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騷亂，給中國提了一個大醒｜到底誰有資格做主？_風聞

孫田月、魏南枝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導讀】近期，法國大騷亂持續蔓延，已波及歐洲鄰國。這次騷亂發展速度之快、波及範圍之廣遠超預料。人們認為，引發騷亂的“警察射殺少年”事件只是導火索，其背後是法國以及歐洲所面臨的內外部結構性矛盾。那麼，法國社會的矛盾與歐洲面臨的挑戰具有何種內在的相關性？其中的戰略困局到底面臨何種博弈？

近年來，馬克龍基於法國及歐洲困局提出一系列應對戰略，**本文重點剖析其倡導“歐洲戰略自主”的歷史過程、現實動力和內在張力。**作者指出，法國長期作為歐洲戰略自主的倡導者，早在戴高樂時期，就尋求成為一個有能力在兩個冷戰集團之間發揮平衡作用的大國。冷戰以來世界局勢和歐洲內部的複雜變化，以及2022年烏克蘭危機的全面爆發，使歐洲問題進一步複雜化。在多重壓力下，歐洲危機意識陡增，戰略自主更加迫切。然而，**戰略自主受制於兩股相互矛盾力量的博弈，一方是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形成的歐洲本土派，另一方是跨大西洋聯盟所形成的跨大西洋派。**再加上主動向美國靠攏的一些中東歐“新歐洲”國家的反對，以及同為“老歐洲”的法國和德國對歐洲戰略自主的立場和訴求不盡一致，戰略自主在歐洲內部分歧明顯。事實上，歐洲戰略自主特別是防務自主能不能變成現實，外在因素主要在美國。美國作為跨大西洋聯盟中的核心力量，從不希望看到一個團結自主的歐洲，而是要求歐洲成為其附庸。

作者認為，對於歐洲來説，實現戰略自主不僅需要整合內部分歧，改變對美國的“附庸地位”，彌補其硬實力短板；還需要改變其與南方國家的關係模式，調整其與中國、俄羅斯等國的關係模式，難度之大可想而知。我們沿着本文的分析進一步思考，可以更深刻地體會一個亙古不變的道理：在沒有內部團結和真正自主能力的情況下，一個區域或國家就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甚至可能淪為附庸，戰略自主更是無從談起。這是法國乃至歐洲困局留給我們的重要提醒。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3期，原題為《拒絕淪為美國附庸？——艱難的歐洲戰略自主之路**》****。**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參考。

“將歐洲的命運掌握在歐洲自己手中”“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努力實現戰略自主”……結束訪華後的法國總統馬克龍密集發聲，得到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等歐洲政要的呼應，卻招致美國、波蘭等國的質疑和批評：這是法國人的夢想，難以成為歐洲的共識，更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隨着烏克蘭危機的長期化，全球的動盪與變革日益嚴峻、複雜，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作為世界力量中的重要一支，歐洲是否以及能否實現戰略自主，對全球發展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效應”發揮着重要作用。**因此，馬克龍及其支持者的努力，不僅在歐洲掀起了一場關於戰略自主的大討論，為歐洲與美國的關係增添變數，而且引發了世界多國、多個地區的高度關注。

**▍**何謂歐洲戰略自主：危機意識催生自主意識

“什麼是歐洲？”對此，存在三個層次的分野：最大範疇是歐洲大陸所有的主權國家，中間範疇由歐盟成員國所組成，最小范疇由歐洲議會、歐盟理事會等歐洲各機構所組成。與此類似，儘管“歐洲戰略自主”這一概念近年來被頻繁提及，對其界定卻往往莫衷一是。

**毫無疑問，法國長期以來是歐洲戰略自主的倡導者，馬克龍的行動和表態更是被外界普遍視為戴高樂主義的迴歸。**早在戴高樂時期，法國就尋求成為一個有能力在兩個冷戰集團之間發揮平衡作用的大國。1964年，法國不顧美國反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多次反對英國加入歐共體，並於1966年退出了北約這一歐美軍事同盟體系。1994年，法國發表的《國防白皮書》中出現了“戰略自主”一詞，意指法國不能僅僅依靠北約的軍事保障而放棄核威懾。作為戴高樂的擁躉，馬克龍長期堅持維護獨立的歐洲地緣戰略立場：2017年提出“歐洲主權”的概念和“重啓歐洲”的計劃，“確保我們未來的唯一途徑是重建一個主權的、統一的和民主的歐洲”；2018年呼籲建立“歐洲軍”；2019年提出北約“腦死亡”等説法。2021年的美澳法核潛艇風波、2022年美國出台《通脹削減法案》等事件，更是刺激了馬克龍政府，然而，僅憑法國一己之力難以推動歐洲戰略自主的實質性進展。

