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中，二十九軍各高級將領，分別扮演了怎樣的角色_風聞

七七事變，就像一個大舞台，各種矛盾衝突，都在這個舞台上演着。中日之間的矛盾，南京北平之間的矛盾，二十九軍內部的矛盾，矛盾複雜尖鋭，不用加工就特別有戲。

已經有多部文藝作品用藝術的手法給二十九軍各高級將領塑像，比如長篇小説《盧溝橋抗戰》、電影《七七事變》等等。説實話，我對這些作品中對各高級將領的塑造特別不能苟同。就因為這個不能苟同，激起了我的不吐不快。

在這場大戲中，在各種矛盾糾葛中，身處事變中心的各主要將領，到底都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一）

作為華北地區最高軍事長官、也是最高行政長官的二十九軍的軍長宋哲元，説好聽點，叫地方實力派，説難聽點，就是民國那種半割據狀態的新軍閥。既不容日本人侵略，又要借日本人之力跟蔣記中央政府要價；既不想中央軍染指，又要背靠中央政府跟日本人抗衡，這是他周旋在南京和東京之間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所以在事變的多數時間裏，抱和平幻想，不斷退讓，與日本人妥協媾和，就成為其既定的套路。這樣的操作令人氣憤。但從始至終，宋守住了底線，沒有出賣領土主權，這是要給予肯定的。

在事變初期，他多次誤判敵侵略行徑，堅拒中央軍北上，又聽信漢奸的花言巧語，在和與戰之間左右搖擺，打打停停，貽誤了不少戰機，給最終平津的失守埋下了禍根，引起全國人民不滿。好在經過了整整二十天的搖擺不定後，到了最後（7月27日）關頭，他終於猛醒過來，旗幟鮮明地發表了守土抗戰的通電，與全國軍民達成了共鳴，這又是令人振奮的。

在各種有關的文藝作品中，除了細節上的演義差別，對宋哲元的塑造沒有大的失實。萬幸。

（二）

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兩將軍，除了以壯烈的犧牲極大地喚起了全國軍民的敵愾之氣，二人的歷史也充滿了輝煌。佟麟閣曾是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第一軍的軍長，趙登禹曾首開喜峯口大刀殺敵的紀錄，對抗戰都有不可磨滅的功勳。對於二人的壯烈殉國，在藝術舞台上肯定要濃墨重彩地給予表現，虛構一些情節以達到悲情的效果，增加一些篇章以謳歌烈士的忠義，是應該的，必須的。但同時也要注意，七七抗戰，不是二人的高光時刻，二十九軍的行止，二人不是主要決策者，和與戰等各種錯雜的矛盾糾葛，二人不是關鍵人物。在文藝作品中，亦應尊重歷史真實，表現時不能太過於拔高。

想説又不想説的一個情況是，對佟趙二人在七七事變中的地位與作用，有些文藝作品中的塑造是誇大和失實的。從表達仰慕英雄的角度去看，可以理解，但從治史的角度去看，則應給予區別。

（三）

圍繞和與戰，因受日人及漢奸的挑撥與矇蔽，也伴隨私慾的膨脹，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扮演了一個令人失望的“和日派”角色。二十九軍之所以和戰不定，宋哲元之所以左右搖擺，張自忠的從中掣肘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其並不僅僅只是在7月28日才表現得令人失望，親日“四大金剛”之名早在事變之初即已為圈內人所共知了。在整個事變期間，張從始至終沒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但張自忠知恥而後勇，浪子回頭，幡然悔悟，在得到蔣宋的寬宥後，誓雪前恥，英勇殺敵，最終血灑疆場，為國捐軀，成為千秋英雄。

蓋棺論定，本着為賢者諱的出發點，在文藝作品或面向大眾的宣介文章中，對其在七七前後的表現，適當迴避，繞過去不説為好，或者淡化處理，一筆帶過，但不能像很多粉絲那樣找各種理由為之洗地，更不能像有些作品那樣罔顧史實顛倒黑白。這幾十年關於張自忠在事變中的種種爭論結果表明，越洗對其越不利。

