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無需辯護的文科辯護_風聞

《跨學科：人文學科的誕生、危機與未來》 [英]喬·莫蘭 著 陳後亮 寧藝陽 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鄒賾韜

      

       歷史學專業同仁若在親朋歡聚時介紹自己的學業方向，大多會被問及兩個問題：“你會鑑寶嗎？”“出來有工作嗎？”招聘季，網絡上“文科生賣慘自述”星火燎原，引爆一輪又一輪流量熱點。喧鬧過後，逐漸陷入“同情疲勞”的網友不禁發問：“大學為什麼要開文科？”慢慢掉入“自我懷疑”的、為“孔方兄”甚或“餬口錢”感到焦灼的文科同學，也在捫心自問：“怎麼就進了‘天坑’？”

      

       “用與無用”，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回應“為什麼要學文科”質疑時的經典話語，也構成了多數知識分子乃至社會公眾思考文科存在意義的基本程式。然而當“情懷”熱浪退去，“麪包”現實嚴峻，“無用之用”的詮釋和定位，似乎很難撫慰人文研究金字塔尖之下的普通文科生，更無從激起大眾的共鳴。文科的存在本無需辯護，真正值得並迫切需要思索的，應當是“我們該以怎樣的文科因應時代、塑造價值”——這，恰是為文科做出的最佳辯護。

      

       文科應勇於並善於“預流”

      

       出於對“輝格主義”的忌憚，文史哲研究者大多不願涉足“古今相映”的研究課題，小部分學人還在情緒上和行動上“排斥”那些能夠與當前社會、文化進展產生對話的議題。純學術值得最崇高的敬禮，但是，純學術不該是“玻璃罩子”裏的自娛自樂。“純”的正解，理應是動機的純真（科學求實）、研究過程的純淨（嚴謹中立）、研究闡釋的純熟（自圓其説）。

      

       1930年，史學泰斗陳寅恪在《敦煌劫餘錄序》裏倡導了史學研究的兩條價值觀——“預流”與“發覆”。被後世傳頌甚廣的“預流”説，概言之就是要迅捷捕捉時移世變（“新材料”亦歸入其中），開展“氣象一新”的學術工作。陳寅恪身體力行了“預流”的主張。羅志田的《風雨雞鳴：變動時代的讀書人》，重温了在抗日戰爭這一鉅變中，陳寅恪變換主攻方向的來龍去脈：“在新舊中西纏繞糾結的近代中國，最具啓發的歷史時段恐怕更多在魏晉隋唐。故他的學術轉向，既有早年的淵源，也有更直接的現實原因。”入世的問學發願與“出世”的治學嚴謹絕非對立，這點在《風雨雞鳴》一書中對其他近現代文科學人生涯的描繪里亦俯拾皆是。

      

       良好的文科“預流”要兼具深刻性與先導性。俯察人視而不見的“微事大義”，仰觀人見似未見的“宏旨機妙”，如此文科，又有誰能駁倒其存在的必要性呢？

      

       今天的文科，直面着全新的要素、嶄新的世界、更新的人類，同時也懷揣着如故的總體理想——實現人的充足尊嚴與充分發展。這意味着，當代中國乃至全世界文科的“預流”，都要作答“當前人的價值是什麼”以及“怎樣在湍流中鞏固、昇華人的價值”這兩道“時代之問”。日本學者吉見俊哉的《“廢除文科學部”的衝擊》一書面向“時代之問”，提出了“創造價值型的有用性”概念，並稱“一旦發生作用，社會將重新審視原有的價值尺度，或是創造出新的價值尺度”。價值觀“分崩離析”愈演愈烈的人世間，正翹首以盼“創造價值型的有用性”早些見效，理順亂麻。

      

       文科應注重整體與融通教育

      

       古代文學方向的學生不識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鑽研西方哲學領域的學子不諳“子曰詩云”的曼妙意境。近代以來文科學術的專門化，極大豐富了各個學科的內部圖景，同時也無情撕毀了經緯相連的“人文科學”圖卷。另一方面，如果將百年前近代大學歷史系基礎課單，與當下普通院校歷史專業課表並置對看，則學脈相承的積極面下，可能也暗藏着更新阻滯的縷縷隱憂。

      

       文科教育需要轉型已是業內外普遍共識，那麼，應該怎麼“轉”？

      

       首先，文科教育要對照現實世界的複雜整體，重組講授的內在結構。英國學者喬·莫蘭在《跨學科：人文學科的誕生、危機與未來》一書中談到：“跨學科不是近幾年來從外部接管人文學科的最新發展，它深植於學科本身的複雜性質和歷史，特別是諸如文學研究的多元領域。”這提示我們，中文系課堂上的小説評析，可以在學科框架內的“作家流派”“敍事類型”之外，引導學生關心並追尋小説背後的歷史場景、情感醖釀、德性拷問。同理，歷史系的課程，應該有更多電影賞析、創意寫作等“人文體驗式”的參與。這樣培養出來的文科生，擁有“發現好問題、解決大問題”的素質，是對文科“死記硬背”舊貌的刷新或曰再造。

