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雜誌丨政治意識形態的終結_風聞

現任英國首相里希·蘇納克（左）與工黨領袖基爾·斯塔默。圖源： Associated Press / Alamy Stock Photo

原文截圖

​政治意識形態的終結

彼得·凱爾納（Peter Kellner）

我們都知道慣例: 這些天我們見得多了。

反對黨領袖表示，經濟一團糟，統計數據顯示，生活水平正在下降，公共部門債務正在增加，都是政府的錯。首相回應稱，全球性力量正在傷害世界各地的民眾，他正採取強硬但必要的應對措施，而且統計數據顯示，英國比其他國家做得更好。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你可以聽到完全一模一樣的話。保守黨領袖大衞·卡梅倫(David Cameron)試圖將國內困難的責任推給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 ；布朗的回答(有幾分公正)是，他正領導全球實施應對，以拉動世界經濟步出衰退。

卡梅倫贏得了那場政治辯論:儘管需要自由民主黨的支持，他仍在2010年大選中擊敗了工黨，成為首相。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希望將今天諸多問題的責任推給裏希·蘇納克(Rishi Sunak)，而非冠狀病毒疾病、烏克蘭戰爭和其他超出任何一個國家控制範圍的力量。（基爾·斯塔默，生於1962年，是現任工黨領袖。——譯註）

卡梅倫/布朗和斯塔默/蘇納克之間的纏鬥，除了在責任問題上奉上了同樣的爭議，還有另一個可以説更為深刻的相似之處。在這兩場纏鬥中，意識形態區別幾乎完全不存在。事實上，真正的政治幾乎沒有。那些爭執是私人性的。作為對手的政治家遭到五花八門的攻擊，稱他們軟弱、無能、不切實際：他們的政策則是危險、愚蠢、浪費的。我們的黨富於公共精神，你們的黨卻欠幕後金主的錢。我們站在這個國家各個地方正派、勤勞的人民這一邊，你們卻叫他們失望。 

公允地説，這遠不能完全描述議會中發生的事情。相當多時間花在了各個委員會中的嚴肅工作和立法上。私下裏，絕大多數議員(包括各部部長和他們的影子部長)都是勤于思考、富於公共精神的。但能夠引起新聞報道和選民注意的一些事情，比如“首相問答時間”（Prime Minister’s Questions），很大程度上是在比拼，看哪一方能最有效侮辱對方。他們的營銷口號也是如此。之所以會這樣，根源在於政治本身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轉變。（首相問答時間：英國下議院每週三中午的一項活動，由在野黨領袖向在位首相提問，後者回答，英國公眾事先預定後可以憑票免費旁聽。——譯註）

儘管有混亂和爭吵（那總是議會生活的一部分內容），這樣的辯論在過去仍反映出人們對實質問題的熱情。意識形態和階級利益將人們劃分為左派和右派，他們對社會理當如何組織有不同的理念。工黨宗奉經濟計劃、更大的政府和再分配；保守黨人宗奉私營企業、更小的國家和自力更生。在政府中，他們經常緩和自己的立場，但沒有哪個追蹤英國政治潮起潮落的人可能混淆兩個主要政黨的基本特徵。

那些差異的蛛絲馬跡依舊存在: 保守黨依舊宣揚低税的好處，工黨依舊宣揚遏制企業貪婪的必要性。但這些只不過是古老頌歌的回聲，那些頌歌旨在鼓動忠於黨的人士。實質上，保守黨人主導了人們記憶中最高水平的徵税，與此同時，工黨人士不厭其煩地與企業交朋友。其他人批評這些進展，我不批評。假如我們要改善公共服務並與貧困作戰，税收就必須維持; 假如經濟要恢復穩健增長，私營部門就必須繁榮興盛。毋寧説，關鍵在於，趨同的現實通常壓倒了分裂的言辭。

在其他領域，人們正確接納了共識。現在幾乎沒有人會否定英格蘭銀行的獨立性，取消最低工資或終結同性婚姻。更重要的是，近年來與共識決裂的兩次重大嘗試都以災難告終: 傑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復興舊時社會主義宗教的改革運動，以及麗茲·特拉斯(Liz Truss)提出的大規模、無資金支持的減税嘗試。（傑里米·科爾賓，生於1949年，2015至2020年擔任英國工黨領袖。麗茲·特拉斯，生於1975年，2022年9、10月間短期擔任英國首相。——譯註）

那不是説共識總是最好的。有時候我們需要真正的辯論。想想英國退歐吧。我們的兩個主要政黨同樣不願意提出一套可信的戰略，以彌補退歐造成的傷害。兩黨共同的謹慎與它們的支持者的對立熱情形成鮮明對比，他們絕大多數是支持英國退歐的保守黨基礎選民，以及同樣堅決反對英國退歐的工黨選民和活動人士。威斯敏斯特外的激烈辯論在兩大主要政黨的峯會上都被扼殺了。

隨着人口老化和昂貴的新療法變得唾手可得，高層的不情願延伸到了其他事項上，比如為國民醫保系統 （NHS）制定一個長期的改革和資助計劃。在社會關懷方面，歷任部長都意識到財政挑戰的存在，但在他們最需要保持冷靜、籌集資金的時刻卻又跌跌撞撞。至於目前壓倒一切的難題，即通脹和不斷上升的按揭利率對工人薪酬和生活水平的影響，我們徒勞地期待政治高層就一個陷入麻煩的文明國家應如何分擔痛苦展開嚴肅討論。相反，我們得到的是原話: “我們負擔不起”; “坐下來談談”。這些與其説是錯誤，不如説是無可救藥的不足。

把這些事情放在一起，我們看到的是我們最資深的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掙扎。因為缺乏意識形態上的支撐，而且被自己遭遇的挑戰嚇倒了，他們退回到了自己感到舒適的人身攻擊區。

所有這一切意味着，我們理當回到有關英國未來的那種老派的左右辯論中？現代世界肯定已因之而發生了太大變化。作為圍繞階級、意識形態和國家權力展開的鬥爭的核心，高度工會化的礦山、造船廠、鋼鐵廠和工廠已經消失。投資、貿易和金融的跨國流動，限制了任何不希望與世界其他地區隔絕的政府的選擇。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艱難選擇、取捨和不確定的時代。塑造了二十世紀政治的那些戰鬥的清晰度，已被任何一個二十一世紀自由民主國家所遭遇的約束弄得模糊不堪。這要求有一種更成熟的政治話語。相反，它往往過於幼稚。在喧鬧的媒體和有毒的社交媒體慫恿下，兩大政黨在它們對侮辱的偏好方面互相映照。歡迎來到“魔鏡中的惡意”的時代。

有什麼應對之道？主要政黨的那些高層決定對自己更誠實，彼此尊重，對我們開誠佈公，這符合他們的利益。我們可以做夢。

[作者是英國作家、政治分析師，曾任民意調查公司YouGov總裁。本文原題“The end of political ideology”，由英國《展望》（Prospect）雜誌網站發佈於2023年6月29日。譯者聽橋，對原文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