構建自身的發展自主權；第二步，尋機進入這個體系，自主地利用體系資源，實現自身發展；第三步，擴張自身交往網絡，擠壓不平等的資本主義體系，逐漸打破少數國家的支配權、壟斷權。由此，發展型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這是新時代國際主義的根本任務。

**▍**社會主義作為發展機制：政黨中心主義工業化

社會主義是具有高度理論和政治自覺的事業。西歐社會民主黨塑造了分配型社會主義，列寧創建的先鋒隊政黨則創造了發展型社會主義，其本質內容是政黨中心主義工業化：先鋒隊政黨基於歷史唯物主義，充分運用其高度自主而又高度組織化的領導權，全力推進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發展。

20世紀初，俄國工業化水平遠遠落後於西歐，工人階級力量弱小而缺乏政治意識，而沙皇統治極為專制。列寧認為：“歷史現在向我們提出的當前任務，是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的一切當前任務都更革命的任務。”這就**必須超越西歐社會民主黨模式，建立工人階級先鋒隊政黨，僅吸納先進分子，強調組織性、紀律性和集中統一。**對此，包括盧森堡在內的西歐社會民主黨多有批評。

但事實證明，先鋒隊政黨契合俄國的歷史需要：布爾什維克抓住沙俄在“一戰”中失敗的機會奪取政權；斯大林運用黨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全力推進工業化，最終在很短時間取得成功。中國共產黨在更為惡劣的條件下領導組織以工業化為中心的國家發展，同樣取得成功。兩國實現工業化的力量和機制內在於先鋒隊政黨與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性之中。

首先是基於歷史唯物主義的堅定工業化意志（will to industrialization）。後發國家的發展意志（will to develop）通常基於“國家理由”，即民族危機激發的國家趕超意識。先鋒隊政黨也有這種理由，又增添了意識形態理由：歷史唯物主義把大工業生產方式確定為社會主義的前提和基礎，能不能實現工業化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最大的政治問題，關乎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制度的正當性。

人所周知的一句列寧名言就表明了這層意思：“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只有當國家實現了電氣化，為工業、農業和運輸業打下了現代大工業的技術基礎的時候，我們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同樣是意識形態理由讓中國共產黨即便在邊遠農村進行武裝鬥爭、黨員以農民為主時，仍“排除了黨成為‘一個農民黨’的可能，並且使它執着於——無論什麼樣的——工業化強國的理想”。在1949年初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確定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發展方向，並將其寫入《共同綱領》，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之奮鬥目標。這種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發展意志形成於社會主義的理論規定與本國經濟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在革命勝利之後就進入了一個“過渡時期”，其間的根本任務是工業化。

其次，在世界體系中保持自主性的政治意志強化了發展意志，**塑造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模式。**革命勝利之後，蘇俄退出並公開反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世界體系，招致後者全面圍困——這是後來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處境，因此不能不把維護政治生存和國家獨立放在優先議程上，積極謀求推進工業化，以建立軍事防禦能力。

斯大林正是這樣論述工業化之必要性和戰略意義的：“工業化的中心，工業化的基礎，就是發展重工業（燃料、金屬等等），歸根到底，就是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發展本國的機器製造業。工業化的任務不僅要增加我國整個國民經濟中工業的比重，而且要在這種發展中保證受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我國在經濟上的獨立，使我國不致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屬品。” 

中國共產黨更進一步追求雙重自主性。毛主席説：“對於社會主義國家，我們能不能有依賴心理呢？比如由蘇聯搞重工業、國防工業，我們搞輕工業，這樣行不行呢？我看不行。我國是一個近六億人口的大國，地下資源很豐富，如果不努力建設自己的工業，特別是建設重工業，那就不能立足於世界。”中國既要自主於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還要自主於蘇聯，當然要採取重工業優先的工業化戰略。

蘇聯、中國的重工業優先戰略是有其歷史合理性的。現代工業超越於傳統手工業之處正在於重工業，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國家捲入資本主義世界分工體系，常被鎖定在初級產品或消費品生產環節，這是其依附性的根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明瞭重工業對現代工業的決定性意義，幫助先鋒隊政黨認清了工業化的關鍵環節。

