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職兒女” “N戰考研考公”：青年“慢就業”背後的價值觀問題亟待重視｜就業季_風聞

編者按

近期，隨着大學生畢業季的來臨，各類有關就業問題的討論再次進入公眾視野。其中，“全職兒女”成為互聯網熱詞，“全職兒女”指的是“年輕人脱產寄居父母處生活，並通過付出一定的勞動換取經濟支持，同時保持學習，嘗試找到職業目標。此前，互聯網屢見不鮮的二戰、三戰考研、考公事例，也曾引發公眾的廣泛關注。對此，評論褒貶不一。有觀點認為，“全職兒女”其實是新型的“啃老族”換了個馬甲，“不斷考研考公也是在逃避就業市場，不敢承擔自己的責任”。也有觀點指出，隨着經濟轉型帶來的結構性壓力和就業市場競爭的加劇，適當放慢自己的步伐確實能夠更清晰地規劃自己的人生目標，應該予以寬容和支持。實踐來看，隨着高等教育的擴招和大學生畢業人數的不斷增多，“慢就業”問題日益凸顯。除了宏觀、中觀的因素，微觀層面影響青年就業人的價值觀和社會心態，亦需要引起重視。本公眾特推出此文，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公眾號立場。

後物質主義價值觀視角下的大學生慢就業

——基於北京某高校的質性研究

黎娟娟｜首都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

黎文華｜江西師範大學在讀博士，講師

本文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23年第5期

具體內容以原刊為準，感謝原刊授權轉載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近幾年來，隨着大學生畢業人數的增多，大學生就業中的“慢就業”問題日益引人關注。智聯招聘發佈的《2022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2022屆我國高校畢業生達1076萬人，同比增加167萬人，創歷史新高。至2022年4月，2022屆高校畢業生中僅一半畢業生選擇單位就業，同比下降6個百分點，自由職業（18.6%）、慢就業（15.9%）比例同比提高3個百分點。

**慢就業往往是針對大學生畢業後初職獲取時間而言的，指畢業生在畢業之後以遊歷遊學、繼續深造、反覆備考、嘗試創業、等待就業等各種方式暫時不就業的情況，慢就業的緩衝期一般為半年到兩年。**有學者將慢就業分為積極慢就業和消極慢就業，前者指就業者對就業質量要求高，通過繼續學習以便增加個人就業優勢，或者考察就業市場以便精準選擇就業類型，而後者則是不積極適應社會的表現，對職場採取觀望、等待，甚至害怕、逃避的態度。既有研究對慢就業成因的分析可歸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方面。宏觀方面主要關注宏觀經濟影響、社會突發公共事件；中觀方面主要分析家庭和學校兩個因素，如高校教育擴招帶來的就業形勢嚴峻、高等教育學科設置不合理、高校人才培養質量不高、高校職業規劃教育缺失、高校就業指導不足等，家庭因素則主要是指家庭社會資本的支持導致的大學生對於家庭的依賴；微觀方面則主要關注大學生自身的就業能力、角色認同、就業期待、從眾心理、就業心態等因素的影響。

價值觀念是影響和塑造行為的重要因素，人們行為的動機受價值觀的支配和制約。價值觀對就業的影響已經引起學者的關注，如有研究通過實證調查，證明專業、學校性質等因素對大學生職業價值觀各因子的影響差異顯著，專業承諾在職業價值觀和就業力的關係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有學者通過對上海市青年的調查發現，當前青年求職心態較為平和，傳統就業觀念仍佔主流，啃老或當全職太太（先生）現象有增長趨勢，跳槽現象較為普遍，青年創業意願有所提高，青年職業觀念與生活環境、職業發展前景、進取精神等密切相關。有學者通過對浙江大學生的調查發現，當前大學生在職業選擇時“發展”因素與“保健”因素並重，普遍輕視職業本身聲望地位因素，一定程度上偏離了正確的就業觀。價值觀作為大學生相對穩定的認知和態度的體現，對於大學生的就業選擇具有重要的影響。既有研究中，價值觀對於大學生慢就業選擇的影響尚未得到足夠重視。宏觀因素和中觀因素的影響，最終都需要通過微觀因素起作用，即通過大學生價值觀念才能起作用。因此，本文聚焦於從價值觀的層面來分析大學生慢就業問題。

