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霞 王臨霞：美軍在朝鮮戰場發動細菌戰證據確鑿_風聞

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

美國在對自己製造、使用生化武器的罪責百般抵賴的同時，動輒揮舞“人道主義”大棒，以所謂“非法”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為侵犯他國主權、推行霸權主義的藉口，真可謂“一邊裝鬼一邊捉鬼”。

最後一任“聯合國軍”總司令馬克·克拉克在其回憶錄中堅決否認美軍在朝鮮戰場實施過細菌戰，稱細菌戰是共產黨的“宣傳戰”。美國方面還宣稱，曾主張由“國際組織”調查朝鮮戰場的細菌戰問題，但遭到中國拒絕，意在指責中方“做賊心虛”、“賊喊捉賊”。事實真相又是如何？

國際組織有明確結論

美國所謂的“國際組織”，主要指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和世界衞生組織。上述組織都存在政治傾向性問題，由它們調查美軍，無異於監守自盜。其中，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僅僅是瑞士本國的紅十字會，並非真正的國際組織。其能否以客觀、科學的方式進行細菌戰評估，值得懷疑。

與美國所言完全相反，中國向世界和平理事會提出調查美軍細菌戰請求後，該組織受理請求並決定組建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此事。隨後，在英國著名生物化學家李約瑟的帶領下，調查團在中國和朝鮮開展調研活動，最終發佈《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書》。報告書指出，“朝鮮及中國東北的人民，確已成為細菌武器的攻擊目標；美國軍隊以許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這些細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來是把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行細菌戰所使用的方法加以發展而成的”。以奧地利法學家布蘭德魏納教授為首的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在朝鮮和中國東北調查美軍發動細菌戰的情況，為證實美國細菌戰罪行提供了鐵證。該調查團在報告中強調，“美軍蓄意向朝鮮人民軍並在北朝鮮平民中撒佈蒼蠅及其他人工感染細菌的昆蟲，意圖散佈死亡和疾病，是違反一九〇七年關於陸戰法規和慣例的海牙公約的規定、和違反普遍承認的、一九二五年日內瓦議定書重申的禁止細菌戰法律的極嚴重的可怖的罪行”。

美軍戰俘的口供是真實的

志願軍曾擊落美軍執行細菌戰任務的軍機，俘獲飛行員並取得相關口供。中方先後公佈20餘名參與細菌戰的美軍戰俘證言，例如第49戰鬥轟炸機聯隊副隊長安德魯·埃文斯上校等人承認美軍在朝鮮戰場使用細菌武器，轟炸機駕駛員約翰·奎恩中尉明確供述其在朝鮮投擲了細菌彈。但美方依然極力狡辯，拒絕接受有關細菌戰的美軍戰俘證詞或言論。美方宣稱，這些戰俘在身體上遭受中方的殘暴對待，精神上遭到“共產主義洗腦”，其言論不可信。美方還引證部分飛行員的“翻供”言論，全盤否定戰俘口供的真實性。如美空軍第4戰鬥截擊機大隊大隊長瓦克·馬胡林上校回國後立即“翻供”，聲稱是在遭受肉體與精神摧殘下才招供的。

美國否認美軍戰俘口供的真實性是站不住腳的。其一，人民軍隊“放下武器，優待俘虜”的傳統世人有目共睹，是被歷史反覆證明的。包括這些飛行員在內的全體美軍戰俘，不僅沒有受到嚴刑拷打與精神摧殘，志願軍還為他們治病療傷，提供良好的生活條件。其二，被遣返的美軍戰俘在回國後，均遭到美國官方不同程度的施壓。如美國聯邦總檢察長赫伯特·布勞內爾公開恐嚇，“如果美國戰俘在朝鮮囚禁期間與共產黨合作，將面臨可能判處死刑的叛國罪指控”。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高級參議員李察·羅素則聲稱，“那些與共產分子合作的、在假口供上面簽字的人，應該迅速被清除出軍隊，而不是給他們以榮譽”。這是部分戰俘發表污衊中國戰俘政策的違心言論或直接“翻供”的主要原因。其三，除美軍戰俘外，其他國際人士也證實美軍在朝鮮戰爭期間發動細菌戰。例如，時任加拿大和平大會主席的文幼章博士，於1952年在記者招待會上以他在瀋陽考察時的親眼所見指出，美國不但在朝鮮而且在中國實施了細菌戰。

