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八角籠中》：比拳頭，電影比角色更有力_風聞

談一談個人的看法。

《八角籠中》是一部非常勇敢而有態度的電影。它直接面對了現實，向現實輸出毫不掩飾的情緒，在手法上也最大化地創造了現實感。隨之，一切的現象完全源於真實世界，而由此產生的情緒便也成為了對真實存在的反應，人、事、情，包括圍繞並影響、壓抑他們的大環境，都沒有過多的電影化修飾過程。

這讓它的表達看上去有些“簡單”，但也避免了藝術渲染造成的虛幻感，從而失去鋭利的現實指向性。它出自於引起巨大社會輿論爭議的現實事件，又並沒有完全“重現“，而是對其體現的社會現象、輿論思潮，以及個案與全局的關係，進行了自己的思考。由此一來，作品的表達便超越了單一社會事件，有了更大的延伸空間。

這樣的手法充分對接了電影的內容。它充分立足於底層，又不侷限於此，由之出發而輻射整個現實社會，從“縱向”的各階層到“橫向”的各領域。現實感的手法與其反映的種種現象相配合，讓它的表達具備了真實確切的現實指向性，而非藝術渲染之下的虛假感。

在第一階段，電影帶着我們落到了一個確切的階段性終點：以體育的真打扭轉人生，向着壓制自己的現實揮出包含激烈情緒的拳頭，打破它。體育比賽，特別是搏擊這樣“只靠自己一個人”的競技項目，剝離了絕大部分的自己不可控因素，用八角籠將選手隔絕出複雜的外部世界，只靠自己的拳頭去獲勝，從而改變人生命運。就像美國體育經常被形容的“改變底層黑人命運的唯一途徑”一樣，這是屏蔽社會分化現象去競爭的僅存手段，磨練自己的技能，付出足夠的汗水即可。

在電影中，這其實也構成了王寶強帶着孩子們去比賽的目標：通過拳頭，輸出自己被壓制的激烈情緒，由此在八角籠中改變人生。他們專心追逐比賽勝利以對抗人生的行為和憤怒，也是非常簡單的，完全沒有在現實層面上的複雜考量。

有趣的是，“八角籠”正是關鍵的象徵存在。在體育賽場上，它可以屏蔽掉外部世界的複雜。然而，任何體育比賽的進行都必然由現實中的商業運作而生，根本訴求在於非常現實的物質利益。因此，八角籠便不再是純粹的體育意義，而“體育”本身也不再純粹。在第一階段裏，它看上去更是現實世界的輪廓，孩子們在其中的獲勝正是在現實世界中的獲勝。

然而，隨着影片的發展，現實的要素再次出現，並打破了一切“簡單”。現實世界的壓制不可撼動，孩子們沒有想到的“壓制的程度”：即使體育也並非純粹，現實力量影響下的拳擊也必然無法改變現實命運，從而讓孩子們失去了絕望中萌生的唯一希冀。王寶強喊出的“騙”，正是由此而生的第二重情緒——他了解現實的壓制之重，也意識到了孩子們的命運既定，並不能像他們所想的那樣，靠體育去扭轉什麼，只有用“騙”的方式才能給他們延續一絲光明，這是一種夾雜現實狡猾也深知現實情況之下的“逐夢行為”。

對於王寶強，電影從一開始就確立了他的“深入現實”，瞭解搏擊的現狀。老闆找他安排搏擊比賽，直接就挑明瞭其背後複雜的商業目的，並以大把的人民幣——而非口頭煽動的“夢想”——去説服他。王寶強選擇接受承辦比賽，也帶有十足的現實考量，在隨後交代的“工資拖欠”等現狀中得到了落實。對於搏擊比賽，王寶強並非沒有初心和夢想，閃回中那句“不能什麼都是假的”構成了他退役的原因：不願意繼續配合假賽，玷污搏擊運動。然而，這終究也只是一種迴避，逃離了複雜的現實比賽，徒留下心中的純粹競技。而在電影展示王寶強生活中的種種金錢糾葛之時，他對現實的介入也愈發明晰。

因為了解現實，也同樣來自底層，王寶強才會對孩子們所處環境的絕望程度有所共鳴，並同感於他們想要改變的情緒，如過往的自己一樣，向現實世界憤怒地揮拳，也就在情感的觸動之下不能對他們棄之不管。在王寶強送孩子們回家的一幕中，他看到破敗的屋子、癱瘓的少女、遠走的大人，隨後答應繼續收徒，正是對現實情況與境遇共鳴的表現。而對於孩子們改變現實的情緒，經由夜色沙漠中的“不放棄”，首次比賽裏的真打，快速剪輯中的辛苦訓練，聽到孩子所説的“我只想走出那個村子”，王寶強也一次次地加深着對他們的共感。