一、研究方法、數據收集及分類

本文基於對北京某高校某人文社科專業14名選擇慢就業本科畢業生進行調查分析，對每位被調查同學進行了不低於30分鐘的訪談，瞭解學生選擇慢就業的動機、心路歷程等。由於學生就業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研究中，通過持續跟蹤學生的就業動態，瞭解學生擇業的全過程。雖然學生樣本數量較少，但由於學生的構成、學生的慢就業選擇並不相同，學生生源地的多樣化，也使得本案例的研究對於當前大學生慢就業問題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1.數據收集

從學校所在的地區來看，北京作為高等院校數量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尤其是“雙一流”高校雲集，加之北京户口資源的稀缺性，導致北京地區的就業競爭異常激烈。但是由於該校為北京市屬高校，70%的學生為北京生源，在其餘30%的非北京生源中，主要分佈於廣西、貴州等中西部地區和河北、東北等環京區域。事實上，由於北京生源的學生佔比較高，在北京就業不需要考慮户口因素，在本科生就業中具有一定的優勢。從生源地的經濟差異來看，所調查學生中既包括北京這種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一線城市，也包括經濟相對落後的中西部地區。從專業來看，由於專業的綜合性較強，就業選擇面相對較寬，可以考慮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多種部門，從某種程度上來看，此專業的學生選擇就業具有一定的優勢。

從學生的構成和就業選擇來看，在14名選擇慢就業的學生中（如表1所示），其中有3名（同學10，同學13，同學14）為2021屆本科生，其餘11名為2022屆本科生，佔該班級當年畢業本科生總數的37%（30名學生中，17名學生升學，2名學生就業，11名選擇慢就業）。從學生的就業選擇來看，2021屆畢業的3名本科生中，同學10經歷了首次考研失敗、嘗試找工作、二次考研失敗、全力找工作後，於2022年9月實現就業。同學13在申請留學失敗、淺嘗找工作、再次申請留學之後，於2022年9月成功入學。同學14在二次考研失敗、淺嘗找工作失敗後，決定三次考研。2022屆畢業的學生中，僅同學8暫時無就業打算，同學2申請留學，其餘同學全部都準備考研，同學5在參軍未果後準備繼續考研，同學9和同學11在淺嘗試找工作之後，決定二次考研，同學12堅決考公務員。

2.類型劃分

筆者根據學生的就業選擇和就業選擇的原因，將學生中的慢就業情況分為如下幾類。

**（1）理想求學型。**即選擇繼續升學不是為了學歷提升，就是為了追求真理。不在乎二次考研的結果與否，就是要堅持考入自己理想的學校、理想的專業。如同學1説：“我現在還年輕，不用考慮工作的事。二戰失敗，我就三戰、四戰，工作的事不着急”。同學2説：“家人有不同的想法，但看到我那麼認真地在準備，還是選擇支持。我就是喜歡這個專業，想以後繼續做研究”。

**（2）興趣導向型。**即本科專業不是自己的興趣所致，希望能夠沿着自己的興趣去進一步提升自己，繼續求學。如同學3在2022年跨專業跨院校考研中未成功，選擇繼續堅持該考研方向，同學3的理由是：“我覺得疫情時代怎麼過都不好過，那還不如按照我喜歡的方式過。如果成功了皆大歡喜，如果失敗了可能會去考編”。

**（3）能力提升型。**即主要認為本科沒有學到東西，能力不夠勝任理想的工作，希望通過考研提升能力，將能力提升之後可以擁有更多的機會。如同學5説：“我覺得學文科的就業面有點窄，感覺很多工作崗位都是任意一個人都可以替代的。想找到一個可以發揮自己的價值和薪資又比較合適穩定，家裏也滿意的工作不容易。所以不太想很早去工作，就想去當兵，繼續讀書沉澱自己，鍛鍊自己，才能有更好的機會”。

**（4）消極迴避型。**即迴避找工作，不認為找工作是畢業之後的必選項。如同學8説：“沒有太考慮就業的事。先休息一段時間……然後再二戰考研或考公務員……也可能隱居……人生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工作不着急”。

