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對四川意味着什麼？_風聞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温伯陵的烟火人间官方账号-读历史、谈世事、阅人物07-02 10:18
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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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説重慶，得先説四川的地理。
四川地理板塊的核心是成都平原，土地肥沃物產豐富，號稱“天府之國”，甚至有“揚一益二”的地位，即成都是僅次於揚州的經濟重鎮。
但在成都平原的外圍，幾乎都是人跡罕至的崇山峻嶺。
北面是橫亙着秦嶺山脈的漢中，南面是大江大山和少數民族聚居區，西面是海拔極高的青藏高原，東面是水流湍急的長江三峽。
**整個四川地理板塊，可以説是荊棘包裹蜜糖，山河環繞平原，**這樣的地理環境，難免讓人發出“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嘆。
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古代，想從中原進入成都，幾乎只有兩個選擇。
其一是從長安出發走陳倉道，從陳倉（寶雞）、散關、鳳縣、兩當縣、略陽縣進入漢中，然後在漢中勉縣進入金牛道，經廣元、劍閣、綿陽到成都。或者從長安出發到眉縣，走褒斜道入漢中，然後從漢中南鄭進入米倉道，經米倉山到巴中、平昌、達州。
其二是從江漢平原的武漢、荊州出發，經長江三峽到重慶，然後進入成都平原。
當然也有子午谷、陰平道之類的道路，但這些道路太過偏僻險峻，不能做主流。
所以漢中和重慶就是四川的兩個門户。
和外界交流不便，成都平原又非常繁華，塑造出來的人文氣質就是，人們安逸享樂，奮鬥意志不強，能打麻將燙火鍋，絕不去闖碼頭。
史書裏寫到四川總會説一句：“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柔弱褊隘”——經濟繁榮，糧食產量大，人們根本不擔心災荒，沒有經歷過生活的錘鍊，導致性格柔弱，貪圖享樂。
四川人不擔心災荒，但問題是，四川周邊的陝西、甘肅、河南、湖廣是非常容易出現災荒的，每次出現災荒都會造成大量的流民。
這些流民總要謀生吧，去哪裏呢？
四川。
所以太平盛世的時候，四川人民的日子非常舒服，一旦遇上災荒頻發亂世即將到來的時候，便有一波一波的流民湧入四川。
這些流民在生存的壓力下，變得非常兇悍，在進入四川的途中，也會自發形成武裝力量，然後在成都平原攻城略地，搶錢搶糧。
西晉末年的成都內史耿滕就評價説：“流民剛剽，蜀人懦弱，主不能制客，必為亂階，宜使還本居。若留之險地，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
耿滕的意思就是，四川民風脆弱，根本壓制不住彪悍的西北流民，如果不把西北流民都趕走，四川很快要大亂了。
果然，這批西北流民推舉氐人李特為首領，進入四川以後，先在益州刺史趙廞麾下效力，隨後於公元301年進入成都，縱兵搶掠財寶婦女，3年後，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稱王，建立成漢國。
可以説，亂世到來以後，不僅流民垂涎四川的富庶，劉備、李特等梟雄們也需要四川的經濟基礎，以及周邊沒有強敵的地理環境，做為自己經營天下的根據地。
在這樣的背景下，就有了“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的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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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進入成都平原只有兩條通道，那麼朝廷要防止流民武裝入侵成都，亂世割據的梟雄要守住成都，就必須守住漢中和重慶。
守住金牛道和米倉道就能守住漢中，而守住漢中就是守住四川的北面門户，如果志向高遠的話，還能以漢中為基地，北伐長安並席捲河西走廊，奪取中國的半壁江山。
所以在公元219年，劉備奪取漢中，直接逼的曹操遷徙漢中人口到關中，避劉備的鋒芒。
劉備也立即稱漢中王，進入人生的高光時刻。
但問題是，漢中夾在陝西和四川之間，天險事實上是南北方勢力共同擁有的，四川能通過漢中北伐，陝西也能通過漢中南征。
漢中，便成為四川勢力和北方勢力爭奪的主戰場。此後諸葛亮和姜維北伐，鍾會和鄧艾征討蜀漢，都是圍繞漢中展開的。
而重慶是四川勢力和東南勢力爭奪的主戰場。
重慶是川東重鎮，坐落在長江之畔。
從重慶出發，沿着長江往東，便是長江三峽。
三峽兩岸羣山密佈，江水湍急，幾乎沒有供人羣和貨物通行的大路。
李白在《早發白帝城》裏寫道：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白帝城在如今的重慶奉節，長江三峽最西端，江陵在湖北荊州，已經過了長江三峽的最東端。也就是説，李白的行程主要是在長江三峽。
這首詩寫的是李白遇到大赦，心情愉快，但從字裏行間也能看出來，長江三峽的環境有多麼惡劣，江水流速有多快。
既然從江漢平原到成都平原，三峽水路是唯一可行的通道，那麼哪方勢力佔據三峽，便擁有了進可攻退可守的戰略主動權。
而重慶的西北，就是廣袤的成都平原。