對後發者來説，集中力量優先發展重工業，難度確實很大，但藉助先鋒隊政黨的組織動員能力，蘇聯、中國做到了，從而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包圍中保持了國家的獨立，自主地推進其他領域的現代化。蘇聯的錯誤僅在於未能與時俱進，及時調整產業結構；中國則汲取了蘇聯的教訓，最終全面實現了工業化和現代化。

當然，蘇聯、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工業化，也有進行世界範圍內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競爭的原因。馬克思主義是反對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布爾什維克、中國共產黨從取得政權時起就與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相對立，兩者在世界範圍內展開全面競爭。蘇聯、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工業化、實現現代化，旨在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這又可以建立和強化人民對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認同。

上述多重理由疊加，蘇、中兩個先鋒隊政黨具有堅定的發展意志——尤其重視工業化；因而在奪取政權之後，立刻運用其全面領導權推進工業化。首要的問題是：如何進行資本的原始積累？

斯大林對此有過深入思考：“英國的工業化是靠數十年數百年掠奪殖民地……德國19世紀70年代對法戰爭的勝利而加速了自己的工業化……這兩種方法對我們都是行不通的，因為我們是蘇維埃國家，因為對殖民地的掠奪和以掠奪為目的的軍事侵略都是和蘇維埃政權性質不相容的。俄國，舊的俄國，在受奴役的條件下出讓經營權，在受奴役的條件下獲得借款，它竭力用這種方法逐步爬上工業化的道路……還有第四條工業化的道路，靠本國節約來發展工業的道路，即社會主義積累的道路。”

外有世界體系的約束，內有社會主義的道德規範，蘇聯、中國只能選擇內部積累模式。當然，兩國也都曾抓住機會利用外部資本，但內部積累始終是根本。

選擇內部積累模式，驅動蘇聯、中國共產黨形成了獨特的“工業化政治”：黨在完成政治革命、建立政權之後繼續進行“社會革命”，包括土地革命、農村集體化、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等；進行全民政治教育，進行“思想改造”——這固然是為了實現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社會全面進步與人的全面發展，但也是為了解放生產力，進行全面動員，以推進內部積累式工業化：“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

阿倫特等西方學者對社會革命多有批評，因為生產力發展這個對於後發國家來説最為根本的問題從未進入其考察範圍，僅在形而上學的解放與自由、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之類概念中打轉。

經過社會革命，先鋒隊政黨的領導權對國家各領域做到了全面覆蓋、深入穿透，構建出一套以政黨為中心的國家發展機制，包括髮展取向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權力體系、產權體制、社會組織體系、教育體系等，它們共同構成了發展型社會主義制度，其宗旨就是現行憲法序言所説：“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從外觀上看，它是高度集權的，學界在“斯大林模式”“全能主義”等名目下對其進行了大量批判性研究；基於自由主義價值觀，西方學界對此普遍加以否定。然而，歷史是終極裁判者。蘇聯模式固然失敗了，中國卻持續完善發展型社會主義，以之取得了工業化、現代化的成功。

最大的完善體現在吸納市場經濟，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共產黨接納市場經濟，固然是因為中國有深厚的市場經濟傳統，“資本主義尾巴”就是其殘餘；但也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領悟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真諦，日益清晰地認識到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從而擺脱了制度教條主義，發現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發展機制的功用而予以吸納。

馬克思、恩格斯設想過經濟的全面社會化（即國有化），但這需以大工業生產的全面高度發達為前提。問題是，**一個社會只要還沒有發展到“按需分配”的程度，就必然存在私人財產，也就必然存在市場交換。**因此，社會主義時期必然存在市場經濟，更不要説社會主義國家處在世界市場的汪洋大海中。

**▍**發展型社會主義的世界歷史意義

世界政治經濟的演變有明顯週期性：“二戰”結束後，蘇聯、中國共同塑造了一個社會主義時代；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崩潰，帶來了一個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我們是否可以設想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將帶動一個發展型社會主義時代？完全有這種可能。

我們的理由是，現代世界形成和演變的底層驅動力量是工業化：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後，英國社會各領域才發生根本變化，形成所謂現代社會；同時憑藉其技術、軍事、產業優勢，英國構建了逐漸覆蓋全球的現代世界體系。其他民族、國家感受到巨大生存壓力，陸續實施“趕超型發展”戰略。