**（5）挫折退讓型。**即在找工作的過程中，因為受到挫折，進而選擇繼續考研，希望通過升學能夠帶來更多的選擇。如同學9表示：“家境不允許我專職備考二戰考研，所以準備先找工作……試過兩份工作，都覺得不合適。第一份是一個銷售公司的HRBP的工作（籤實習協議），每天通勤時間太長，來回近3個小時，當天晚上報數據，我現在（晚上快九點）還在上報數據，我快瘋了。完全沒有自己的時間。我想找個清閒的文員工作，可以邊工作邊考研。第二次找到一個小公司的人力資源的工作（也是先實習），這個公司太小，感覺要倒閉了。我給公司招保安，保安工資一個月6000，自己作為大學生一個月3000。讀書真的無用嗎？於是決定二次考研”。

**（6）理想機會型。**即期待找到一個理想的工作，為此可以多一些等待時間。如同學11：“如果沒有户口，工資也不高，那我去幹嘛啊，還不如考研，考上研，以後去當個體育老師（體育特長生）也挺好的”。而同學12的理想工作就是考公務員：“今年家鄉公務員考試差了一點，馬上也要國考了，現在備考國考，看了學校的機會，私立學校在猶豫籤不簽約”。同學13因為申請留學失敗，便開始找工作，主要是考公務員，考教師編制，在畢業之後的一年時間裏，嘗試過各種公辦教師編制，不考慮企業和民辦學校：“我們家在貴州這種小地方，沒有什麼好的企業。民辦學校不太穩定，家人覺得不太合適，同時也繼續準備留學申請（現在已經成功申請到香港科技大學深圳分校研究生）”。

本文將14名同學的慢就業選擇歸為六種不同的類型。雖然每種類型的選擇和原因各有不同，但是共同的特徵就是不再急於找工作，或者是因為個人理想和興趣，或者是希望繼續提升能力，或者是等待理想工作機會。工作不再是畢業之後就必須落實的急迫事項，找工作可以順其自然，直到達到自己滿意的狀態。在考慮就業選擇時，學生雖有提及近幾年就業壓力大，考研考公成功率低，但並不影響自己的就業選擇。學生多從自己理想的工作狀態進行就業選擇，客觀的就業壓力並未轉化為需要急切找工作的生存壓力。對於學生而言，通過“畢業即工作”解決生存問題的需求已經讓位於“通過慢慢擇業，找到理想工作”的自我發展需求。這些學生的慢就業狀態，表現出受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影響的傾向。

二、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在大學生慢就業中的表現

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是美國學者羅納德·英格爾哈特及其合作者在大量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總結出來的。英格爾哈特最早在分析二戰後西方國家社會運動中提出後物質主義概念，指出西方可能正在經歷價值觀的代際遷移，即從將經濟安全和人身安全需要視為優先目標的物質主義價值觀，向更注意歸屬感、自我表現和生活質量的自我表達優先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轉移。此後英格爾哈特通過長期的跨國實證研究，確定了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在工業社會的廣泛存在。

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有兩個基本的理論假設，即匱乏假設和社會化假設。根據匱乏假設，個人的優先目標反映了社會的經濟環境，人們對那些相對供應不足的事物給予最高的主觀價值。馬斯洛的層次需求理論、經濟學的邊際效益遞減原則是匱乏假設的前提，即人們對於自我實現需求的關注，是在滿足了生理、安全等基本需求之後。社會化假設指出經濟社會環境和優先價值觀之間的關係並非一種即時性調整的關係，而是會產生顯著的時間滯後，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個人的基本價值觀反映了他未成年時期的主流環境狀況。匱乏假設揭示，繁榮促進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傳播；社會化假設揭示，個人或社會的價值觀不會一夜之間轉變，並且具有一定的穩定性。

雖然英格爾哈特對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討論主要集中於其對於政治民主的影響，但他同時指出朝向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轉變意義深遠，它是朝向後現代主義價值觀的轉變中的一部分，這涉及政治、工作、家庭生活、宗教和性行為的取向的轉變。在工作方面，後物質主義的工作動機是由物質主義的追求收入最大化轉為追求工作是否有趣。英格爾哈特曾用“在工作中的話語權”作為其中的一個條目來測量後物質主義價值觀。英格爾哈特將後工業社會作為後物質主義價值觀轉向的時代背景，指出在工業社會，只要經濟考慮至高無上，大多數人願意接受隨之而來的非人化和自我隱匿。後工業時代的年輕羣體把經濟安全視為理所應當，他們更加強調歸屬需求。可見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最為核心的要點就是對於“個性”“自我”的關注和表達。在工作動機上，後物質主義價值觀並不是不看重物質，而是將物質條件的滿足視為前提，在此基礎上，更看重個人在工作中的感受、注重個人的發展等個性化的追求。

