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無用論”背後，是人文學科整體性的“生存危機”_風聞

編者按：近期，某大V“考生報新聞就打暈”的言論一石激起千層浪，支持者與反對者均有。比如，有觀點認為，新聞學等文科類專業確實不好找工作，薪資待遇也遠不如理工科，高分考生報考確實是一種浪費。有觀點進一步指出，文科就業困難，成長空間低，主要是因為文科專業壁壘太低，甚至有的細分學科沒有專業壁壘。事實上，文理之爭的話題每年在志願填報時都會引發一輪熱議，而“文科無用”“文科誤國”等論調也會再次捲土重來。這其中深層次的根源，實際指向當代人文學科所面臨的整體性“生存危機”。人文學科如何在當今時代尋求因應之道，更好地對標當代中國，是需要認真對待的課題。本公眾號特推出此文，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公眾號立場。

生存危機：人文學科如何對標當代中國

朱國華 |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本文原載於《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4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來自網絡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朱國華教授

人文學科的危機，和其他領域的危機一樣，是一個具有刺激性的、讓人津津樂道的老話題。2010年，有位耶魯大學的教授在JSTOR系統中鍵入“crisis in the humanities”，發現早在1922年就有數篇文章討論這一話題了。他還注意到，20世紀40、50、60年代，學界對人文學科狀況的不滿持續升温，甚至到了1964年，一本以此為書名的著作成了暢銷書。但是，仿照網絡時興的語法，我們可以問一句：“當我們説起人文學科危機的時候，我們在説什麼呢？”對於這一問題好像還沒看到比較清晰的觀點。我這裏打算從四個方面就這個話題做出初步探討。每次討論的時候，採取的步驟都是先談西方，再論中國，最後會提出我的個人看法。

第一，人文學科的危機表現為招生人數的萎縮，以及人文學科領域的教職崗位以及科研經費的削減。有位西方學者根據人文學科學生註冊人數做了實證調查，發現實際上客觀數據與主觀感受稍有出入。1955年之後，隨着師範學院紛紛變身為綜合性大學，選擇人文學科專業的學生一度攀升到17%左右的高位。但是20世紀70年代至1985年左右下降到了8%，之後這個數字再次上升，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達到了10%左右的峯值，然後又回到了8%左右，直到2008年經濟衰退時才降至6%。

不管怎麼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在研究型大學和精英文理學院三分天下的均衡態勢是宣告終結了。近二十年來，文理學院的人文專業學生人數已經從三分之一下降到四分之一以下，研究型大學人數也下降到了原來的70%左右，而原本這兩類性質的大學是人文學科的主要陣地。當然，西方大學的教師只要拿到終身教職，不必為生計發愁。但是，沒有自己專業的學生，他們只好給其他專業的學生開通識課，寄人籬下的痛楚自然是不言而喻了。日本有些大學的做法是，令人文學科教授教職數量自然衰減，經費自然也會隨之鋭減。

這樣的情況，其實在中國並未發生。中國的大學大眾化過程，尚未停止。一些新興的大學，尤其是民辦大學，熱衷於興辦成本較低的文科院系。與此同時，一流高校的文科招生人數，依然保持較高的水平。以2018年為例，北京大學的人文學部招生人數佔比16.6%（不含元培班）；南京大學人文類學生總數為309人（含戲文專業），位居第四位；北師大文學院招生人數在各專業中位居第二。其實人數不一定能完全説明問題。筆者所在的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最近七八年來中文系招生的分數穩居第一方陣，入學之後，極少發生中文系學生希望轉系到其他專業的，但是其他專業學生希望通過轉專業考試來就讀中文系的，每年均超過百人。

