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八角籠中》:比拳頭,電影比角色更有力_風聞
segelas-自由撰稿人-电影学硕士已毕业,但仍旧略懂皮毛07-02 07:49
談一談個人的看法。
《八角籠中》是一部非常勇敢而有態度的電影。它直接面對了現實,向現實輸出毫不掩飾的情緒,在手法上也最大化地創造了現實感。隨之,一切的現象完全源於真實世界,而由此產生的情緒便也成為了對真實存在的反應,人、事、情,包括圍繞並影響、壓抑他們的大環境,都沒有過多的電影化修飾過程。
這讓它的表達看上去有些“簡單”,但也避免了藝術渲染造成的虛幻感,從而失去鋭利的現實指向性。它出自於引起巨大社會輿論爭議的現實事件,又並沒有完全“重現“,而是對其體現的社會現象、輿論思潮,以及個案與全局的關係,進行了自己的思考。由此一來,作品的表達便超越了單一社會事件,有了更大的延伸空間。
這樣的手法充分對接了電影的內容。它充分立足於底層,又不侷限於此,由之出發而輻射整個現實社會,從“縱向”的各階層到“橫向”的各領域。現實感的手法與其反映的種種現象相配合,讓它的表達具備了真實確切的現實指向性,而非藝術渲染之下的虛假感。
在第一階段,電影帶着我們落到了一個確切的階段性終點:以體育的真打扭轉人生,向着壓制自己的現實揮出包含激烈情緒的拳頭,打破它。體育比賽,特別是搏擊這樣“只靠自己一個人”的競技項目,剝離了絕大部分的自己不可控因素,用八角籠將選手隔絕出複雜的外部世界,只靠自己的拳頭去獲勝,從而改變人生命運。就像美國體育經常被形容的“改變底層黑人命運的唯一途徑”一樣,這是屏蔽社會分化現象去競爭的僅存手段,磨練自己的技能,付出足夠的汗水即可。
在電影中,這其實也構成了王寶強帶着孩子們去比賽的目標:通過拳頭,輸出自己被壓制的激烈情緒,由此在八角籠中改變人生。他們專心追逐比賽勝利以對抗人生的行為和憤怒,也是非常簡單的,完全沒有在現實層面上的複雜考量。
有趣的是,“八角籠”正是關鍵的象徵存在。在體育賽場上,它可以屏蔽掉外部世界的複雜。然而,任何體育比賽的進行都必然由現實中的商業運作而生,根本訴求在於非常現實的物質利益。因此,八角籠便不再是純粹的體育意義,而“體育”本身也不再純粹。在第一階段裏,它看上去更是現實世界的輪廓,孩子們在其中的獲勝正是在現實世界中的獲勝。
然而,隨着影片的發展,現實的要素再次出現,並打破了一切“簡單”。現實世界的壓制不可撼動,孩子們沒有想到的“壓制的程度”:即使體育也並非純粹,現實力量影響下的拳擊也必然無法改變現實命運,從而讓孩子們失去了絕望中萌生的唯一希冀。王寶強喊出的“騙”,正是由此而生的第二重情緒——他了解現實的壓制之重,也意識到了孩子們的命運既定,並不能像他們所想的那樣,靠體育去扭轉什麼,只有用“騙”的方式才能給他們延續一絲光明,這是一種夾雜現實狡猾也深知現實情況之下的“逐夢行為”。
對於王寶強,電影從一開始就確立了他的“深入現實”,瞭解搏擊的現狀。老闆找他安排搏擊比賽,直接就挑明瞭其背後複雜的商業目的,並以大把的人民幣——而非口頭煽動的“夢想”——去説服他。王寶強選擇接受承辦比賽,也帶有十足的現實考量,在隨後交代的“工資拖欠”等現狀中得到了落實。對於搏擊比賽,王寶強並非沒有初心和夢想,閃回中那句“不能什麼都是假的”構成了他退役的原因:不願意繼續配合假賽,玷污搏擊運動。然而,這終究也只是一種迴避,逃離了複雜的現實比賽,徒留下心中的純粹競技。而在電影展示王寶強生活中的種種金錢糾葛之時,他對現實的介入也愈發明晰。