而後，在王寶強回到自己家看母親的段落中，電影明確了他與孩子們的境遇與情緒之共通：同樣的破敗底層，同樣的被現實因素壓制，甚至同樣的“癱瘓的親人”。更進一步的，則是他對“體育受制於現實”的感受，從而始終對孩子們扭轉人生的希冀無法樂觀——回憶中的他也憤怒揮拳，打向逃避責任而害了自己的教練，一如此刻揮拳的孩子們，但卻沒能改變任何東西。

顯然，王寶強終究不是天真的孩子們，他明白一切比賽都是商業運作，因此第一次帶孩子們比賽時要求“有氣勢地假打”，帶隊格鬥比賽時也始終帶有十足的物質考量，並由此獲取了金錢上的成功。最典型的是，他只會選擇人氣高的場地，而無視了給自己第一次機會的老闆，在每一次現場的享樂也説明了現實層面的成功。更重要的是，表演性質的假打本身，其實也是一種現實考量：不同於真刀真槍的對拼，假打表演可以如王寶強説的那樣“省下醫藥費”，也不用付錢請教練，從而實惠安全地拿到報酬。而這樣做的代價，便是對他“爭勝”之純粹競技初心的抹殺。

而孩子們對現實的憤怒出拳，也進一步改變了王寶強，讓他在王迅的説服下放棄了謀求物質的假打，真正重新拾起了對純粹體育改變人生的信念。其契機來自於對“向現實憤怒揮拳，衝破牢籠的激烈情緒”的更深度感受。在第一次的表演中，孩子們為了獲得觀眾們和老闆的認可，直接開始了真打，所有的情緒都和拳頭的力量一樣真實，這第一次震撼了“讓你們表演得好一點”的王寶強。更重要的一段，則是孩子們對現實中強大壓制存在的直接反抗。

面對着砸場的黑惡勢力，王寶強一直在隱忍退讓，這也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對鴿掉比賽的主辦方，對拖欠工資的甲方廠長，對言辭輕浮的酒吧老闆，他都儘量剋制着情緒。然而，蘇木和馬虎卻做出了他曾經對自己教練的事情，直接憤怒地揮出拳頭甚至刀子，給出“讓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眼神。合夥人王迅率先打出一擊，引導出了王寶強對往日自己的找回，他身處於一羣“年輕時代的自己”中間，不免為之所同化。

在“真打”的最初期，我們也似乎看到了現實在這一次的扭轉成功。馬虎和蘇木等孩子一場場地獲得勝利，也穿上了更好的衣服，走到了更多的地方，和更多孩子們一起學到了更豐富的知識。藉由“真打”的體育，“真實”的底層人生似乎也有所轉變，物質條件、教育水平都是如此。然而，就像王寶強一直意識到的那樣，這一切其實只是一種暫時的幻像，迅速地重回現實。

在這個部分，電影又一次展現了現實因素，切入點卻有所變化。在上一個階段，“現實”更多集中在底層，來自於貧窮、獨身、失教，這也符合王寶強等人的所處環境。而到了第二階段，隨着王寶強等人的“階級提升”，現實因素也變成了更高的一級，紮根于都市。互聯網自媒體時代的“流量化”輿論現狀，教育環節的不完美，成為了主要的組成部分。首先，滿口大義的校長索要二百萬建校費用，隨後更是延伸到了教育規定與現實情況的錯位。而與之結合的，則是由於其錯位而產生的“對王寶強的道義譴責”——以正義之名而忽視現實並進行審判的民眾，討好民眾心理而故意誇大扭曲事件並帶節奏式傳播的媒體，完全符合現實中的種種事件。

“現實”層級的上升，有着別樣的寓意，它標誌着王寶強和孩子們“在現實八角籠中扭轉人生”的失敗。這當然體現在劇情之上，王寶強迫於壓力，只能解散俱樂部並賣掉馬虎和蘇木等人。而更微妙的是，它實際上説明了王寶強等人在“階段性成功”之後的“下一階段失敗”，進一步加深了現實之不可撼動的表現力度。孩子們的初步夢想是“走出這個村子”，而他們通過真打的體育確實做到了，進入了大城市。然而在大城市中，他們卻只是迎來了屬於大城市環境的新壓制因素——走出村子，完成馬虎姐姐因癱瘓而無法做到的“邁出房門”，進入的卻不是夢想的終點，新的世界並非他們所想的伊甸園，只不過是又一個“現實”而已，雖然具體內容與壓制因素不同，但“壓制”本身卻是別無二致。

