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傳統到現代社會的公共意識：兩制不是障礙_風聞

        1、文化傳統本質上是一個民族的歷史淵源。文字首先是應用，其次才是文化的意識欣賞。

       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得到新文化旗手陳獨秀的讚賞，算是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篇之作。陳獨秀之所以力主在《新青年》上發表這篇文章就是基於他對“開啓民智”的迫切性認識：中國的文化首先是“大眾的文化”。也就是説，文言文的產生首先是由於由於紙張的限制——中國的造紙術出現之前，靠竹簡作為文字的主要載體，顯然不可能產生白話文。文言文儘管有很高的藝術欣賞價值，但畢竟不適合大眾文化交流 ——尤其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現代社會的要求。繁體字的最早產生是一種象形文字，之後很長時間裏由甲骨文進化成現在的繁體字。但是漢字的本源價值不過是一種語言的邏輯符號，所以繁體字作為應用的“邏輯符號”就表現出過於繁雜、不易於在民間大眾社會中推廣。所以50年代中國內地的文字改革中推廣了簡化漢字一直流傳至今，成為包括計算機和互聯網廣泛應用的漢語言文字（繁體字主要成為文化藝術領域裏的藝術價值符號）。 問題是，包括香港、台灣在內大陸之外的華人沒有經過“國家層面”的漢字簡化推廣，所以至今仍然以繁體漢字作為書面的“文字符號”。

      港澳既然是“一國兩制”的中國行政區，近來，香港大力倡導經濟和文化的“互融互通”，怎麼互通？加上兩地的詞語習慣不同（比如：“因應”等），港媒的文字表述中少數繁體漢字在內地基本上見不到了。這對兩地的社會大眾日常交往無疑是增加了困難——尤其是青少年。主流還是個體的關係，這是社會文化交流和治理的系統性問題。就好比汽車的牌照：都是法定的標識，為什麼港澳和內地的ETC不能兼容識別？

      包括台灣在內，台港澳三地人口總量和經濟總量不及內地10%，難道為了“互融互通”非要讓內地統統恢復繁體字的道路標誌嗎？

     2、從文化藝術的角度來講，香港的影視、音樂藝術在香港迴歸之後，乏善可陳。而內地這些年來享譽世界的影視、音樂作品倒是琳琅滿目。歐洲許多頂級音樂團體對內地的《天路》、《青藏高原》、《在那遙遠的地方》、《打虎上山》表現出極高的藝術關注。而香港的作品還是停留在《萬水千山總是情》和《上海灘》記憶之中無法超越。英國BBC樂團能演奏氣壯山河的《國際歌》，香港也該有氣壯山河的藝術表達，不是嗎？“含情脈脈”不應成為香港的唯一代名詞。

     3、“一國兩制”需要的是優勢互補，一國兩制本身就不能變成沒有原則的“中立”。香港有悠久的商業文化和金融貿易的豐富經驗。所以內地在擴大內需和推動“雙循環”的政策格局下，香港應該發揮自身的文化優勢——創建互融互通”的新格局。內地中小企業具有的產業優勢藉助香港的商業文化和金融貿易的豐富經驗，原本上是可以實現雙贏的。“文化搭台，經貿唱戲”是內地的經驗，所以香港的商業文化應該有一個充分的瞭解和價值判斷。

       美國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説過：“在全球化時期不是你要不要全球化而是你在全球化中怎樣生存”（《世界是平的》）。香港應該從中得到得到啓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