故自19世紀中期以來，世界政治的主題是：各國競相推進工業化，績效決定其興亡盛衰；一種思想或制度體系之歷史正當性和世界普遍性，完全取決於其能否讓一個或眾多國家實現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發展。細算下來，兩個世紀以來僅有少數國家實現工業化，而其思想和政治道路也僅有四條：

第一條，歐美各國創造的“戰爭資本主義”道路，即通過對外（美國則通過對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隸的內部帝國主義）征服、掠奪、剝削進行資本積累、市場擴張，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從大西洋世界體系中發育成熟的，資產階級性質的現代國家與之同步形成。實現工業化之後，這些國家立刻憑藉暴力優勢構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竭力維護其支配權、壟斷權。不過，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邏輯運轉於這樣的體系中，必然反噬國內，導致其經濟去工業化、金融化，然後是社會解體、國家衰敗。英國於19世紀70年代走上衰敗之路；美國從2008年開始衰敗，近年來謀求再工業化，不惜訴諸赤裸裸的暴力，但資本主義機制決定了其絕無成功可能。

第二條，英、美兩國在完成工業化後，積極構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相應的社會科學體系，尤其是美國在“二戰”後，為對抗世界性社會主義潮流，發展出由現代化理論、發展經濟學、發展政治學組成的美式發展理論範式，相當於一套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現代化方案。然而，這種方案是高度唯心主義的，個人主義或理性化、市場競爭、開放、個人自由、人權、民主等等，均與工業化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馳。

第三條，東亞發展型國家模式，即依附性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二戰”後，美國出於冷戰需要，有選擇地扶持位於遏制蘇聯、中國前沿的這幾個經濟體推進現代化。它們只是美國內部分工體系的外延，產業結構殘缺不全，依附性極高。同樣因為對抗共產主義，這幾個經濟體以美式自由的名義維持原有不平等的封建社會結構，形成高度封建主義性質的財閥壟斷格局。

**第四條，就是本文討論的發展型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恩格斯見證並高度肯定了工業化大生產之偉力，超越黑格爾唯心主義辯證法和費爾巴哈靜觀唯物主義，以“生產力”概念為中心，創造歷史唯物主義。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科學社會主義，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放在首要位置，完全有可能成為一條普遍的現代化道路。

西歐社會民主黨卻沒有進行這樣的理論和政治創造。他們存身於生產力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坐享世界性剝削和壟斷的紅利，忘記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維度，把分配作為社會主義的全部內容——這實際上是對空想社會主義的“返祖”。最終在大西洋體系中，逐漸淪為美式自由主義的思想和政治附庸。與此類似，西方馬克思主義同樣無視生產力這個基礎，沉溺於上層的文化批判，結果從唯心主義歸化於自由主義。

有些發展中國家也存在帶有社會民主黨性質的左翼政黨——尤其是在南美，高調主張實施照顧窮人的再分配政策，卻無力也無意進行社會革命，也就無力組織發展生產力，只能利用所謂民主程序謀求把富人的財富轉移給窮人，反而推動資本利益集團寡頭化甚至軍事化，兩者長期對峙，國家陷入低水平政治均衡中，看不到任何發展希望。

發展型社會主義證明了，社會主義是一條可行的現代化道路。作為一種現代化模式的發展型社會主義有三個構成性要素：其能動主體是先鋒隊政黨，憑藉高度組織化的政治自主性，全面領導發展過程；其理論依據是歷史唯物主義，據此始終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放在首位；其實現形態是政黨中心主義工業化及與此相應的社會各領域的現代化。

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的如下論述很好地概括了發展型社會主義的真諦：“工業是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開端和終結”；“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發展型社會主義是人類認識到工業化之偉力與資本主義之惡後，尋找更好發展道路之全部思想政治努力所結成之最終正果，因為正反兩方面的眾多事實已經證明：唯有通過社會主義，後發民族、國家才能實現現代化；為此，社會主義首先要作為實現發展的機制。發展型社會主義結合了這兩個歷史必然性，從而開闢了廣大發展中國家推進現代化與世界社會主義大步前進的光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