事實上，不少參與細菌戰的美軍戰俘都在供詞中對這一行為表示懺悔，例如美國海軍陸戰隊第1空軍聯隊參謀長弗蘭克·赫·許威布爾上校稱，“作為絕對的直接觀察所得，我只是據實報告説，每一個軍官在第一次聽説美國正在朝鮮使用細菌戰時，都是既震驚又羞慚”，“從戰術上説，這種武器是完全不必要的……從道義上説，它本身就是永劫不復之罪……從自尊和忠誠的觀點來説，它是可恥的”。相比之下，美國官方掩蓋其罪行的表現，絲毫不顧廉恥。

來路不明的檔案抄件不足為據

1998年1月8日，日本右翼報紙《產經新聞》刊載了駐莫斯科記者內藤靖夫的文章，及其收集的12件有關朝鮮戰爭細菌戰的蘇共中央檔案抄件。抄件內容大致為：蘇聯駐朝鮮大使拉佐瓦耶夫在沒有得到蘇共中央批准的情況下，支持朝鮮編造美軍發動細菌戰的證據，並協助朝鮮在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到達之前偽造疫區和被傳染人員。1953年3月，蘇聯國家安全部部長伊格納季耶夫收到關於拉佐瓦耶夫參與偽造美軍細菌戰證據的“報告”，沒有及時上報蘇共中央，反而將其扣壓。1953年4月，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貝利亞在國家安全部的檔案中發現了這份“報告”，便向蘇共中央提交備忘錄，並明確提出，這份“報告”被扣壓導致“蘇聯的國際形象受到嚴重傷害”。伊格納季耶夫等人繼而被追究相關責任。隨後，蘇聯有關部門向中朝方面通報了相關意見，“蘇聯政府和蘇共中央被誤導了。在新聞媒體中廣泛傳播的美國人在朝鮮使用細菌武器報道是基於荒謬的證據。對美國人的指控是虛構的”。

1952年3月，中國人民組成“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調查團”，分赴中國東北和朝鮮開展調查。圖為調查團成員在朝鮮檢查美軍投擲的細菌彈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供圖

這份所謂“檔案抄件”一度引起軒然大波，部分學者質疑美國發動細菌戰是否是中國的政治宣傳。但經過諸多學者研究，這份材料的真實性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而美軍發動細菌戰的事實倒是越來越清晰。

其一，就學術研究而言，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材料，連孤證都算不上。首先，所謂“檔案抄件”僅僅是“抄件”，並非原件，真實性存疑。其次，這些“抄件”屬於摘抄而非完整抄錄，特別是缺失貝利亞所謂被扣壓的“報告”這一關鍵材料。再次，這些“抄件”涉及的人物及歷史背景帶有鮮明的權力鬥爭色彩：“舉報者”貝利亞事發20余天後就被逮捕，後被處決，“被舉報者”伊格納季耶夫則恢復蘇共中央委員資格，得到平反。最後，這份檔案的內容得不到中國檔案或相關材料的佐證。

其二，中國檔案顯示，最早發現美軍投擲細菌彈的是位於鐵原郡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第42軍。1952年1月27日夜，美機多次在該部陣地上空盤旋，次日地面出現大量蒼蠅、跳蚤和蜘蛛，散佈面積約200米長、100米寬。該軍在給志願軍總部的電報中稱，“此蟲發生可疑，數地同時發生，較集中密集大，可能是敵人散佈的細菌蟲”。眾所周知，一二月份的朝鮮半島北部十分寒冷，蒼蠅、跳蚤等昆蟲同一時間在不同地區集中出現，極為反常。此後又發生數起類似事件，並開始出現人員傷亡。相關情況層層上報，引起黨中央高度重視，果斷開展反細菌戰鬥爭。由此可見，中國方面關於美軍發動細菌戰的調查、判定以及相關反制決策的制定是獨立完成的，並沒有受到哪一方的刻意“誤導”。

其實，美國不但極其重視乃至熱衷於研發包括生化武器在內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更在使用這些武器方面擁有厚厚的“黑歷史”。美國早在1943年便於馬里蘭州設置“德特里克營地”（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的前身），該機構在1944年已具備生物戰劑研製能力。二戰結束後，美軍不僅包庇日本細菌戰罪犯石井四郎等，還秘密接手731部隊的試驗資料。朝鮮戰爭爆發僅5天后，時任國防部長馬歇爾就批准了一份建議美國放棄“使用生化武器只用於報復”政策的報告。在此後的對外戰爭中，美軍不僅在朝鮮戰場上使用細菌武器，還在越南戰場上使用落葉劑，嚴重危害當地居民的生命和健康。美國在對自己製造、使用生化武器的罪責百般抵賴的同時，動輒揮舞“人道主義”大棒，以所謂“非法”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為侵犯他國主權、推行霸權主義的藉口，真可謂“一邊裝鬼一邊捉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