隨着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在中國也有所發韌，呈現出局部後物質主義和代際之間存在差距的特點，有學者指出Z世代（包括“90後”和“00後”兩個世代單元）是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先行者。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也開始被關注。如有學者指出後疫情時代大學生的就業呈現出物質主義價值觀和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共同作用的結果，大學生更關注工作的價值，看重工作的理想價值，注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但是對於薪酬待遇的要求也是最剛性的。有學者指出新時代中國青年職業價值觀呈現出趨向“後物質主義”的代際發展趨勢，英格爾哈特的代際價值觀理論在中國青年職業價值觀領域具有有效性。

2021屆、2022屆大學本科畢業生也是學術界定義的Z世代，其價值觀呈現出後物質主義的特徵。經典的職業價值觀包括內在價值、外在價值和外在報酬三個方面，內在價值主要指工作對於自我的發展，外在價值主要指工作的社會地位、社會意義等，外在報酬則主要反映工作的經濟報酬等方面。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影響下的大學生，對於工作的外在價值關注不夠，不太關注就業之於社會發展的需求和價值，在進行就業選擇過程中，更專注於“自我”“個性”的內在價值，更關注自我感受、自我價值和自我發展。同時將經濟報酬視為給定前提，即必須要滿足的條件。

1.對工作的經濟依賴性下降

**工作不再是解決生存焦慮的一種重要方式，**本科畢業之後，學生不再需要立即投入工作來解決個人的生存問題，工作的內在價值具有優先地位，工作不是為社會做貢獻的一種方式，也不是解決生存焦慮的一種途徑，可能是實現個人人生價值的一種方式，可能是一種理想的生活方式，可能是完成父母期待的一個結果，也可能是個人身份或社會地位的一種體現。在訪談的學生中，除個別同學之外，極少有同學將工作視為自己經濟獨立的開始，也很少有同學考慮需要承擔自己的生活開支。正因如此，可以有更多的時間來等待自己理想的工作機會，或者是找到自己覺得滿意的人生方向。正如同學1所言：“我在老家有一套房，我怕啥，我又不着急馬上工作”。同學8説：“我的家庭情況還不至於逼迫我一畢業就去考慮吃飯的問題”。

2.在擇業過程中更關注個人感受

**工作不再是解決生存焦慮的重要手段，而是通往理想生活方式的途徑。**在就業選擇過程中，學生更看重自己的體驗和感受。自己對於這樣的選擇是否喜歡，對於某種擇業狀態是否感到舒服成為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擇業的緊迫性、結果與否反而會退居其次。在被調查的學生中，無論是選擇升學，還是選擇工作方向，學生往往更關注自己在過程中的感受，甚至在很多時候表現為“聽不進勸”，即當個人意見與家長意見、師長意見相左時，表現為堅持己見。如同學1在首次考研失敗後，當父母與他在備考策略上出現分歧，他堅持己見。當父母建議他在二次備考過程中嘗試找工作時，他表現得相對強硬，甚至一度與父母關係緊張。

3.更關注個人在工作中的自主權

**工作在生活中的價值優先地位不再，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學生更加看重個人的時間和個人自由，注意工作與生活的平衡，追求個人在工作中的話語權和支配權，追求個人對於生活的主動權和支配權。在問到理想工作時，“錢多，穩定、工作有意思、能夠有自己的時間”是被提及最多的。同學9在找工作中曾有一份有簽約意向的工作，在實習過程中，她抱怨道：“兩三個小時的通勤，每天上報銷售數據，可能晚上加班到八九點”。這些或許是職場的常態，但是她認為“完全沒有自己的時間，所以感覺要瘋，所以我決定再次考研”。具體到對工作單位的選擇時，在看重薪資待遇之外，學生們也往往看重工作的穩定性，尤其是新冠疫情影響下，學生們在擇業過程中對於公務員、事業單位（尤其是學校）等更為偏好，14名被訪學生很少有考慮社會企業等單位作為主要的擇業方向，且都提到雖然工資待遇上企業具有一定的優勢，但是公務員、事業單位等工作相對清閒，能夠有自己支配的時間。