第二，人文學科不再處於大學體制的統治地位。古代的教育，無論中外，就其範圍、意義和對象而言，在性質上都接近人文學科。在古代西方，學校教授的課程為語法、修辭、邏輯和數學。其中數學這門學科又分為四個方面：幾何、算術、天文和音樂。在這裏，古典文化無可匹敵的優先地位得到了高度肯定。從文藝復興到近世以來，人文學科構成了大學的靈魂。奠定了現代大學理念基礎的兩位教育思想家——普魯士的洪堡與英國的紐曼，都不約而同地鼓吹教育的非功利性或者説純粹性。他們都認為教育的根本在於培養完善的個人，知識本身就是目的，所謂自由教育，應該是通過教育使人自由。科學知識甚至都是狹隘的，而實用知識不過將學生引向職業培訓層次，這些都容易產生支離破碎的認識。紐曼認為神學可以提供知識的統一性，而洪堡認為哲學才能堪當此任。

西方的大學在後來發展之中，文化，尤其是文學藝術，以及古希臘羅馬文學，被認為揭示了“構成所有可知事物基礎的一致性”，所以人文學科被認為應該佔據大學最高地位。如果大學培養所謂自由而無用的靈魂，也就是無視職業訓練，那麼它的目的其實就是培養紳士，更進一步説，它就是培養貴族。大學在過去就是毫無掩飾地充當通過文化再生產以達到社會再生產的工具，這一點布迪厄早就指出了。

文藝復興時期的卡斯蒂利奧內在《朝臣論》中指出了有教養的人必須在精神、身體和思想能力上面都受到系統的鍛鍊，沒有藝術才能和廣博的知識，是無法進入上層社會的。而18世紀的牛津與劍橋這兩所大學課程設置極為狹窄：只要求學生熟悉古典文學及有限的神學讀物。直到十九世紀末，哈佛等大學的教育仍然以拉丁文為主。年輕人到大學學習，並不是接受嚴格的學術訓練，而是獲得口舌便給、舉止優雅這一類社交技能，建立人脈資源，為成為未來的國家精英做好準備。當然，就具體的教育內容而言，它與現代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明顯脱節。甚至有學者撰有《英國文化與工業精神的衰落，1850—1980年》一書，認為英國工業精神的衰落，應該部分歸因於英國教育、英國文化界對工業精神的敵意。

卡斯蒂利奧內

與牛津和劍橋不同，倫敦大學學院一類的辦學模式滲透了功利主義理念，它兼有自然科學、應用技術和人文學科、社會科學，更能適應現代性的工業化社會期待，這後來也變成了被普遍接受的西方現代大學的教育理念。而在此過程中，此消彼長，人文學科的黃金時代也一去不復返了。西方人文學者們哀鳴人文學科的頹敗，強烈的怨懟不滿部分來源於對其前輩無比榮耀與輝煌的懷舊情緒。

就中國而言，撇開民國時期（因此也可以理解何以人文學科總是在不斷回憶過去），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似乎沒有這樣闊氣的前輩，人文學科其實一直卑弱。1950年，蘇聯專家阿爾辛傑夫認為，社會主義大學應該培養的是工程師、農藝師以及醫師這樣有真才實學的技術專家，而不該是空口説白話的文科生。院系調整之後，文科、財經和政法這三類學科加起來的學生佔比由1949年的33.1%，減少到了1957年的8%。“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句俗語，流行時間很長，説明了文科的邊緣地位。但是，與過去相比，今天人文學科的地位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就這個方面來説，也很難説得上存在着危機。

第三，大學越來越具有商業化特徵，威脅着人文學科的生存。今天的大學校長扮演的主要角色類似於董事長，主要考慮的事情是爭取各種資源。辦大學相當於辦企業，其終端產品是學生。現在不再是首先考慮如何將他們培養成符合人性理想的人，而是考慮如何將他們打造成能適應後工業經濟時代不斷變化的職業需求的勞動力。就業導向使得大學的標準更側重於直接的功利價值，因而與社會沒有直接利益關係的人文學科，就被理解成了屠龍之技，不再受到矚目。以前，文學作為民族文化的精華，作為想象共同體的有形存在被放置到最為凸顯的位置，而今跨國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高於一切。