冷戰的結束和歐洲一體化的加速，為歐洲的自主創造了機遇。**歐洲戰略自主最初是尋求在軍事和安全事務上更加獨立的地位，隨着歷史的發展和演變，其內涵也在不斷豐富，但歐洲內部始終存在依靠北約還是發展獨立防務能力的分歧。**科索沃戰爭催生了歐洲安全與防務一體化的政策。1999年，歐盟正式出台了歐洲共同安全和防禦政策（CSDP），旨在提升歐盟安全與防務領域的獨立行動能力，以減少對美國的依賴。2003年，歐盟發佈了第一份《歐洲安全戰略》（ESS），提出增強歐盟的戰略能力，但尚未明確提出“戰略自主”的概念。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2010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使歐洲經濟受到嚴重衝擊，歐盟需要尋求更多的自主性以挽救自身。2010年，歐洲議會在《實施歐盟安全戰略及共同安全與防務政策》中使用了“戰略自主”的概念。2013年，歐盟委員會發布《邁向更具競爭力與效率的防務與安全領域》政策文件，指出歐盟需要具備一定程度的戰略自主，但仍未將其上升到全球層面。

2014年俄烏地緣政治危機爆發，2015年難民危機爆發，2016年英國脱歐和歐洲大陸國家右翼民粹主義興起……嚴峻的內外形勢催發了歐洲的戰略自主意識。歐盟在2016年發佈了第二份《歐洲安全戰略》，不僅在其全球戰略中更明確地強調“戰略自主”，還首次將其作為歐盟戰略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歐洲戰略自主的內涵也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自此，除了在安全和防務領域增強歐洲的獨立行動能力以外，歐洲戰略自主逐漸發展演變為歐洲一體化的整體性戰略構想，即歐洲要在經貿、科技和防務三大領域做到獨立自主，以擺脱歐洲一體化的困境，增強歐洲對世界事務的影響力。

2022年烏克蘭危機全面爆發後，歐洲戰略自主遭受空前挑戰，歐洲防務安全和能源安全問題突顯，危機意識陡增。在軍事上幾乎沒有行動能力的歐盟，一方面只能依賴美國主導的北約，一邊倒地支持烏克蘭、制裁俄羅斯，例如馬克龍不得不承認北約如同“電擊”般復活；另一方面，歐洲既要承受能源危機、通貨膨脹和社會動盪之苦，還處於綠色產業和製造業外流的困境之中，其經濟正在“緩慢失血”，在能源和安全上對美國的依賴正在迅速提升。

在上述多重壓力之下，歐洲對戰略自主有了更急迫和全面的認識，2022年3月，歐洲理事會通過了《凡爾賽宣言》，指出要在國防、能源供應和經濟方面加強歐盟的戰略自主。歐洲議會在《2013—2023歐洲戰略自主》文件中，**再次擴充了戰略自主的內涵：“歐盟在具有戰略意義的政策領域自主行動，即不依賴其他國家的能力。這些領域包含防務政策、經濟以及‘維護民主價值觀的能力’”****。**可以説，在地緣政治和安全博弈迴歸的背景下，馬克龍等歐洲領導人的“覺醒”是內外交困下歐洲不得不“捍衞自身利益”的選項。

**▍**歐洲內部的認知差異：利益分歧與共識缺乏

歐洲要實現一體化，就必須要實現歐洲的戰略自主。**然而，由於歐洲一體化和跨大西洋聯盟一直是歐盟內外政策的兩大支柱，二者之間天然地存在張力，因而形成了歐洲本土派和跨大西洋派這兩股有時相互矛盾的政治力量。**歐洲戰略自主受制於上述兩股力量的博弈，還因主動向美國靠攏的一些中東歐“新歐洲”國家的反對而舉步維艱。更何況，同為“老歐洲”的歐盟軸心兩國，法國和德國對歐洲戰略自主的立場和訴求不盡一致。