4.更注重工作內容和個人發展

**工作的價值變得更為多元，在經濟價值之外，還具有精神價值。**在就業過程中，學生對於工作內容的吸引力和自我發展要求有所提升。學生不再認同職場新人需要從雜事做起，會更在乎自己的工作意義和價值。如同學11在考研失敗後曾嘗試找工作，在一個有簽約意向的工作單位實習時，對於工作的內容她並不滿意，後來決定二次考研：“我每天來回要花兩個小時去工作，很多工作內容我在宿舍裏就可以完成。我的強項是寫策劃方案，結果分給我的工作是一些瑣事，這對我的工作能力沒有任何幫助，我有這時間，乾點啥不好呢”？

5.對於薪資待遇仍然有一定的要求

雖然學生對於工作的經濟依賴性降低，但是**他們對於工作的薪資待遇仍有一定的要求，工作所得能夠支付相對體面的生活。**合理的薪酬、相應的福利待遇被看作工作的必要前提。當被問及預期薪酬時，14名學生給的答案並不一致，如有同學提到：

“本科出來薪資6000能夠接受”，有的提到：“至少得1萬吧，畢竟北京生活成本太高，需要租房，需要吃飯”。雖然有兩個同學提到自己的消費慾望很低，如同學1和同學8提及自己都是消費慾望比較低的人，“平時除了基本的吃飯也沒有太多的花銷”，但是根據平時對於同學1和同學8的觀察，他們的生活品質並不低。

三、慢就業大學生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形成原因

英格爾哈特指出西方國家向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代際轉移與經濟繁榮密切相關，他同時也指出價值觀轉變的影響因素不僅包括經濟因素，還包括文化和歷史因素。一般來説，價值觀的形成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既包括社會的因素，也包括個體的因素。對於那些呈現出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傾向的“慢就業”學生而言，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形成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家庭社會資本提升、媒體環境和個人經歷密不可分。

1.作為中國改革紅利獲得者的大學生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

根據匱乏假設，經濟社會繁榮是個人從生存價值觀轉向自我發展價值觀的重要條件。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往往出現在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物質生活相對富足的時期，當社會財富實現一定的積累，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滿足之後，人們對於物質的關注會轉移到如人生價值、環境保護等問題上。今天的大學生（本科生）多為1999年之後出生，他們的父輩多為1965年之後、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彼時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以後持續快速增長，1999—2015年中國GDP增速一直維持在7%以上，2003—2007年中國GDP增速更是一直保持在兩位數。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正是大學生成長的時期，他們的父輩隨着改革進程的加速積累了一定的家庭財富，為他們的成長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作為享受改革紅利的一代，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沒有感受到物質的匱乏。對於很多學生而言，現在的生活水平似乎是既定的，理所當然的。既有的物質基礎，使得他們能夠從安全、生理等最基本的需求中超脱出來，進而關注個人自由、個人價值實現等需求。也正是因為有了父輩的物質基礎，使得他們對工作的經濟依賴性下降，對於畢業後通過工作來養活自己的壓力減小。

2.家庭社會資本的提升給大學生提供了更多的選擇空間

既有研究中對大學生就業的社會資本的研究有諸多驗證。大學生的社會資本包括以家庭資源為主的先賦型社會資本和自身社會網絡不斷積累的後致型社會資本。大學生的社會資本主要是先賦型社會資本。得益於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快速發展，我國大學生的家庭社會資本有所提升。澤平宏觀聯合某財富機構發佈的《中國財富報告2022》顯示，2021年中國居民財富總量已達到687萬億元，居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户均資產也達到了134萬元。2005—2021年年均複合增長率達到14.7%。在“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的文化理念影響下，家庭對於孩子的教育投入不斷升級。家庭規模的縮小使得大學生就業不再是學生的個人行為，也是家庭行為，要實現家庭預期利益最大化，家長具有充分的動力利用所有的資源來幫助大學生順利就業或高質量就業。在調查中，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提及自己的就業選擇得到了家長的支持。如同學14提及：“我身邊考研二戰和三戰非常普遍，具體到個人，主要還是看家庭能否給予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社會資本的提升在給予學生就業支持的同時，也帶來一定的負面效應。如有學者指出青年在求職過程中依賴家庭社會強關係資本，對個體社會強關係資本不夠重視。父母對青年子女提供經濟支持時會對子女就業產生負向的擔保信號作用，使子女的就業動機減弱，且工資水平較低。家庭社會資本的提升在給予大學生提供更多就業選擇、更寬鬆的就業環境來選擇理想就業機會的同時，也容易強化大學生在就業過程中的畏難情緒，導致消極退避，從而加劇“慢就業”。

