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業辛迪加丨齊澤克論“否認的軸心”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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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認的軸心

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

一名醉鬼的妻子正和她的情人在牀上，這時，她的丈夫意外闖入，跌跌撞撞，爬到了牀單下面。他説：“親愛的，我喝得太高，所以看到我們的牀底下有六條腿。”她回答説：“別急，只要走到門口，從那裏再看看就行。”他看了之後，放心了：“你説得對，只有四條腿!”

這則笑話或許粗俗，但觸及一個重要現象。一般來説，你期待從外部看到一種比你沉浸於其中時更清楚的狀況。但有時，恰恰是這一外部位置為你遮蔽了真相。在這則笑話中，丈夫的被排除在外 (站在門口)造成了一種錯誤的納入感，於是他搞混了情人的腿和自己的腿。

在西方對烏克蘭的支持中，人們發現了類似的作用機制。在烏克蘭國內，一幫寡頭可能成為烏克蘭抗爭的最大贏家，我們對這一事實視而不見。但假如戰後的烏克蘭最終變得與戰前差不多，這不應令我們意外。戰前的烏克蘭是一個被寡頭統治腐化、被西方大公司殖民的地方，那些公司控制了烏克蘭最優質的土地和自然資源。當我們為戰爭之舉犧牲自我時，我們未能見證其收益會被他人侵吞，就像那名酒鬼把別人的腳誤認為是自己的：這也許是因為，在內心深處，他不願承認真相。

我們能避開這一陷阱嗎？2023年6月20日至22日，泛歐組織“歐洲，一個病人”（Europe, a Patient）在倫敦舉研討會，討論戰爭結束後保護烏克蘭社區免遭經濟剝削的必要性。眼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樣的倡議，因為對烏克蘭國防的支持必須與對生態和社會正義的關切齊頭並進。這一切對這個國家的未來同樣重要。例如，我們只有也將烏克蘭從仰賴俄羅斯石油的化石燃料工業的掌控下解放出來，才能充分支持烏克蘭。

軍事、環境和社會經濟抗爭的結合，正變得越來越難以忽視。6月初，戰爭和生態問題與赫爾松附近的卡霍夫卡大壩（Kakhovka Dam）遭摧毀事件發生了戲劇性的碰撞。

但烏克蘭遠非孤例。大約在同一時間，加拿大的森林大火最終將紐約市籠罩在了一團褐色煙霧下，這讓紐約市民品嚐到了全球南方人士太過熟悉的一種味道。關於氣候危機和生態破壞，富裕的西方國家一方面喋喋不休，一方面絕少實際行動。

這一偏頗的態度並不限於右翼和企業界。今天，許多左翼人士一方面聲稱支持和平，另一方面又支持與野蠻的、修正主義的威權政權妥協。

要理解這一“和平主義”的反對，我們理當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的局勢，當時也有一個反對美國介入對外戰爭的右左翼聯盟。那時和現在一樣，“和平主義者”認為歐洲的局勢與美國無關。他們對侵略者懷有不可理喻的同情，並聲稱打仗只會壯大軍工複合體的錢包。1940年夏，當納粹德國告訴英國它想要和平時，他們認為英國理當接受希特勒的慷慨提議。

就像所有善意的謊言那樣，這一謊言也包含了一些真相。2008年，美國保守派評論員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給出了這一主張的一個版本，他認為，假如温斯頓·丘吉爾接受希特勒1940年的提議，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就不會那麼嚴重。

此外，正如丘吉爾發動了與德國的不必要戰爭，因而導致大英帝國毀滅那樣，美國總統小布什效仿丘吉爾，因而導致了美國的毀滅。像許多左翼人士那樣，布坎南認為，美國不應當向它沒有切身利益的國家提供保障。

在烏克蘭戰爭的背景下，人們聽到了這一主題的新變奏。一般認為，蘇聯的解體與《凡爾賽條約》有相同效果: 形成了一種報復上一次戰爭勝利者的可期慾望。

如同過去那樣，一些陰謀論操縱着這個新的右左翼聯盟，它們與小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Jr.)和唐納德·特朗普追隨者兜售的有關疫苗的那些陰謀論如出一轍。這個聯盟譴責抗新冠措施，認為那是一種控制手段。它拒絕幫助烏克蘭，因為那將服務於北約的軍事工業複合體。而且，在一個典型的否認案例中，它對我們面臨的最大威脅不屑一顧，認為那是大公司剝削工人階級的伎倆。（小羅伯特·肯尼迪，生於1954年，民主黨總統參選人，環境律師、反疫苗活動人士，。——譯註）

只看到四條腿的那種否認的政治，當然是過於樂觀了。它暗示説，我們不必處理任何新的危險; 我們可以繼續假裝那些危險不存在。它是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的產物，也是我們眼下陷入“民主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如《論壇》(Tribune)雜誌的格蕾絲·布萊克利(Grace Blakely)所論：“威權主義仍在上升，哪怕自由派預言説市場的擴張將帶來更多民主：那是因為，面對經濟平等的威脅，資本主義將始終捍衞社會等級制度。”（《論壇》，是一份創辦於1937年的英國社會主義雜誌，目前一年出版四期，旗下包括同名網站。格蕾絲·布萊克利是該雜誌特約撰稿人。——譯註）

人們可以將該説法推進一步：對民主的威脅還來自假冒的民粹主義者對企業資本主義的抵制，這集中體現為“和平主義”的左翼拒絕支持烏克蘭，理由是那“僅僅”有利於國防承包商。畢竟，烏克蘭長期以來遭到西方企業殖民，只有通過“綠色”、公平的重建，它才能獲得解放。

為擺脱我們的困境，我們不能僅僅堅守多黨的自由民主。更確切説，我們必須找到建設社會共識和在政黨與民間社會之間確立積極聯繫的新途徑。當下的迫切任務是反對新的左右翼民粹主義者，而這可能需要與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倡導者結盟，就像二戰時期的共產黨人與西方“帝國主義”的民主國家並肩反對法西斯主義那樣，他們完全知道帝國主義是他們的終極敵人。這些都是古怪的同路人，但他們至少可以見證究竟發生了什麼。

（作者是斯洛文尼亞哲學家，新著為2021年出版的《Heaven in Disorder》。本文原題“The Axis of Denial”，由報業辛迪加發佈於2023年6月29日。超鏈接等均為原文所有。聽橋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