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對四川意味着什麼?_風聞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温伯陵的烟火人间官方账号-读历史、谈世事、阅人物07-02 10:18

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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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説重慶,得先説四川的地理。
四川地理板塊的核心是成都平原,土地肥沃物產豐富,號稱“天府之國”,甚至有“揚一益二”的地位,即成都是僅次於揚州的經濟重鎮。
但在成都平原的外圍,幾乎都是人跡罕至的崇山峻嶺。
北面是橫亙着秦嶺山脈的漢中,南面是大江大山和少數民族聚居區,西面是海拔極高的青藏高原,東面是水流湍急的長江三峽。
**整個四川地理板塊,可以説是荊棘包裹蜜糖,山河環繞平原,**這樣的地理環境,難免讓人發出“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嘆。
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古代,想從中原進入成都,幾乎只有兩個選擇。
其一是從長安出發走陳倉道,從陳倉(寶雞)、散關、鳳縣、兩當縣、略陽縣進入漢中,然後在漢中勉縣進入金牛道,經廣元、劍閣、綿陽到成都。或者從長安出發到眉縣,走褒斜道入漢中,然後從漢中南鄭進入米倉道,經米倉山到巴中、平昌、達州。
其二是從江漢平原的武漢、荊州出發,經長江三峽到重慶,然後進入成都平原。
當然也有子午谷、陰平道之類的道路,但這些道路太過偏僻險峻,不能做主流。
所以漢中和重慶就是四川的兩個門户。

和外界交流不便,成都平原又非常繁華,塑造出來的人文氣質就是,人們安逸享樂,奮鬥意志不強,能打麻將燙火鍋,絕不去闖碼頭。
史書裏寫到四川總會説一句:“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柔弱褊隘”——經濟繁榮,糧食產量大,人們根本不擔心災荒,沒有經歷過生活的錘鍊,導致性格柔弱,貪圖享樂。
四川人不擔心災荒,但問題是,四川周邊的陝西、甘肅、河南、湖廣是非常容易出現災荒的,每次出現災荒都會造成大量的流民。
這些流民總要謀生吧,去哪裏呢?
四川。
所以太平盛世的時候,四川人民的日子非常舒服,一旦遇上災荒頻發亂世即將到來的時候,便有一波一波的流民湧入四川。
這些流民在生存的壓力下,變得非常兇悍,在進入四川的途中,也會自發形成武裝力量,然後在成都平原攻城略地,搶錢搶糧。
西晉末年的成都內史耿滕就評價説:“流民剛剽,蜀人懦弱,主不能制客,必為亂階,宜使還本居。若留之險地,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
耿滕的意思就是,四川民風脆弱,根本壓制不住彪悍的西北流民,如果不把西北流民都趕走,四川很快要大亂了。
果然,這批西北流民推舉氐人李特為首領,進入四川以後,先在益州刺史趙廞麾下效力,隨後於公元301年進入成都,縱兵搶掠財寶婦女,3年後,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稱王,建立成漢國。
可以説,亂世到來以後,不僅流民垂涎四川的富庶,劉備、李特等梟雄們也需要四川的經濟基礎,以及周邊沒有強敵的地理環境,做為自己經營天下的根據地。
在這樣的背景下,就有了“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的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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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進入成都平原只有兩條通道,那麼朝廷要防止流民武裝入侵成都,亂世割據的梟雄要守住成都,就必須守住漢中和重慶。
守住金牛道和米倉道就能守住漢中,而守住漢中就是守住四川的北面門户,如果志向高遠的話,還能以漢中為基地,北伐長安並席捲河西走廊,奪取中國的半壁江山。
所以在公元219年,劉備奪取漢中,直接逼的曹操遷徙漢中人口到關中,避劉備的鋒芒。
劉備也立即稱漢中王,進入人生的高光時刻。
但問題是,漢中夾在陝西和四川之間,天險事實上是南北方勢力共同擁有的,四川能通過漢中北伐,陝西也能通過漢中南征。
漢中,便成為四川勢力和北方勢力爭奪的主戰場。此後諸葛亮和姜維北伐,鍾會和鄧艾征討蜀漢,都是圍繞漢中展開的。
而重慶是四川勢力和東南勢力爭奪的主戰場。
重慶是川東重鎮,坐落在長江之畔。
從重慶出發,沿着長江往東,便是長江三峽。
三峽兩岸羣山密佈,江水湍急,幾乎沒有供人羣和貨物通行的大路。
李白在《早發白帝城》裏寫道: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白帝城在如今的重慶奉節,長江三峽最西端,江陵在湖北荊州,已經過了長江三峽的最東端。也就是説,李白的行程主要是在長江三峽。
這首詩寫的是李白遇到大赦,心情愉快,但從字裏行間也能看出來,長江三峽的環境有多麼惡劣,江水流速有多快。
既然從江漢平原到成都平原,三峽水路是唯一可行的通道,那麼哪方勢力佔據三峽,便擁有了進可攻退可守的戰略主動權。

而重慶的西北,就是廣袤的成都平原。
從重慶沿嘉陵江往北,經合州、南充、儀隴可以順利抵達廣元,兵臨劍閣之下。如果在合州變道,從嘉陵江轉入涪江,則可以經遂寧直抵綿陽。
從重慶沿長江向西南走,可通往四川的南面重鎮宜賓,從宜賓進入岷江,可一路通往樂山、眉山。
也就是説,重慶的水路可以接通金牛道,和漢中聯繫起來,也可以在南面包裹成都平原。
這樣的水路交通,在太平時節能保證川東的貿易往來,可在戰亂時期,一旦重慶失守,意味着重慶能迅速切斷成都和外界的聯繫,讓成都變為一座孤城。