3.網絡媒體的價值引導推高了大學生對於工作的預期

作為網絡原住民一代，今天大學生的價值觀念深受網絡媒體影響。隨着自媒體時代的到來，網絡媒體已經成為大學生獲取就業信息的主要平台，同時也是大學生接觸社會、增長社會經驗的重要平台。有研究指出，48.5%的大學生認為自己的就業觀受新媒體影響非常大或比較大，僅有10.7%的大學生認為自己的就業觀受新媒體影響較小或不受影響。大學生認為新媒體嚴重地影響了他們對行業、薪酬、地域、職業理想的判斷。在流量效應下，網絡平台中經常曝出的“月入好幾萬”“輕鬆創業”、網紅的生活共享、互聯網大廠“996”生活形態、“打工人不易”、考公考研熱等諸多熱點話題，會對大學生對於現實世界和工作的認知產生錯誤引導。在推高大學生對於職業預期的同時，往往會加重大學生對於職場的反感。如有學者指出，網絡時代大學生思維呈現唯我化特徵，即行為動機和價值判準都是自我指向的。

4.生活閲歷不足助推了大學生對工作的理想化期待

今天的大學生生活在信息爆炸的年代，理論上具有更為開闊的眼界和思路，更為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但與精神層面豐富的信息不相匹配的是其現實生活閲歷不足。經濟社會發展和家庭社會資本的提升，緩解了大學生自我負擔的經濟壓力的同時，也使大學生在長成過程中與社會的連接變得日益單一化，即成長過程中的主要任務是學習，涉世未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兼職、實習等以往大學生由於經濟壓力不得不進行的活動，對於現在的大學生變為基於興趣或者體驗生活的選擇。在14名受訪學生中，有超過一半的學生沒有實習經歷。學生對於現實生活和職場生活的瞭解更多的是來自網絡或者是他人的經驗，缺少自己的真實體驗。生活閲歷不足助推了大學生對於工作的理想化期待，更為關注自我在工作過程中的話語權和支配權，看重個人在工作中的自由和價值。

四、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影響下的大學生慢就業

由於價值觀的相對穩定性，可以預期的是，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對大學生慢就業的影響具有長期性，在影響大學生就業認知的同時，會加劇大學生就業中的負面情緒和不良心態，也可能會阻礙學生就業能力的提升，進而加劇慢就業。

1.大學生慢就業現象持續，會加劇青年就業難題

按照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社會化假説，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具有代際差異，且具有穩定性。雖然父輩是改革開放的直接受益者，但是價值觀的變遷體現在這一代大學生身上。由於價值觀具有穩定性特徵，因此，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影響下的大學生慢就業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可以預期其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可能仍將持續。

由於學科教育的影響，文科教育會加劇學生的浪漫主義和自由主義，會使得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在文科生中的體現更為明顯。在中國追求高質量發展的經濟新常態時期，產業結構面臨調整，新的就業崗位的創造往往產生於新經濟產業領域，這些產業領域多是非公有制的體制外單位。而體制外單位因提供不了大學生們想要的穩定、清閒，往往不是大學生優先的就業選擇。在高等教育擴招的背景下，尤其是文科專業擴招快於理科專業擴招的現實下，高等教育學科結構與產業結構的不匹配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大學生就業的供需矛盾會進一步凸顯，未來大學生的就業難問題，尤其是文科生的就業難問題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在國家“保就業”政策下，通過擴大研究生招生、二學位招生、大學生參軍入伍、政策性崗位擴招等措施，可以一定程度暫緩大學生就業壓力，但這只是延緩了部分年份大學生的就業壓力，本質上可能會加劇以後年份的就業壓力（如本文中的3名2021年畢業的本科生，2名在2022年9月落實了就業和升學，仍有1名在2022年12月參加研究生考試，未落實工作），導致大學生慢就業問題從本科生向研究生蔓延，進而加劇青年就業難題。