如此一來，第一階段的夢想實現也就失去了所有的意義，反而讓孩子們的努力和期冀顯得格外諷刺起來：你們的努力似乎成功了，但它根本沒有意義，因為你們永遠只是在現實的八角籠中，無非由“農村”轉到了“都市”而已，變了而又未變，你們的希冀只説明了你們對現實的瞭解程度不足，不明白“八角籠”到底有多麼巨大與牢固。王寶強明白這一點，他只是被孩子們所感染，由感性壓過了理性。他創造的搏擊俱樂部無異於一個理想主義的烏托邦樂園，這一點認知深埋在他的心中，由此前閃回中交代的經歷而進行鋪墊，並在他面對“都市現實”後的迅速反應而進一步落實：解散俱樂部，轉讓選手。

因此，王寶強此前建立起寄託希冀的俱樂部，更接近於一種烏托邦世界，便是一種之於現實情況的“騙”。電影用了畫面手法來表現這一點。最開始，馬虎和蘇木為了改變生活而搶劫了王寶強，他們的直截了當便藴含着對“改變現實”的憤怒與激昂。此時，人物出現在車燈前的虛化光線之前，結合整體的黑暗環境，讓這一幕具備了非現實感。這樣的手法也延續到了後續的段落中：第一次“真打”並贏得滿堂彩的“獲得演出機會”時，色彩多樣飽滿的打光，艱苦訓練時暖黃色光線下的室外，特別是宛若“遺世獨立”一樣的露天浴室。這一切非常美好，卻與影片整體的剋制傾向，強調現實氛圍的打光、佈景，包括淡化情感渲染力的運鏡，完全拉開了本質的差距。

而更有力的一點，則是王寶強對於“現實”程度依然瞭解不足的最終階段。他以為賣出孩子們便可以換來對方的美好未來，但終究低估了對方俱樂部的黑暗程度，無視競技天賦而違規用藥，甚至下黑手致殘。而這帶來的便是“烏托邦”的徹底消失，是孩子們失去的未來人生。現實的壓制永遠大於個人的預想，哪怕你做出各種“基於自己瞭解的現實”的佈局努力，也必然無法改變什麼。

對此，最典型的一處設計是馬虎搶劫的部分，他又一次重回“夢想離開”的村子，但此時的搶劫已經不再是電影開頭的“滿懷希冀”，而是希冀破滅後勉強維生的絕望，場景的光線也隨之迴歸了黑漆漆的真實感，沒有了虛化的柔和暖光。類似的對比同樣發生在了“騙”的要素之上，馬虎和蘇木失去了比賽機會，卻給王寶強寄出“來自外國”的明信片，反過來騙他，但這種“騙”卻不再指向寄託懷有一定希冀成分的烏托邦世界，而只是烏托邦破滅後“不想讓教練失望”的出自現實之無奈。

在結尾，影片帶來了一個非常巧妙的設計。王寶強和馬虎完成了一出表演，佯裝反目成仇，從而獲得社會的支持並扭轉了狀況，讓獲得自由身的蘇木贏得了重新比賽的機會。此時，他們似乎完美地將曾經壓制自己的種種因素運用了起來，用類似於媒體報道的“虛假信息”引導民眾基於“過度正義感”的控訴，將輿論矛頭指向對手。由此，他們看上去終於完成了對現實的反壓制。

但是，電影卻對“現實”和“非現實”的段落進行了區分。王寶強萌生接受採訪想法的段落中，他看到了車邊走過的京劇角色，隨後其塗彩也映到了他自己的臉上。街道上驟然出現的京劇表演，對路人的噴火，給予這一幕以超現實的氛圍，而京劇的”古人角色”對王寶強的“附身”也具有兩重意義，一方面讓他擁有了更純粹的古人之風，不再低眉折腰，一方面也恰恰説明了他此時狀態的“脱離當代現實世界”，塗彩的顏色其實也吻合於第一次真打時紅黑色的打光。