大學裏面奉行的企業化管理模式，其實是與人文學科倡導的學術自主性原則格格不入的。人文學科如果不能回應社會提出的挑戰，如果不能理解數字化或人工智能的技術革命所引發的社會症候，不能回答生命醫學的新成就所提出的新的倫理問題，那就不能為其合法性存在提供理由。人文學科為了證明自己的效用，部分放棄了自己的無用之用，放棄了為認識而認識的合法化自我論證，轉而走向文化政治。也就是説，通過強調自己的政治干預性來説明自己的意義與價值。

在具體的策略上，西方的人文學科尤其是精英大學的文學研究領域開始了文化研究轉向。但這種文化研究，目的是指向實踐活動的，其最後的作用不是體現在自身，而是體現在一些社會運動或民主活動的成效上。就其內容而言，“文化”雖然給自己貼上了“跨學科”的名稱，但是它沒有自己特定的理論方法，也沒有自己的專屬研究領域，“文化”意味着任何對象。因此，它沒有邊界，任何確定的具體所指。因此，文化研究雖然是批判意識形態或資本主義體制的，弔詭的是，它的踐行恰恰跟它宣稱要反對的消費邏輯同一鼻孔出氣：文化研究熱衷的領域，如同性戀、後殖民、種族、激進政治乃至於吊帶衫、酒吧和吸血鬼之類，其實變成了文化時尚，而“文化”的概念就與貨幣一樣，是無所指的能指，是一種交換價值。

如果説，全球的大學都越來越效法美國這樣的辦學模式，中國的大學似乎很難避免此種主流大勢並置身局外。目前，中國的大學已經取消了985、211的稱謂，踏上了建設一流大學的新徵程。但是，根據20世紀一位加拿大學者雷丁斯的看法，所謂“一流大學”跟前面提到的“文化”概念一樣，也是一個貧乏蒼白的、沒有內在品質的空洞目標，最適合技術官僚根據數目字方式來加以管理。衡量一個學者是否優秀的標準，不再是某種學術的內在的標準，而是比如引用率或者獲獎項、在名刊發表論文數之類外在的量化標準。今天中國大學的填表之多，已經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了。各種課題申請、職稱申請、評獎申請、人才計劃申請，各種學科或教學評估，各種排名或績效考核，已經讓人文學者們疲於奔命，窮於應付，而發現的快樂，求知的熱情，自由的心態與高尚的情懷已經日益稀缺，而這一狀態才是人文學者安身立命的基本條件。就此而言，中西方大學面臨的人文學科的危機都是類似的。

第四，人文學科的危機是否可以理解為一種知識體系的內部崩解？實際上在很多年之前，我們就聽説了各種“終結”的理論，比如維特根斯坦認為他研究的目的是為了“給捕蠅瓶裏的蒼蠅指出一條出路”。如果我們忠實於真理，我們應該做的是讓哲學安息。海德格爾則認為，哲學的終結證實了科學技術控制和安排世界的勝利。此外，我們還聽到了教育的終結、文學的終結、藝術的終結，甚至後結構主義也宣告了人的終結。但實際上，各種終結，並不是某種類型的精神活動壽終正寢了，只不過它到了轉型的時刻。黑格爾宣判藝術的終結，其實不過是説古典藝術的終結，而北美英文系不再流行文本精讀和新批評，並不是説文學研究已經終結，而只是改變了它的研究方式，比如它在對於後現代理論的渴望或者文化研究的激情中找到了新的學術生產方式。

黑格爾

那麼，從知識學的角度來説，中國的人文學科是否存在着危機呢？在我看來，這也許才是最嚴峻的問題。問題的關鍵實際上是中國的人文學科就從未得到充分發展過。今天，我們接受的知識體系基本上來自西方，在這裏，容易速成的是理工科，而最不容易掌握的是文科知識，尤其是人文學科，因為它一方面可能與自然科學或應用科學共享某些根本的方法、論證線路或者觀物方式，它們都共同指向真理；但是另一方面，人文學科始終與傳統、經驗、語言、記憶、理解、生活習俗尤其是價值觀緊密相連，它無法做到符號化、形式化。今天，中國在不少科技領域已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但是人文學科與西方相比，整體水平還存在着巨大落差。在我看來，當我們認識不到這一點的時候，這對我們來説，也許才意味着人文學科最大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