2.加劇大學生的認知偏差，導致大學生與社會脱節

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影響下的大學生更容易陷入“自我中心主義”，以“我期待一份什麼樣的工作”為出發點來選擇工作，而非“我的專業、我的能力素養、社會崗位需要可以讓我擁有一份什麼樣的工作”來進行就業選擇。對於宏觀就業環境、個人就業能力的認知方面，容易出現偏差，最典型的是對於職場的畏懼感，對於自我勝任能力的信心不足，或者是對於理想工作最需要的能力素養認知並不清晰。在14名被訪學生中，有超過一半的學生不瞭解職場的真實工作狀態，不瞭解進入職場需要做哪些準備，在選擇慢就業時表示：“自己還沒有做好進入職場的準備，不想太早工作”。而事實上，本科畢業的學生大多數已年滿22週歲，已經具備進入職場打拼的能力。學生們都提及就業難，但多是從畢業生太多、考研人數太多等方面來考慮，基本沒有同學會提及社會宏觀產業變化對未來工作的要求，更多基於自身需求選擇通過考研提升學歷，或者是通過選擇“公務員、事業單位、教師”等崗位，從事看起來相對穩定、相對清閒的工作。

事實上，被學生視為優先選擇的研究生、公務員、教師、事業單位的崗位，考試競爭都非常激烈。根據教育部數據顯示，2022年共有457萬人報考碩士研究生，錄取人數僅為110.7萬，錄取率24.2%。以2022年國家公務員招考為例，2022年國家公務員考試中共有75個部門、23個直屬機構參加，共需招錄31242人。但報考人數為415220人，267463人通過審查，其中1186個職位無人報名，2421個職位審查通過為零，全國平均競爭比8.56∶1，職位最高競爭比2097∶1。這種基於社會宏觀環境和自我認知的偏差，會進一步加劇大學生的慢就業選擇，導致學生熱衷於準備各種考試而較少關注社會的真實需求，進而與社會產生脱節。

3.加重大學生的焦慮情緒，增加大學生的消極心態

選擇慢就業的學生，往往將競爭非常激烈的考研、考公、考事業單位編制作為自己的首選項，這必然導致在嘗試中會不斷出現挫敗，這可能加劇大學生的焦慮情緒，進而增加大學生的消極心態。如訪談中同學13提及自己在慢就業過程中的焦慮情緒，甚至有過心理崩潰的時候：“因為之前申請學校失敗，人一直處於一個很沮喪的狀態，後來慢慢好起來。之後，最開始考慮的是從事教師工作，因為我在大學期間也一直兼職家教，覺得自己能夠跟孩子們相處。但我也遇到了些坎坷……我之前一直處於一個相對閉塞的狀態，大概是因為覺得自己確實很失敗，不願瞭解別人的近況，也不願同別人分享自己的近況，最近開始好一些了……雖然父母一直支持，但是仍然會有不安，常常會感覺愧疚”。畢業之後的慢就業狀態，尤其是在其中遭遇過挫敗，會加劇大學生的焦慮、愧疚等負面情緒，進而導致學生出現社交恐懼、逃避社會、自我否定等消極心態。

4.減緩大學生就業能力提升，降低大學生的職業韌性

就業能力是大學生就業中被廣泛關注的問題，提升大學生的就業能力被視為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重要對策之一。總的來看，大學生就業能力提升的途徑包括在校期間的能力素質的培養、實踐能力的提升（主要是實習和社會實踐）和職場工作經驗的積累（主要針對畢業後再擇業的大學生）。有研究指出大學生實習可以提高就業能力。統一實習更有利於就業對口，自主實習更能提高就業起薪。也有研究指出現實生活中的失業往往表現出較強的持續性，幹中學在勞動技能的提升和緩解失業壓力中具有一定的作用。持續失業會引發技能退化進而加劇失業，而幹中學則可能帶來技能提升，進而促進就業。從就業能力提升而言，工作場所中的幹中學是具有明顯優勢的，工作不只是提供薪酬，還提供就業能力提升的場域，無論是宏觀經濟形勢變化對於職業素養的要求，還是技術變化趨勢對於就業能力的挑戰，工作場域的感知都是最靈敏的。