對於亂世割據政權來説,守成都必守重慶,守重慶必守三峽。
所以在公元221年7月,即關羽丟失荊州的2年之後,劉備親自統領四萬兵馬,經長江三峽進軍秭歸,既想奪荊州,也要守三峽。
然而由於三峽一帶的險惡地理條件,劉備不能放手部署兵馬,被迫在巫峽和夷陵之間聯營七百里,導致劉備不能發揮運動戰的優勢。
陸遜看了都直搖頭:“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
於是,陸遜利用長江三峽的地理條件,和劉備打消耗戰,等消磨了劉備和蜀漢將士的戰鬥意志之後,陸遜命吳軍放火衝營,蜀漢大軍土崩瓦解,“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屍骸塞江而下。”
雖然戰敗了,但劉備沒有返回成都。
他退到三峽最西端的白帝城,就不願意再退一步,在白帝城駐紮將近一年。公元223年駕崩之後,諸葛亮才送劉備的靈柩回成都,然後由李嚴坐鎮白帝城,守護蜀漢的東大門。
劉備和諸葛亮害怕的就是,一旦白帝城失守,長江三峽就丟了,陸遜統領的吳軍就能立即攻佔重慶,然後南北夾擊,兵臨成都城下。
劉備至死不回成都,可以説是三國版的天子守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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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四川特殊的地理條件,以及千年歷史塑造的特殊人文氣質,所以漢中歷來都屬於陝西管轄,時刻保持對四川的泰山壓頂之勢。
三國之後,由於四川和兩湖的戰爭烈度不高,重慶便沒有被刻意剝離,一直歸四川管理。
但到了近代,這樣的局面出現轉變。
1876年,清朝和英國在煙台簽訂《中英煙台條約》,使英國得到進入中國西南的特權。
從此以後,英國沿長江逆流而上,在重慶設立商埠,導致重慶的進出口貨物猛增,很快就成為僅次於上海、天津、漢口的中國經濟重鎮。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重慶接受近現代工業經濟的薰陶,紡織廠、火柴廠等工業種類快速發展起來,經濟地位遠超成都平原的傳統小農經濟。
民國初年,四川的經濟重心,便從成都轉移到重慶。
到了抗戰時期,重慶的經濟地位進一步提升。
囊括了冶煉、礦業、電器、化工、食品等種類的245家東部沿海省份企業,為躲避日軍的炮火,全部西遷四川,其中絕大部分企業的落腳點,都選在重慶和川東地區。
這些企業的到來,讓重慶成為抗戰期間的工業中心,抗戰時期門類齊全的綜合性工業基地,軍需民用物資的供應基地。
新中國成立以後,經過以三線建設為代表的五十年工業化進程,重慶成為全國最大的摩托車和軍工產品的製造地,形成以國防工業、民用機械為骨幹,輕工、紡織、化工全面發展的老工業基地。
暢銷全國的嘉陵摩托,就是重慶工業的典型代表。
重慶的西南龍頭地位,就此確定下來。

原本重慶就是四川的東部門户,現在經濟地位又如此重要,那麼重慶繼續留在四川,就是不合時宜的,必須和漢中一樣剝離四川,才符合千年來“犬牙相制”的地域劃分邏輯。
而且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城市快速崛起,導致東西部的貧富差距急劇拉開,如何把長江下游的經濟規模,引導到長江上游,實現整個長江流域同步崛起,就是中央必須考慮的問題。
軍事地理、西南經濟重鎮、東西部共同富裕這三個問題結合起來,最合適的解決辦法,就是把重慶一帶單獨劃出來,提高政治規格,加大資源傾斜力度,讓基礎雄厚的重慶帶動西南地區,中央也可直接掌控這塊戰略要地。
於是在1984年,小平同志正式決定,把大四川分成兩個省,打造一個以成都為中心的城市羣,一個以重慶為中心的城市羣。
最初的方案是三峽省籌備組提出來的,準備借三峽工程的東風成立三峽省,下轄四川的涪陵、萬縣、奉節、巫山,湖北的宜昌、秭歸、五峯土家族自治縣等一大片地方,總面積8.4萬平方公里,人口1760萬。

按照這個方案,新成立的三峽省轄區基本都是老少邊窮的地方,省份面積在全國排名第26位,人口排名第24位,工農業產值排名第28位,典型的小省、窮省、弱省,不符合拆分四川、建設重慶城市羣的初衷。
後來經過12年的調研論證,從政治、經濟、地理的角度反覆考量,中央最終推翻了成立三峽省的方案,決定直接分割四川,成立重慶直轄市。
這樣一來,重慶脱離四川,四川的門户由中央直接管理。政經資源向重慶傾斜,重慶和上海成為長江流域的龍頭和龍尾,有利於打通東西部經濟。
**而重慶的東部邊界到奉節和巫山,秭歸和宜昌仍然歸湖北管轄,這意味着長江三峽的天險,重慶和湖北各佔一邊,**真正落實了犬牙相制的原則。
1997年3月的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代表們投票,通過了國務院提出的設立重慶直轄市的議案。
3個月後,重慶直轄市正式揭牌成立。
這樣的安排,或許可以打破“天下為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的歷史輪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