      

       其次，呼應前文提到的“預流”，文科應汲取時代前進的各類養料，在普遍為“過去式”的語境裏發掘新問題，最重要的是樹立起與時代同聲相應、肝膽相照的新問題意識。21世紀前20年的學術史充分表明，時代給予而今文科的最大契機，正是跨學科融通——橫跨自然與人文範疇的真誠對話。全球人文研究者多已自覺地“跨出領域看領域”。但囿於內外阻礙，文科的“跨學科”融通還明顯處在“重方法”而“輕思維”的初級階段。《跨學科》演示了一組當前“跨學科”者普遍感到困惑的矛盾：一方面文科積極出圈，“生態批評試圖彌合科學與人文之間的鴻溝，借鑑自然科學，尤其是生物學的最新觀點，來閲讀文學和文化文本”；而另一面，參與文科轉型的“進化生物學、遺傳學和神經科學的方案，疑似有知識帝國主義而非跨學科之嫌，因為它們試圖僅從自身角度理解其他學科的關切”。

      

       融通是必須且必然的，但浴火於“跨學科”熔爐中的文科，如何才能“脱胎換骨”而不是“粉身碎骨”？《跨學科》一書沒有給出滿意的答案。這條文科的涅槃路，仍然道阻且長。

      

       文科應“厚培小眾”並“面向公眾”

      

       曾有位師長在課堂上興嘆“文科生並非太多，是太少了”，稍作停頓後，師長又補充道：“我説的太少，是指那些真正把專業學精、又有創造力的學生。”或許我們要暫時屏蔽招聘市場上那烏泱泱的“文科生”人羣，檢視一番文科生走向社會之際的“理想面目”。

      

       不同於技術人才培植，文科才俊養成的當下處境是極為嚴峻的——“無所不通”又“轉瞬即知”的互聯網人工智能時代，信息傳輸性質的知識宣講正變得愈發綿軟。站在大學講台上的為人師表者，或多或少對這場肉體“腦海”對壘技術“藍海”的不對稱比拼，心有慼慼。要讓文科生學得網上搜不到、“AI”拼不出、一生忘不了的那些東西，這是文科“講台不塌”“教授不死”的前提。

      

       《“廢除文科學部”的衝擊》給出了一套讓“知識去中心化”不再威脅文科存在意義的教學策略——推廣“‘攻擊我！’課程”。此法要求學生課前充分精讀研討文獻，並在課堂上批判性分析相關文獻從問題提出，到實證建構，再到結論提煉等各環節的經驗教訓。相當於教師帶領學生，站在“知識生產者”（非念讀、記誦“被生產者”）位置，把專業經典文獻的研究進路重走，甚至是帶着科學懷疑精神“再訪”了一趟。《“廢除文科學部”的衝擊》指出，“‘攻擊我！’課程”要求教師細緻入微、緊追前沿地高質量備課，如此文科課堂的體驗感與充實度均能獲得躍升。更重要的是，“‘攻擊我！’課程”會激勵學生在無形間增長科學求真的勇氣、有效發問的底氣。在“教學相長”中切磋琢磨，最有望“厚培”出專業水準與社會適應力齊頭並進的優秀文科生。

      

       《“廢除文科學部”的衝擊》直白道出了“文科無用”思潮的負面慣性：“文科學部學到的東西既無法幫助就業也賺不到錢，因此最是無用。人們即使嘴上不明説，但內心都覺得事實的確如此。這種想法普遍存在於廣大國民之間，這才是最大的問題。”如是，為了阻止“無用——無人——無用”的“雪球”越滾越大，在向內“厚培小眾”之外，文科生也應勇敢跨出以“無用之用”自我框限的“舒適圈”，向外“面向公眾”。這不單關乎文科在生源“入口”的吸引力，也牽連着文科在社會“出口”的存在感。

      

       文科達成“把錢變成紙”與“把紙變成錢”的良性循環，可能且必要。近年間，“人文經濟”展翅騰飛，文科“社會化”迎來了寶貴的窗口期。“國潮美學”浪花朵朵，“讀詩晚安”助人無數，博物館、圖書館、藝術館被觀眾越來越多地“用腳投票”，成為休閒迭代升級的棲心空間。這一切都昭示着文科成果只要善加轉化，必將豐富人們的理想生活，也暗示着在這個“人被重新體認”的時代，文科可以更多地運用自身專長創造公共價值，能夠更為自信且基於市場公信地給豐富精彩的文化衍生產品“標上個好價格”。

      

       在瞬息萬變成為時代基調的今天，文科生連同培養他們的文科教育，都必須在積極應變中實現價值的不減、意義的不衰、機遇的不失。駭浪滔天，文科生對人文精神的信仰、對人文寶庫的守護、對人文關懷的踐行不能變。中流擊水，文科生髮問的敏鋭性、智識的充盈度、表現的吸引力，要起得一浪更比一浪高。這是社會對人文科學的希冀所在，也是人文教育許諾給每位文科生的希望所在。

來源：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