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騷亂第八天，是什麼激怒了巴黎郊區的年輕人？_風聞

郊區、警察暴力、年輕人、少數族裔，很少有一個事件能把如此多在法國社會中如同毒刺一般的幾個因素同時集齊。而集齊之後的後果沒有人能夠接受，也沒有人願意見識。

法國當地時間6月27日早晨，在位於巴黎郊區法國上塞納省的楠泰爾市（Naterre）警察在覺察有交通違規行為後，騎摩托逼停了一輛黃色的奧迪車。在盤問過程中，作為駕駛員的17歲的阿拉伯裔青年那埃勒（Nehal），由於擔心自己無證駕駛的行為可能招致警察的拘捕，決定強行闖關。警察則援引2017年通過的法律，以“拒絕服從”（refus d’obtempérer）為由，向汽車開槍射擊，導致那埃勒於事後搶救無效死亡。

事件發生後，隨着社交媒體上有關事件全程的視頻逐漸傳播開，自28日起，法國多個城市持續出現不同程度的騷亂。作亂者或是對臨街商鋪打砸搶，或是矛頭指向普遍被視作是法國國家象徵的市政廳或者是警察局，更有甚者對公共汽車、電車乃至於自己鄰居的私人汽車當做發泄怒火的對象。

7月2日凌晨，巴黎南郊的拉伊萊羅斯市甚至發生了抗議者駕車襲擊市長私人住宅並試圖縱火的惡性事件，市長本人並不在家，他身在家中的妻女卻因襲擊而受傷入院。

這一系列的暴力事件不僅造成了一系列財產損失，還導致全國範圍內公共交通受到明顯的影響。在法國內政部的要求下，法國境內的全部公共交通都提前於晚間21點前結束運營，具體的恢復時間則需要等待新的指令。截止到7月3日，騷亂的烈度出現了明顯的下降，然而由於擔心死灰復燃，法國內政部部長傑達爾德·達爾曼南（Gérald Darmanin）依舊在全國範圍內動員了4.5萬名警察以及憲兵（注：法國的執法力量包括警察以及憲兵）來維護秩序。

●遭到襲擊的拉伊萊羅斯市市長私邸 / 網絡

這樣的場景讓人不禁想起2005年，同樣是在巴黎的郊區，兩位年輕人在躲避警察搜查時觸電身亡，導致了全國範圍內持續二十二天的騷亂。時任內政部長、此後於2007年到2012年擔任法國總統的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在視察郊區的過程中，本來想要體現出自己對付騷亂的果斷，然而他所説出的“我們將用高壓水槍清理住宅區”（nettoyer au Kärcher la cité des 4 000）卻因“清理”一詞本身含有的歷史政治含義而起到了火上澆油的效果，讓騷亂的烈度進一步上升。

或許是吸取了2005年薩科齊的教訓，此次法國政府在那埃勒事件的處理上充分保持了剋制，軟硬兼施。在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當時正在法國南部海港城市馬賽視察的馬克龍就對這一事件做出了清晰明瞭的表態，他將這一事件描述為“無法解釋”且“無法原諒的”。同樣也是在這一天，總理伊麗莎白·博爾內則評論了警察的做法，稱其“不符合當下的規定”。

漸進反應

在對警察盲目開槍的行為以及對暴力行為表示譴責之餘，政府方面的表態也聚焦於司法部門的努力。他們要求檢察部門儘快調查出真相，此舉不僅着眼於儘快平息民憤，更有保證司法部門權威的考慮。除了法國警方內部負責調查警員行為的部門法國國家警察監察署（IGPN）主動介入以外，在事發轉天，涉事警員就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這樣的待遇在涉及到有關警察開槍致死的事件中，也並不常見。

涉事警察的代理律師，專精警員辯護的律師洛朗-弗朗·里昂納（Laurent-Franck Liénard），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表示：“在我三十一年為警員使用武器的案件辯護的職業生涯中，從來沒有任何一名當事人在與法官見面前被採取強制措施。今晚，我的當事人因為在他認為必要的情況下使用國家提供的武器開槍而進了監獄，他這麼做是為了保護國家以及其公民的安全。” 

而隨着騷亂的進一步擴大，政府應對的措施，也逐漸升級，除了逐步增加部署的紀律部隊數量，還進一步動員了負責治安的國家憲兵下屬的裝甲車前往敏感地區震懾。

這場騷亂的爆發，也如多米諾骨牌一般，打亂了不少安排。6月30日週五，馬克龍放棄了原定於當天下午的歐盟會議，提前結束行程回到巴黎。為了避免給民眾留下一個“專精外交而忽略內政”的總統的形象，馬克龍也押後了原定於7月2日到4日對德國的國事訪問，這本應是自2000年希拉剋的訪問之後，二十多年以來法國國家元首第一次對德國進行國事訪問。