因為了解現實,也同樣來自底層,王寶強才會對孩子們所處環境的絕望程度有所共鳴,並同感於他們想要改變的情緒,如過往的自己一樣,向現實世界憤怒地揮拳,也就在情感的觸動之下不能對他們棄之不管。在王寶強送孩子們回家的一幕中,他看到破敗的屋子、癱瘓的少女、遠走的大人,隨後答應繼續收徒,正是對現實情況與境遇共鳴的表現。而對於孩子們改變現實的情緒,經由夜色沙漠中的“不放棄”,首次比賽裏的真打,快速剪輯中的辛苦訓練,聽到孩子所説的“我只想走出那個村子”,王寶強也一次次地加深着對他們的共感。
而後,在王寶強回到自己家看母親的段落中,電影明確了他與孩子們的境遇與情緒之共通:同樣的破敗底層,同樣的被現實因素壓制,甚至同樣的“癱瘓的親人”。更進一步的,則是他對“體育受制於現實”的感受,從而始終對孩子們扭轉人生的希冀無法樂觀——回憶中的他也憤怒揮拳,打向逃避責任而害了自己的教練,一如此刻揮拳的孩子們,但卻沒能改變任何東西。
顯然,王寶強終究不是天真的孩子們,他明白一切比賽都是商業運作,因此第一次帶孩子們比賽時要求“有氣勢地假打”,帶隊格鬥比賽時也始終帶有十足的物質考量,並由此獲取了金錢上的成功。最典型的是,他只會選擇人氣高的場地,而無視了給自己第一次機會的老闆,在每一次現場的享樂也説明了現實層面的成功。更重要的是,表演性質的假打本身,其實也是一種現實考量:不同於真刀真槍的對拼,假打表演可以如王寶強説的那樣“省下醫藥費”,也不用付錢請教練,從而實惠安全地拿到報酬。而這樣做的代價,便是對他“爭勝”之純粹競技初心的抹殺。
而孩子們對現實的憤怒出拳,也進一步改變了王寶強,讓他在王迅的説服下放棄了謀求物質的假打,真正重新拾起了對純粹體育改變人生的信念。其契機來自於對“向現實憤怒揮拳,衝破牢籠的激烈情緒”的更深度感受。在第一次的表演中,孩子們為了獲得觀眾們和老闆的認可,直接開始了真打,所有的情緒都和拳頭的力量一樣真實,這第一次震撼了“讓你們表演得好一點”的王寶強。更重要的一段,則是孩子們對現實中強大壓制存在的直接反抗。
面對着砸場的黑惡勢力,王寶強一直在隱忍退讓,這也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對鴿掉比賽的主辦方,對拖欠工資的甲方廠長,對言辭輕浮的酒吧老闆,他都儘量剋制着情緒。然而,蘇木和馬虎卻做出了他曾經對自己教練的事情,直接憤怒地揮出拳頭甚至刀子,給出“讓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眼神。合夥人王迅率先打出一擊,引導出了王寶強對往日自己的找回,他身處於一羣“年輕時代的自己”中間,不免為之所同化。
在“真打”的最初期,我們也似乎看到了現實在這一次的扭轉成功。馬虎和蘇木等孩子一場場地獲得勝利,也穿上了更好的衣服,走到了更多的地方,和更多孩子們一起學到了更豐富的知識。藉由“真打”的體育,“真實”的底層人生似乎也有所轉變,物質條件、教育水平都是如此。然而,就像王寶強一直意識到的那樣,這一切其實只是一種暫時的幻像,迅速地重回現實。
在這個部分,電影又一次展現了現實因素,切入點卻有所變化。在上一個階段,“現實”更多集中在底層,來自於貧窮、獨身、失教,這也符合王寶強等人的所處環境。而到了第二階段,隨着王寶強等人的“階級提升”,現實因素也變成了更高的一級,紮根于都市。互聯網自媒體時代的“流量化”輿論現狀,教育環節的不完美,成為了主要的組成部分。首先,滿口大義的校長索要二百萬建校費用,隨後更是延伸到了教育規定與現實情況的錯位。而與之結合的,則是由於其錯位而產生的“對王寶強的道義譴責”——以正義之名而忽視現實並進行審判的民眾,討好民眾心理而故意誇大扭曲事件並帶節奏式傳播的媒體,完全符合現實中的種種事件。