（四）在盧溝橋事變這出大戲中，曾慷慨悲壯對守軍出言“盧溝橋即爾等墳墓”的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當之無愧是正一號的主角。這是因為；1．馮抗日態度最堅決，是日本人眼中獨一無二的“頑固反日派”；2．馮是宋哲元離軍時始終一貫的代理人，而在事變的多數時間裏，宋恰恰不在軍中；3．盧溝橋是馮三十七師的衞戍之地；4．馮是事變中7月16日秘密下達的作戰命令中明確的二十九軍的戰地總指揮（關於這四點，筆者寫有專文，這裏不展開）。從事變開始後南京與二十九軍來往的密電和中共中央7月8日通電的字裏行間，亦可看出馮在這場大事變中所擔當的角色。上圖系事變發生期間某畫報刊發的圖片。從畫面中人物排列的佈局和文字介紹的微妙不同，同樣可以清晰看出馮治安在事變中所居的地位。但幾十年來，在已經上映和出版的有關七七事變的文藝作品中，馮治安被忽略了，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次要人物，這顯然是有欠公允，也有違歷史真實的。要寫江橋抗戰，你就繞不開馬占山；要寫一二八抗戰，你就繞不開蔡廷鍇。同樣的道理，既然要寫盧溝橋抗戰，怎麼可以繞開馮治安！（五）歷史上有一個臭名昭著的《秦土協定》，其中的土，是日本戰犯土肥原；秦，就是時任二十九軍副軍長並代理察哈爾省主席的秦德純。《秦土協定》是寫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的。不管這是不是他能夠做主的，也不管他有着怎樣的忍辱負重，但協定畢竟是由他和日本人簽訂的，所以無論怎麼説，他秦德純都難辭其咎。但一碼歸一碼，在盧溝橋事變的全過程中，秦德純扮演的是僅次於馮治安的正面角色。在宋哲元被日本人和漢奸壓迫，為避風頭而離開北平後，整個二十九軍的對日交涉，是由宋哲元委託的秦德純全權負責的。在交涉中，秦始終站在大局高度，堅持強硬立場，據理力爭，沒有半點妥協。事變發生後，又秉承南京中央旨意，折衝樽俎，積極應對，表現出了足夠的睿智與應有的擔當。事變發生期間，南京與二十九軍頻繁的密電往還，主要就是與馮秦二人互相溝通。秦與馮是這場大事變中最關鍵的兩個重要人物。但不知怎的，同樣令人遺憾的是，作為在事變中差不多與馮治安並列的重要人物，秦德純也被各相關文藝作品嚴重忽略了，這極不公允。（六）除以上各高級將領外，二十九軍的師以上幹部，總參議張維藩、參謀長張樾亭、一四三師師長劉汝明、騎兵九師師長鄭大章、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等，或手中沒有兵權，或表現欠佳，或影響不大，或事變時不在戰地，都算不得重要角色，這裏略去不説了。有關文藝作品中，對副參謀長張克俠、一一零旅旅長何基灃在盧溝橋事變中的地位與作用拔得比較高，小説中甚至把張描繪成宋不在軍時的代理人之一，這就有點過了。張、何先後成為我黨秘密黨員，並在淮海戰役中率軍起義，為取得戰役第一階段的勝利創造了條件，為人民的解放立下新功。二人在七七事變中也分別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盧溝橋不是賈汪，這時的他們，還沒能走到舞台的中央，還不是主要角色。一己之見，不一定對，還請各位批評指正。（正文完）附：每當宋離軍後，為什麼不把兵權交給副軍長或參謀長，而要交給一個師長？

舊軍隊中的副職，是一個挺尷尬的角色。軍長離隊後，兵權不交給副軍長而交給主力師的師長，這在當時是再正常不過了，特別是在西北軍這樣以“私”著稱的軍隊中，就更是如此。副軍長秦德純先後畢業於保定軍校二期和陸軍大學六期。原是直軍王為蔚部將，後繼王任河南保衞軍第一軍軍長，是北伐時期投誠加入西北軍的。對於西北軍而言，秦是外來户，所以雖身居高位，又進入到了二十九軍宋、張、馮、秦四人核心的小圈子，卻始終是一個高級幕僚的角色。這支封建色彩極其濃厚的二十九軍的兵權，是不可能交給秦的。在事變前和事變中，秦的主要職責，是以宋哲元全權代表的身份對日交涉。副軍長佟麟閣是十六混成旅出身的西北軍嫡系，而且是馮玉祥手下第二層骨幹十三太保之一，早在北伐戰爭中即已是二集團三十五軍的軍長。其治軍、打仗的功夫都不差，人品也好，與宋的關係也不錯。但由於沒能參加二十九軍的早期組建，而是半路（後期）加入，所以雖身為副軍長，卻並沒有更多參與軍中決策，甚至連二十九軍實際的核心領導層也沒能進入。因而在宋離隊期間，佟不可能代其掌軍。至於參謀長，就更不行了。舊軍隊中的參謀長與我軍的參謀長不同，其更多體現的是一個僱傭角色，西北軍中的參謀長尤其如此。而且從軍隊編制上説，軍這一級的參謀長不論軍階還是軍級都低於師長，因而在宋離隊期間，是絕對不可能由參謀長執掌虎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