從重慶沿嘉陵江往北，經合州、南充、儀隴可以順利抵達廣元，兵臨劍閣之下。如果在合州變道，從嘉陵江轉入涪江，則可以經遂寧直抵綿陽。
從重慶沿長江向西南走，可通往四川的南面重鎮宜賓，從宜賓進入岷江，可一路通往樂山、眉山。
也就是説，重慶的水路可以接通金牛道，和漢中聯繫起來，也可以在南面包裹成都平原。
這樣的水路交通，在太平時節能保證川東的貿易往來，可在戰亂時期，一旦重慶失守，意味着重慶能迅速切斷成都和外界的聯繫，讓成都變為一座孤城。
對於亂世割據政權來説，守成都必守重慶，守重慶必守三峽。
所以在公元221年7月，即關羽丟失荊州的2年之後，劉備親自統領四萬兵馬，經長江三峽進軍秭歸，既想奪荊州，也要守三峽。
然而由於三峽一帶的險惡地理條件，劉備不能放手部署兵馬，被迫在巫峽和夷陵之間聯營七百里，導致劉備不能發揮運動戰的優勢。
陸遜看了都直搖頭：“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
於是，陸遜利用長江三峽的地理條件，和劉備打消耗戰，等消磨了劉備和蜀漢將士的戰鬥意志之後，陸遜命吳軍放火衝營，蜀漢大軍土崩瓦解，“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屍骸塞江而下。”
雖然戰敗了，但劉備沒有返回成都。
他退到三峽最西端的白帝城，就不願意再退一步，在白帝城駐紮將近一年。公元223年駕崩之後，諸葛亮才送劉備的靈柩回成都，然後由李嚴坐鎮白帝城，守護蜀漢的東大門。
劉備和諸葛亮害怕的就是，一旦白帝城失守，長江三峽就丟了，陸遜統領的吳軍就能立即攻佔重慶，然後南北夾擊，兵臨成都城下。
劉備至死不回成都，可以説是三國版的天子守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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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四川特殊的地理條件，以及千年歷史塑造的特殊人文氣質，所以漢中歷來都屬於陝西管轄，時刻保持對四川的泰山壓頂之勢。
三國之後，由於四川和兩湖的戰爭烈度不高，重慶便沒有被刻意剝離，一直歸四川管理。
但到了近代，這樣的局面出現轉變。
1876年，清朝和英國在煙台簽訂《中英煙台條約》，使英國得到進入中國西南的特權。
從此以後，英國沿長江逆流而上，在重慶設立商埠，導致重慶的進出口貨物猛增，很快就成為僅次於上海、天津、漢口的中國經濟重鎮。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重慶接受近現代工業經濟的薰陶，紡織廠、火柴廠等工業種類快速發展起來，經濟地位遠超成都平原的傳統小農經濟。
民國初年，四川的經濟重心，便從成都轉移到重慶。
到了抗戰時期，重慶的經濟地位進一步提升。
囊括了冶煉、礦業、電器、化工、食品等種類的245家東部沿海省份企業，為躲避日軍的炮火，全部西遷四川，其中絕大部分企業的落腳點，都選在重慶和川東地區。
這些企業的到來，讓重慶成為抗戰期間的工業中心，抗戰時期門類齊全的綜合性工業基地，軍需民用物資的供應基地。
新中國成立以後，經過以三線建設為代表的五十年工業化進程，重慶成為全國最大的摩托車和軍工產品的製造地，形成以國防工業、民用機械為骨幹，輕工、紡織、化工全面發展的老工業基地。
暢銷全國的嘉陵摩托，就是重慶工業的典型代表。
重慶的西南龍頭地位，就此確定下來。
原本重慶就是四川的東部門户，現在經濟地位又如此重要，那麼重慶繼續留在四川，就是不合時宜的，必須和漢中一樣剝離四川，才符合千年來“犬牙相制”的地域劃分邏輯。
而且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城市快速崛起，導致東西部的貧富差距急劇拉開，如何把長江下游的經濟規模，引導到長江上游，實現整個長江流域同步崛起，就是中央必須考慮的問題。
軍事地理、西南經濟重鎮、東西部共同富裕這三個問題結合起來，最合適的解決辦法，就是把重慶一帶單獨劃出來，提高政治規格，加大資源傾斜力度，讓基礎雄厚的重慶帶動西南地區，中央也可直接掌控這塊戰略要地。
於是在1984年，小平同志正式決定，把大四川分成兩個省，打造一個以成都為中心的城市羣，一個以重慶為中心的城市羣。
最初的方案是三峽省籌備組提出來的，準備借三峽工程的東風成立三峽省，下轄四川的涪陵、萬縣、奉節、巫山，湖北的宜昌、秭歸、五峯土家族自治縣等一大片地方，總面積8.4萬平方公里，人口1760萬。
按照這個方案，新成立的三峽省轄區基本都是老少邊窮的地方，省份面積在全國排名第26位，人口排名第24位，工農業產值排名第28位，典型的小省、窮省、弱省，不符合拆分四川、建設重慶城市羣的初衷。
後來經過12年的調研論證，從政治、經濟、地理的角度反覆考量，中央最終推翻了成立三峽省的方案，決定直接分割四川，成立重慶直轄市。
這樣一來，重慶脱離四川，四川的門户由中央直接管理。政經資源向重慶傾斜，重慶和上海成為長江流域的龍頭和龍尾，有利於打通東西部經濟。
**而重慶的東部邊界到奉節和巫山，秭歸和宜昌仍然歸湖北管轄，這意味着長江三峽的天險，重慶和湖北各佔一邊，**真正落實了犬牙相制的原則。
1997年3月的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代表們投票，通過了國務院提出的設立重慶直轄市的議案。
3個月後，重慶直轄市正式揭牌成立。
這樣的安排，或許可以打破“天下為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的歷史輪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