●為維持秩序，巴黎街頭警方使用了催淚瓦斯 / 網絡

當天，面對愈演愈烈的騷亂，他表態為了儘快恢復“共和秩序”，採取的措施將會“沒有禁忌”（sans tabou），同時他也呼籲“父母們負起責任”，將自己的孩子們在夜間留在家中。此外，不同於2005年的全國性騷亂，在信息時代下，利用社交網絡的“標籤”騷亂的發起者往往能在短時間內聚集大量年輕人。針對這一點，法國政府與當天下午晚些時候召見了包括Tiktok、推特在內的社交平台巨頭，要求他們刪除有關騷亂以及破壞的帖子。

政治角力

在這場騷亂的背後，法國政界各派之間的勾心鬥角一直未曾停歇;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馬克龍的操作空間。一直以來強調安全和秩序的法國右翼首先對馬克龍發難，此外死者的阿拉伯裔身份，更是為最近幾次大選中，一直強調移民問題的右翼提供了借題發揮的機會。不管是中右翼的共和黨還是在2022年立法選舉中取得重大突破的極右黨派“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都主張，政府應在第一時間啓動“55號法案”（即1955年4月3日第55-385號關於緊急狀態的法案），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來遏制騷亂。畢竟在2005年，政府在七天之後才決定啓動緊急狀態，導致騷亂持續了一共22天。

而在政治光譜的左翼，中左翼的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以及歐洲環保-綠黨（Europe Ecologie-Les Verts）在第一時間就號召恢復平靜。但在左翼力量最強的“不屈法國”（ La France Insoumise），其領袖讓·呂克-梅郎雄（Jean-Luc Mélanchon）在事件發生後的第一時間的回應卻具有着強烈的煽動性。在一條發佈於6月28日的推文中，他寫道：“看門狗要求我們呼籲平靜。我們呼籲爭議。”這也符合他一直以來爭取平民階層以及年輕人的選舉策略。早在之前他就將警察以“拒絕服從”為由而開槍殺人比作是“恥辱”，並且希望可以向美國“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為樣本，在法國也減少警方對少數族裔的歧視。

社會隱疾

根據法國警方的統計數據，騷亂的參與者中大部分都不曾有犯罪記錄，被捕者的平均年齡在17歲左右，年齡最小者只有13歲，且他們大多數都出身於平民街區。這一現象在法國的大城市附近的郊區更為明顯。誠然，法國政府推動的都市圈建設取得了不凡的成績，大都市有力帶動了經濟的發展。但在發展過程中，也導致了都市中心過度向郊區抽血，不少人住在近郊僅僅是為了能夠到市中心就業。

●楠泰爾市 / 網絡

喪失了就業機會的郊區逐漸成為平民階層（classe populaire）的居住地，隨之而來的暴力犯罪以及毒品問題一直是法國政府面臨的頑疾。而馬克龍在此次那埃勒事件發生時前往馬賽的原因，正是為了頒佈一系列在教育、醫療以及住房上的舉措，希望將一直備受毒品問題困擾的馬賽當做試驗田，逐步探索出可以遏制以上這些問題的辦法。

此外，在此次的事件中，被暴露在聚光燈中心的問題是更是法國的警察暴力問題。作為一個對槍支有着相對嚴格管控的國家來説，警察使用致命武器的情況理應不會很多。此次涉事警察開槍的理由是“拒絕服從”，這一新的條款是法國在經歷恐怖襲擊潮之後，為了進一步加強執法力量，放寬警察使用武器的限制，而於2017年新增的條款。儘管在當時就有研究者表示，這一新規定將有可能導致警察使用致命武器的頻率上升，但在時任內政部部長貝爾納·卡茲納夫(ernard Cazeneuve)的力推下，法案依舊通過了議會的審議。

根據法國國家警察監察署(IGPN)的一項統計，法國範圍內警察“個人武器使用(警察開槍)申報”，在2017年這部法律生效當年，就達到了394起，比法律頒佈前的2016年的255起增加了139起，增幅達到54%。只不過，根據這個一直來素有“警察的警察(police de la police)”之稱的機構給出的解釋，警察開槍事件的增加與這部法律規定的關聯難以確定。

馬克龍進入第二任期之後，由於在立法選舉中喪失了絕對多數地位，屢屢向中右派的共和黨伸出橄欖枝，以獲得後者在議會中的支持。為此，他進一步提出要為治安提供更多的預算，以及為警員提供更加好的福利待遇。但這一系列的示好舉動，不僅沒能換來後者的支持，還在共和黨確定自己“搶回被極右吸引的選民”的路線後被用於馬克龍對治安以及“共和秩序”付出不夠的論據。

而在民意方面，無論是經歷恐怖襲擊後，還是2018年到2019年的“黃馬甲”運動以及今年上半年的反對退休改革的經歷後，法國人對警察暴力以及警察權力濫用愈發警惕。誠然，警察是維護社會治安的重要力量，但是在保護社會秩序的同時又該如何儘可能尋找公權力與私權之間的平衡，才是這一場騷亂危機過後，法國政府真正面對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