選擇慢就業的學生往往傾向於全職備考，並不接受“先就業再擇業”，在慢就業過程中可能因遠離職場而錯失就業能力提升的實戰機會，降低大學生的抗挫折能力，進而降低職業韌性。職業韌性是勞動者克服職業生涯挫折與壓力、戰勝與應對職業逆境的過程，積極性、集中精力、靈活性、組織化和前瞻性是職業韌性包含的五種基本成分。也有研究指出高職業期待與低職業韌性並存是慢就業大學生的特點之一。本文在對學生慢就業進行分類中，挫折退讓型和理想機會型兩類慢就業中，都有學生在嘗試找工作受挫後就轉向慢就業，有的學生在嘗試找工作並且失敗之後，就放棄找工作進而轉向考研。

五、對策建議

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影響下的高校大學生慢就業現象，會使大學生出現消極心態，從而進一步推遲大學生的初職進入時間，影響社會穩定。就業是大學生完成角色轉變、從校園走向社會、實現個人價值的重要環節，也是大學生承擔社會責任的重要體現。因此，需要高度重視大學生的慢就業問題，注重從價值觀層面對大學生進行積極引導。

1.客觀認識大學生的慢就業問題

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影響下的大學生慢就業是一個長期性的問題，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不是短期內可以改變的。值得注意的是，大學生的消極慢就業和積極慢就業並非邊界清晰，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如同學10在兩次考研失敗後，全力投入找工作，於2022年9月順利入職，目前對工作滿意，並稱如果自己有機會跟學弟學妹介紹經驗時，會鼓勵大家不要只想考研，可以積極找工作）。因此，對於大學生的慢就業需要增加包容度。在新冠疫情的衝擊下，全球經濟面臨衰退壓力，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會加劇大學生慢就業，同時也會增加家庭的負擔和壓力，大學生慢就業對家庭經濟支撐的依賴容易導致家庭衝突，甚至滑向過重的社會福利負擔，需要保持足夠的關注和引導。因此，在增加包容的前提下，通過穩定就業、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等積極的宏觀政策進行適度引導，慢慢消化慢就業。

2.家庭教育中要強調責任教育

大學生家庭社會資本的提升，增加了其受教育年限，推高了大學生初入職場的年齡，慢就業會進一步延長家庭對大學生的供養。在14名被調查學生中，除1名學生在申請留學的同時通過兼職賺取生活費之外，其餘學生都是全力備考，依靠家庭的經濟支持。學生並沒有要通過工作實現自力更生的緊迫感，相反，大多數學生都認為自己家庭環境並不要求自己必須馬上工作，犧牲大量的備考時間來換取微不足道的工資覺得很不值得。在對工作經濟依賴性降低、強調理想工作對於自我價值實現的同時，大學生的責任意識相對缺失，不僅缺少供養自己的責任，而且對於家庭和社會的責任，也都不在大學生的擇業選項中。現代家庭的撫育模式在給予大學生權利和自由的同時，忽視了大學生的責任教育。因此，需要適度強調大學生的責任教育，增強大學生的責任意識。

3.高校要加強價值觀引導，精準化就業輔導

一方面，高校要加強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增強大學生的使命意識。另一方面，要根據學生的不同情況，精準化就業輔導。就業輔導並不僅是針對畢業生，而是要貫穿於高校學生培養的整個過程。對學生的職業規劃指導要提前至大一，通過職業規劃課程、課程實踐、專業實習等多種方式，增強大學生對社會的瞭解，使其儘早做好職業規劃，並積極進行職業準備。在課程教學過程中，要深刻把握社會的變化趨勢，將其與大學生的就業聯繫起來，引導學生正確認識社會發展的趨勢和人才市場的形勢，加強職業素養的培養。同時還要對慢就業學生進行持續跟蹤輔導，提供相應的就業信息、就業能力素質提升、心理援助等支持。

4.大學生要端正對社會的認知，積極投身社會實踐

大學生要積極走出網絡世界，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同時又要實事求是，腳踏實地，積極投身社會實踐。通過自身的親身經歷去感知社會變化，通過積極爭取並進行社會實踐，積極主動尋找工作實習機會，瞭解真實的職場環境，提高自己的職業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