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生當老師？共產黨致力於改造鄉村，艱難抗戰時期堅持識字運動_風聞

陝甘寧邊區政府大禮堂舊址

識字在今天義務教育已經普及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問題，但這對於一百年前的中國民眾來説，卻是極為困難的。自1920年代開始，無數仁人志士即致力於改造鄉村，並開展一系列鄉村建設運動，但日軍發起全面侵華戰爭中止了這一進程。全面抗戰爆發之後，只有中國共產黨在陝甘寧為主的根據地內繼續推行民眾的識字運動，試圖對鄉村進行更為徹底的改造。

一、識字是第一步

在漫長的農業文明時代，識字與教育一直是少數人才可以享有的“特權”，儘管成立於1912年的中華民國力圖打破這一局面，但民國接連不斷的軍閥混戰與隨即而來的日軍侵華，使識字運動的推動變得愈發困難。與之相對應的，成立於1921年的中國共產黨以解放勞苦大眾為己任，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將重心轉移至鄉村，並着手開展識字運動。

1936年，歷經兩萬五千里長徵的紅軍各方面軍順利在陝甘寧邊區會師，開創了全新的陝甘寧革命根據地。一年後全面抗戰爆發，中國共產黨以陝甘寧邊區為核心，在邊區內着力打造模範的抗日根據地。陝甘寧邊區政府希望改變邊區文盲現狀，使每一位邊區百姓都可以接受教育。開展識字運動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將分散的鄉村民眾集中起來，並找到識字的人擔任教師。根據邊區政府的政策，各村莊紛紛建立起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識字組，每個村設立一處識字促進會，促進會委員每人負責若干識字小組，每隔幾天就要將相關的識字任務下發到各小組。

針對鄉村缺乏教師的難題，邊區政府決定即使是認字的小學生，都可以充任識字組的老師，此即所謂的“小先生教學制”。之所以設立小先生，在於他們本身就在正規學校裏接受過識字教育，更主要的是他們在家裏與父母親鄰朝夕相處，而識字組大多以家庭或鄰里為基本單位，這樣可以最大程度地發揮其識字的優勢。為調動“小先生”的教學積極性，邊區教育廳還發給一些積極的小學生以榮譽徽章，提升小先生在村裏的名望，進而更好地推動識字教育。除了設立識字組和小先生後，邊區政府還在各村設立“救亡室”，簡單來説即圖書室和娛樂室。救亡室內張貼着偉人畫像，並有若干種圖書，民眾可以在這裏開展各種娛樂活動或者讀書。

陝甘寧邊區第二師範舊址

二、識字運動的進一步開展

為確保識字運動貫徹得更加徹底，邊區政府還開展各種“識字競賽”，設立“普及教育突擊月、年”等活動，希望通過更加有力的識字運動儘可能在最短時間內提高民眾的識字率。例如在1937年9月，邊區政府提出了一個月內發展識字組員3萬人的任務，為此邊區各級政府動用一切力量從各學校中挑選老師與學生充當教書先生，以使各地的識字組都儘可能擁有一位先生。

邊區的國語課本

在政府開展的各種識字比賽中，每一位民眾都有可能成為被政府認可的“識字英雄”，這樣的榮譽對於民眾來説十分重要。因此每當識字比賽開始時，許多村莊中的青壯年與孩童即使農活再忙，也會時不時地學上幾個字。據統計，至1939年時，陝甘寧邊區內已經設立了385個識字小組，組員2.4萬名左右，其他形式的半日校、夜校等也有數百所，學生達數萬名。

以上這些事實與數據都表明邊區政府開展的識字運動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當然問題和弊端也是存在的。事實上，由於陝甘寧邊區地廣人稀，識字組組織起來存在很大困難，大量的識字組雖然設立起來了，但都是空殼子，學上幾次後也就如同“解散”了一般。而且邀請小學生作教書的小先生，本身也極不穩定，學生本身水平參差不齊，加之當時的漢字是繁體字，無論是寫起來還是用起來，都很複雜，這都給識字運動的開展增加了難題。

為了解決漢字難寫難用的情況，邊區政府決定對文字進行改造，簡單來説即將筆畫複雜的漢字進行簡化，將文字“拉丁化”，也就是將文字的偏旁部首進行刪減，使其像書寫拉丁語那般簡單。1940年，陝甘寧邊區政府在延安率先開展新式文字的普及運動，效果竟然還不錯，40天內，1400多位不認字的文盲中，有一半竟可以用改造後的文字寫信與讀報。一年後，邊區政府決定在全區開展新文字普及運動，並從延安的新文字幹部學校中抽調數十名成員，趕赴邊區各地組建新文字教員訓練班。經培訓後的教員再回到各地開展新文字普及教育工作。

時任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

三、識字運動的結束與再開始

進入1942年，抗日局勢愈發吃緊，陝甘寧邊區在物資方面面臨巨大挑戰，為此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盡最大限度壓縮公職人員的數量，能投入勞動的全部投入勞動，以實現自給自足的目標。在這種情勢之下，推行新文字的運動被迫停止，邊區政府一邊開展大生產運動，一邊對推行數年的識字運動進行總結與批評，以更好地將民眾的識字運動與生活生產相結合。

大生產運動

在1944年邊區政府有關開展識字運動的信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識字運動之所以推行得愈發緩慢與困難，與羣眾自願度較低有密切聯繫。而羣眾之所以不願參加識字運動，是因為鄉村分佈十分分散，開展識字運動往往要求農民在集中時間內離開村莊，前往統一設立的學校進行學習。這在交通不便且連日常生活都難以保障的環境下，民眾的學習意願自然不高。

鑑於此，邊區政府決定採取就地辦學的形式開展識字運動，但凡能夠湊集5-10人的學員，就可以在當地舉辦村莊學校。而且教學內容不必拘泥於漢字的學習，農民在日常生活與勞作中急需的算數、種田、手工業技術或簡單的醫學知識，都被納入到村學的教學內容當中。例如於1944年10月開設在周家圪的冬季學校，即將農活的生產組長設置成為學習組長，學習內容涵蓋運輸、推粉、放羊，甚至還有拾糞。此外，冬學還根據個別農民的需要，開設寫賬、開票據等教學活動，在有限的時間裏，周家圪撈中有30多位青壯年堅持來上課，平均每個人學習了30多個漢字。周家圪之所以能取得一定成績，與其放棄一刀切政策，在時間、地點、教學內容方面採取靈活辦法有着密切關係。

陝甘寧邊區的農民

文史君説

自全面抗戰爆發至1945年日軍投降，邊區政府始終沒有放棄識字運動的進行，儘管在解放戰爭打響後，出於戰爭的考慮而暫時停止或放緩識字運動，但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一場遍及全國的掃盲運動再度展開。至今天，中國已經完全普及了義務教育，文盲在中國的數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可以稱得上是一場壯舉。

參考文獻

李馨：《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夜校研究》，延安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

王建華：《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的識字運動》，《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2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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