馬克龍的歐洲戰略自主主張得到了歐洲右翼民粹力量的支持，儘管他們對於“什麼是歐洲？”的理解並不相同。例如，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的領導人勒龐贊同馬克龍與美國保持距離，卻反對馬克龍以整個歐洲主權的名義表態。馬克龍的主張也得到了歐洲本土派的支持，例如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表示，雖然歐盟對與美國的聯盟存在強烈依賴，但“如果因為這種聯盟就假定我們會盲目、系統地在所有問題上都遵循美國的立場，那就錯了”。他還表示，其成員國首腦中不止馬克龍一人這樣想，越來越多的成員國青睞歐洲戰略自主的想法。和馬克龍一樣也在爭取絕對自主的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直接呼籲：“歐洲，現在是時候醒醒了!” 法國經濟和財政部長布魯諾·勒梅爾（Bruno Le Maire）在第一時間表態稱，馬克龍總統要求歐洲獨立和主權是完全正確的，歐盟國家不應成為美國的附庸。

但是，馬克龍的主張遭到了跨大西洋派的反對，波羅的海和東歐多國政府紛紛對其指責。波蘭總理馬特烏什·莫拉維茨基（Mateusz Morawiecki）在華盛頓發表講話時駁斥了馬克龍的説法，稱歐盟需要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聯盟，而不是“歐洲其他國家制定的概念，這些概念會造成更多威脅、更多問號、更多未知數”。立陶宛議員多維勒·薩卡利埃內（Dovilė Šakalienė）指責馬克龍“地緣政治盲目”，其行為“違背了歐盟和北約的戰略利益”。現任英國首相蘇納克雖沒有直接批評馬克龍的言論，但明確表示不同意法國人的做法，認為應該與其“最親密的盟友”美國密切合作，以抵抗中國對英國經濟安全構成的威脅。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一直積極推動烏克蘭儘快加入歐盟，澤連斯基在歐洲議會發表演講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對歐洲生活方式的入侵”“歐洲的命運與烏克蘭的命運息息相關”。以烏克蘭最高拉達對外政策委員會主席梅列日科為代表的烏克蘭政客大肆批評馬克龍的主張。

還有一些歐洲國家和歐洲政客在觀望中越來越傾向於歐洲戰略自主。例如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多次討論歐洲的戰略自主問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與馬克龍同期訪華，儘管二者在對華態度上聲音不一，但她返歐後在歐洲議會演講中表示，“我相信我們能夠，也必須開闢出我們自己獨特的歐洲方式，這也為我們與其他夥伴的合作留下了空間”。

出於歷史原因，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德國更多地將重心放在了有利於自己的經濟一體化上，對建立超國家的歐洲安全與防務共同體的積極性不高。2014年，默克爾政府曾經積極協調美歐以及歐盟各國對俄立場，主張使用非軍事手段解決問題，成功化解了第一次烏克蘭危機。在2022年的烏克蘭危機中，朔爾茨政府受制於內政上的困局，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這三個聯合執政黨的立場難以統一，對歐盟的領導力明顯弱化。朔爾茨表示要加強歐洲的地緣政治屬性，塑造“地緣政治歐洲”，藉機在德國自身的安全與防務政策上取得重大突破。但是，法德在具體方式和目標上仍存在分歧，例如對於德國牽頭組建的北約框架下的“歐洲天空之盾倡議”，法國並不感興趣。

此次馬克龍重提戰略自主，德國一些媒體和黨派人士批評馬克龍的言論不合時宜、破壞歐美團結。德國《圖片報》（BILD）評論其“很危險”，自民黨總書記比揚·迪爾-薩拉伊向該報明確表示：“馬克龍的立場對歐洲來説不是明智的戰略。我們生活在一個危險的世界。因此，美國和歐洲應該密切合作。”德國內部也並非聲調一致，德國聯邦議院社民黨議會黨團主席羅爾夫·米策尼希表示，歐盟必須儘可能發揮獨立作用，而非在亞太地區成為美國的附庸，“馬克龍是對的”。既然馬克龍在訪華期間對華做出積極表態，並強調歐洲戰略自主，朔爾茨就想借機加緊推動重啓中歐投資協定，卻遭到馬克龍的阻擋，因為德國顯然是該協定的最大受益者，法國不過將該協定視為推進歐盟戰略自主的抓手之一。

顯然，對於歐洲戰略自主，歐洲各國的立場不同，因為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各國戰略本能；歐洲不同機構的認知不同，因為這些機構各自所尋求的利益存在差異。

**▍**美國的指責與批評：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的危機？

“二戰”以來，歐洲長期是美國最為緊密的盟友，並且是其盟友體系中唯一具備全球性力量的。經濟上，歐盟是世界一極；政治上，歐洲佔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兩席；軍事上，歐洲擁有英、法兩個核國家。相對於非西方世界，美歐同屬一個陣營。但是，跨大西洋夥伴關係從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美國從不希望看到一個團結自主的歐洲，而是要求歐洲成為其附庸。