“現實”層級的上升,有着別樣的寓意,它標誌着王寶強和孩子們“在現實八角籠中扭轉人生”的失敗。這當然體現在劇情之上,王寶強迫於壓力,只能解散俱樂部並賣掉馬虎和蘇木等人。而更微妙的是,它實際上説明了王寶強等人在“階段性成功”之後的“下一階段失敗”,進一步加深了現實之不可撼動的表現力度。孩子們的初步夢想是“走出這個村子”,而他們通過真打的體育確實做到了,進入了大城市。然而在大城市中,他們卻只是迎來了屬於大城市環境的新壓制因素——走出村子,完成馬虎姐姐因癱瘓而無法做到的“邁出房門”,進入的卻不是夢想的終點,新的世界並非他們所想的伊甸園,只不過是又一個“現實”而已,雖然具體內容與壓制因素不同,但“壓制”本身卻是別無二致。
如此一來,第一階段的夢想實現也就失去了所有的意義,反而讓孩子們的努力和期冀顯得格外諷刺起來:你們的努力似乎成功了,但它根本沒有意義,因為你們永遠只是在現實的八角籠中,無非由“農村”轉到了“都市”而已,變了而又未變,你們的希冀只説明了你們對現實的瞭解程度不足,不明白“八角籠”到底有多麼巨大與牢固。王寶強明白這一點,他只是被孩子們所感染,由感性壓過了理性。他創造的搏擊俱樂部無異於一個理想主義的烏托邦樂園,這一點認知深埋在他的心中,由此前閃回中交代的經歷而進行鋪墊,並在他面對“都市現實”後的迅速反應而進一步落實:解散俱樂部,轉讓選手。
因此,王寶強此前建立起寄託希冀的俱樂部,更接近於一種烏托邦世界,便是一種之於現實情況的“騙”。電影用了畫面手法來表現這一點。最開始,馬虎和蘇木為了改變生活而搶劫了王寶強,他們的直截了當便藴含着對“改變現實”的憤怒與激昂。此時,人物出現在車燈前的虛化光線之前,結合整體的黑暗環境,讓這一幕具備了非現實感。這樣的手法也延續到了後續的段落中:第一次“真打”並贏得滿堂彩的“獲得演出機會”時,色彩多樣飽滿的打光,艱苦訓練時暖黃色光線下的室外,特別是宛若“遺世獨立”一樣的露天浴室。這一切非常美好,卻與影片整體的剋制傾向,強調現實氛圍的打光、佈景,包括淡化情感渲染力的運鏡,完全拉開了本質的差距。
而更有力的一點,則是王寶強對於“現實”程度依然瞭解不足的最終階段。他以為賣出孩子們便可以換來對方的美好未來,但終究低估了對方俱樂部的黑暗程度,無視競技天賦而違規用藥,甚至下黑手致殘。而這帶來的便是“烏托邦”的徹底消失,是孩子們失去的未來人生。現實的壓制永遠大於個人的預想,哪怕你做出各種“基於自己瞭解的現實”的佈局努力,也必然無法改變什麼。
對此,最典型的一處設計是馬虎搶劫的部分,他又一次重回“夢想離開”的村子,但此時的搶劫已經不再是電影開頭的“滿懷希冀”,而是希冀破滅後勉強維生的絕望,場景的光線也隨之迴歸了黑漆漆的真實感,沒有了虛化的柔和暖光。類似的對比同樣發生在了“騙”的要素之上,馬虎和蘇木失去了比賽機會,卻給王寶強寄出“來自外國”的明信片,反過來騙他,但這種“騙”卻不再指向寄託懷有一定希冀成分的烏托邦世界,而只是烏托邦破滅後“不想讓教練失望”的出自現實之無奈。
在結尾,影片帶來了一個非常巧妙的設計。王寶強和馬虎完成了一出表演,佯裝反目成仇,從而獲得社會的支持並扭轉了狀況,讓獲得自由身的蘇木贏得了重新比賽的機會。此時,他們似乎完美地將曾經壓制自己的種種因素運用了起來,用類似於媒體報道的“虛假信息”引導民眾基於“過度正義感”的控訴,將輿論矛頭指向對手。由此,他們看上去終於完成了對現實的反壓制。
但是,電影卻對“現實”和“非現實”的段落進行了區分。王寶強萌生接受採訪想法的段落中,他看到了車邊走過的京劇角色,隨後其塗彩也映到了他自己的臉上。街道上驟然出現的京劇表演,對路人的噴火,給予這一幕以超現實的氛圍,而京劇的”古人角色”對王寶強的“附身”也具有兩重意義,一方面讓他擁有了更純粹的古人之風,不再低眉折腰,一方面也恰恰説明了他此時狀態的“脱離當代現實世界”,塗彩的顏色其實也吻合於第一次真打時紅黑色的打光。