而後出現的則是“電視機”的元素。在電影中，“電視裏影像”均帶有或正或反的“假象”意味，開頭與後段均有出現的“打黑拳”新聞畫面，出現在電視屏幕之中，而它的所謂“十歲孩子被利用”説法則是媒體的謊言，是扭曲王寶強本意而對”騙”的解讀。此時，介紹事件的畫面與電視周圍的現實形成對比，主要強調了自己的虛假。而在接受採訪的段落中，馬虎控訴王寶強的“表演”也出現在了電視屏幕之中。

與之相對地，當主持人播放孩子們哭着離開學校的畫面時，內容基於真相，鏡頭也脱離了“現實環境裏的電視”的構圖，完全被新聞畫面佔據。

值得一提的是，開頭與接受採訪的高潮段落之間存在着微妙的對應關係。在開頭，新聞片先是佔據整個畫面，隨後鏡頭逐漸拉遠，露出它“電視屏幕中”的狀態，在第一個鏡頭裏就強調了傳媒輿論在當代的非真實與不可靠。而與之相對地，當王寶強反利用媒體，獲得輿論支持的“成功瞬間”，介紹孩子們對學校依戀之情的新聞片也反過來從“電視屏幕中”進入了“整個畫面”的狀態。媒體之於王寶強的假與真，隨之完成了切換。

而在最後的“壓制現實”的勝利結尾中，我們卻看到了“電視”與“色彩”的同時出現。蘇木的戰鬥持續很久，畫面則反覆切到了觀看比賽的各人，他的身形隨之成為了“電視裏的存在”。同時，比賽現場先是再現了此前的紅黑色光線，隨後更是逐步切到了更加極端的黑白影像。蘇木代表馬虎等人的人生扭轉，依靠純粹體育實現的壓制現實，看上去只停留在隱晦的非現實之中。

當然，到了最後一幕，一切重回現實氛圍，但王寶強手中點燃的雪茄，他轉身走入的漆黑之地，又帶來了新的信息。雪茄本身便是“現實層面成功”的象徵，在王寶強初得成功時出場，在馬虎獲勝歸來的理想巔峯時則是“我唯一的愛好”。它既帶有扭轉人生成功的信息，反過來也暗示着王寶強始終隱含的現實認知。而他並未如大部分電影一般地走入光明，反而扎進了黑暗，則是更明確的表現。並且，直到最後勝利，蘇木也始終身在八角籠之中，受到其環繞與“壓制”，而非真正走出而“衝破”他，這正是純粹競技作用的極限。

而結尾部分的“現實”，則是對王寶強等人的直接壓制。在王寶強面對觀眾——隱去臉部打光，模糊個體存在的“社會”羣體性指代——的指責時，以及試圖揮拳反擊俱樂部老闆卻和蘇木一樣被打傷四肢時，將他都處在了現實氛圍的場景之中。而他發出“我騙是為了把他們帶出來”的吶喊時，“社會”的轉變反應卻並未給到此場景中的觀眾，而是直接用“電視影像”做交代。

事實上，在蘇木打贏比賽卻未出八角籠之外，他們也依然始終身處八角籠中。王寶強接受採訪時的一個後方取景鏡頭裏，他被前景裏的佈景欄遮擋，蘇木和馬虎在監獄中見面，正反打鏡頭裏的臉前則始終有着鐵桿。

全片中，只有第一次真打時的”逃跑“瞬間，他們真正確切地走出了現實的八角籠，但那只是一次短暫的幻影而已。結尾的設計，彷彿是電影給出的又一個“善意騙局”的“烏托邦”，而現實則會在不久之後迅速重新佔據上風，就像王寶強腳步所向的一片漆黑。結局中的蘇木固然成功了，但他和馬虎失去的寶貴時間，王寶強受到的百般惡意，卻都不可挽回。

更進一步地説，王寶強的扭轉更多是一種奇蹟的個案，它的流傳也正因其稀有，現實社會給出了一個奇蹟，卻未嘗解決自己存在的根本問題，從而讓更多的類似人物得到扭轉，甚至或許根本就不需要什麼“扭轉”。電影的結局是光明的，但也給出了一層別樣的隱憂。

《八角籠中》無疑是一部有勇氣的作品。王寶強的名字會讓人產生“喜劇”的聯想，題材則對應了“體育片”。然而，電影卻打破了這兩種受眾預期且討好市場的元素，甚至放棄了類型化的定位。其手法不夠“討喜”，表達內容也過於“沉重”，甚至對現實的輻射還多少有些“冒險”。

這樣的勇氣，讓這部電影在主流商業院線的競品之間，顯得格外寶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