冷戰期間，來自蘇聯的戰爭威脅迫使西歐國家接受美國主導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冷戰結束後，儘管歐洲對美國在安全、經濟、科技等領域還存在很強的依賴性，但美歐間戰略互信整體呈下降趨勢。對此，美國一方面將來自俄羅斯的威脅塑造為維持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不平衡性的理由，2022年烏克蘭危機使美國實現了在歐洲事務中的迴歸，“腦死亡”的北約在該階段被徹底激活，使得歐洲不得不在安全議題上繼續扮演着美國僕從的角色；另一方面將中國定位為“最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歐洲再度淪為美國遏制中國發展的武器，被綁架進入“不屬於自己的危機”。

馬克龍主張歐洲成為中美博弈的“第三極”，特別是在台海問題上堅定表明一箇中國原則，法國與歐洲要避免因台灣議題被捲入中美衝突等，引發了美國的不滿。馬克龍訪華後，美國總統拜登與馬克龍進行了通話，但是，雙方在通話後的各自聲明中圍繞台海問題的説法不一，凸顯分歧。並且，歐盟早就敲定的援烏炮彈計劃遲遲無法落地，也説明跨大西洋夥伴關係正在暗流湧動。對於馬克龍的言論，美國媒體和政客們進行了強烈譴責。《紐約時報》發文稱，馬克龍訪華削弱了美國遏制中國的努力。《華爾街日報》批評馬克龍在中國台灣問題和烏克蘭問題上一錯再錯，削弱了美國對中國的威懾，也削弱了美國對歐洲的支持。前美國駐北約大使伊沃·達爾德 (Ivo Daalder)説，馬克龍的聲明將把歐洲與美國分開，“正確的歐洲政策不是制定中間路線，而是讓美國和歐洲走上一條共同的道路”。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參議員馬克·盧比奧則言辭激烈，在其社交媒體上表示，美國應該詢問其他歐洲人是否與法國總統站在一起。“馬克龍是為馬克龍説話，還是為歐洲説話？”如果法國和歐洲不想在中國台灣地區和大陸之間選邊站隊，“也許我們也不應該選邊站隊，讓歐洲來處理烏克蘭問題”。

**歐洲戰略自主特別是防務自主實現與否的外在因素主要在美國，因為跨大西洋夥伴關係與美國軍工複合體、跨國金融資本利益等相捆綁。**美國必將充分利用歐洲各國的巨大分歧、歐盟機制的“先天不足”、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等來阻撓馬克龍所希望的戰略自主的實現。

**▍**其他國家與地區：固守單極化還是走向多極化？

馬克龍等希望歐洲能夠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與全世界展開貿易和合作，但是，世界體系是繼續以美國為中心的單極化，還是走向多極化？美國和歐洲之外的不同國家和地區對馬克龍所主張的歐洲戰略自主也有着不同的意願和利益訴求。以澳大利亞和日本為代表的美國盟友們，紛紛批判馬克龍的歐洲戰略自主言論。以俄羅斯為代表的、試圖打破美國單極主導的國家，則對其持呼應、觀望甚至悲觀的態度。例如巴西總統盧拉訪華期間公開呼籲去美元化；中東國家學到了“歐洲戰略自主”的精髓，要掌握敍利亞危機的主動權，呼籲“中東是中東人的中東”。但是，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對歐洲能否實現戰略自主持悲觀看法，“今日俄羅斯”表示，“戰略自主”聽起來不錯，但“歐洲已經不再具有戰略意義或自主性”。

從上述四個方面可見，實現歐洲戰略自主不僅需要整合內部分歧，在維護“嵌於價值觀同盟中的安全共同體”這一大西洋夥伴關係基本屬性的前提下，改變其對美國的“附庸地位”，彌補其硬實力短板；還需要改變其與南方國家“援助者-受援者”的關係模式，調整其與中國、俄羅斯等國“追隨美國立場”的關係模式，可謂任務艱鉅且舉步維****艱。

誠然，馬克龍的聲音不能完全代表歐洲，跨大西洋夥伴關係更是限制着歐洲的戰略自主性。但是，馬克龍關於歐洲戰略自主的呼籲本身，説明歐洲國家正在反思淪為美國附庸的利弊。不捲入戰爭，平衡歐洲與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通過合作實現戰略自主，也許將是下一階段歐洲多國的共識與出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