而後出現的則是“電視機”的元素。在電影中,“電視裏影像”均帶有或正或反的“假象”意味,開頭與後段均有出現的“打黑拳”新聞畫面,出現在電視屏幕之中,而它的所謂“十歲孩子被利用”説法則是媒體的謊言,是扭曲王寶強本意而對”騙”的解讀。此時,介紹事件的畫面與電視周圍的現實形成對比,主要強調了自己的虛假。而在接受採訪的段落中,馬虎控訴王寶強的“表演”也出現在了電視屏幕之中。
與之相對地,當主持人播放孩子們哭着離開學校的畫面時,內容基於真相,鏡頭也脱離了“現實環境裏的電視”的構圖,完全被新聞畫面佔據。
值得一提的是,開頭與接受採訪的高潮段落之間存在着微妙的對應關係。在開頭,新聞片先是佔據整個畫面,隨後鏡頭逐漸拉遠,露出它“電視屏幕中”的狀態,在第一個鏡頭裏就強調了傳媒輿論在當代的非真實與不可靠。而與之相對地,當王寶強反利用媒體,獲得輿論支持的“成功瞬間”,介紹孩子們對學校依戀之情的新聞片也反過來從“電視屏幕中”進入了“整個畫面”的狀態。媒體之於王寶強的假與真,隨之完成了切換。
而在最後的“壓制現實”的勝利結尾中,我們卻看到了“電視”與“色彩”的同時出現。蘇木的戰鬥持續很久,畫面則反覆切到了觀看比賽的各人,他的身形隨之成為了“電視裏的存在”。同時,比賽現場先是再現了此前的紅黑色光線,隨後更是逐步切到了更加極端的黑白影像。蘇木代表馬虎等人的人生扭轉,依靠純粹體育實現的壓制現實,看上去只停留在隱晦的非現實之中。
當然,到了最後一幕,一切重回現實氛圍,但王寶強手中點燃的雪茄,他轉身走入的漆黑之地,又帶來了新的信息。雪茄本身便是“現實層面成功”的象徵,在王寶強初得成功時出場,在馬虎獲勝歸來的理想巔峯時則是“我唯一的愛好”。它既帶有扭轉人生成功的信息,反過來也暗示着王寶強始終隱含的現實認知。而他並未如大部分電影一般地走入光明,反而扎進了黑暗,則是更明確的表現。並且,直到最後勝利,蘇木也始終身在八角籠之中,受到其環繞與“壓制”,而非真正走出而“衝破”他,這正是純粹競技作用的極限。
而結尾部分的“現實”,則是對王寶強等人的直接壓制。在王寶強面對觀眾——隱去臉部打光,模糊個體存在的“社會”羣體性指代——的指責時,以及試圖揮拳反擊俱樂部老闆卻和蘇木一樣被打傷四肢時,將他都處在了現實氛圍的場景之中。而他發出“我騙是為了把他們帶出來”的吶喊時,“社會”的轉變反應卻並未給到此場景中的觀眾,而是直接用“電視影像”做交代。
事實上,在蘇木打贏比賽卻未出八角籠之外,他們也依然始終身處八角籠中。王寶強接受採訪時的一個後方取景鏡頭裏,他被前景裏的佈景欄遮擋,蘇木和馬虎在監獄中見面,正反打鏡頭裏的臉前則始終有着鐵桿。
全片中,只有第一次真打時的”逃跑“瞬間,他們真正確切地走出了現實的八角籠,但那只是一次短暫的幻影而已。結尾的設計,彷彿是電影給出的又一個“善意騙局”的“烏托邦”,而現實則會在不久之後迅速重新佔據上風,就像王寶強腳步所向的一片漆黑。結局中的蘇木固然成功了,但他和馬虎失去的寶貴時間,王寶強受到的百般惡意,卻都不可挽回。
更進一步地説,王寶強的扭轉更多是一種奇蹟的個案,它的流傳也正因其稀有,現實社會給出了一個奇蹟,卻未嘗解決自己存在的根本問題,從而讓更多的類似人物得到扭轉,甚至或許根本就不需要什麼“扭轉”。電影的結局是光明的,但也給出了一層別樣的隱憂。
《八角籠中》無疑是一部有勇氣的作品。王寶強的名字會讓人產生“喜劇”的聯想,題材則對應了“體育片”。然而,電影卻打破了這兩種受眾預期且討好市場的元素,甚至放棄了類型化的定位。其手法不夠“討喜”,表達內容也過於“沉重”,甚至對現實的輻射還多少有些“冒險”。
這樣的勇氣,讓這部電影在主流商業院線的競品之間,顯得格外寶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