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需要尋找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嗎？_風聞

摘自路風《新火》為什麼要從中國的產業基礎之外去尋找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產業升級——甚至僅從字面上看——指的也是在已有產業基礎上的升級。產業升級需要發展新知識、新技術和新能力，但它們主要是通過企業的創新而從現有的產業基礎上產生；即使是產生於產業之外的新知識（如科學研究或基礎研究的突破），也只有通過現有產業對其的利用才能對經濟發展產生作用。

但是，這幾年流行的觀點卻主張從中國的產業基礎之外去尋找“新動能”，事實上把中國工業看作落後的、產能過剩的“舊動能”——這是忽視產業升級重要性的重要原因。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把新舊動能截然分開的思維？這要從對待投資的態度講起。如上所述，由於經濟政策的新“範式”把中國經濟出現問題的根源歸結於強政府以投資驅動的粗放增長，所以其就把投資看成對簡單擴大產能的刺激，只能導致產能過剩和資產負債率上升的不良後果。主流經濟學家由此提出的解決方案是：把經濟增長的動力從依靠投資驅動轉向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這個表面看上去好像沒有什麼錯的陳述句實際上是把投資與生產率提高的關係對立起來，非此即彼。由此形成的政策思維是：要推動經濟增長向依靠生產率提高的方式轉變，就應該實行不投資或少投資的緊縮政策，讓市場決定一切。但這樣做就會使中國工業因需求不足而陷入困境，於是現有工業就變成經濟增長指望不上的“舊動能”。希望在哪裏？——在於“無中生有”的“新動能”，無論它們是什麼。

上述邏輯有問題嗎？當然有。如果投資只能產生飲鴆止渴的短期刺激效果，其前提條件一定是由投資所形成的新生產能力沒有技術和生產率的變化——這個條件即使在教科書經濟學中也不成立。在標準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中，一般是以索洛首創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來分析經濟增長的源泉。這裏沒必要講模型本身，只介紹它被應用於對經濟增長來源進行測算時的方法，即“增長核算”（growth accounting）。由於索洛模型認為資本和勞動是兩個主要的生產要素，所以新古典增長核算就可以表達為如下方程（假定國民收入的3/4歸因於勞動，而1/4歸因於資本）[2]：

產出增長率（%）=3/4（勞動增長率）+1/4（資本增長率）+T.C. （1）

由於技術進步率很難測算，所以上述方程根據在國民收入統計中可以找到的產出增長、勞動增長和資本增長數據，間接推算出技術進步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減去其他要素貢獻之後的餘值，也被稱為索洛餘值）。由於這個餘值不但衡量了技術進步通過提高勞動效率對產出的影響，而且也衡量了技術進步通過提高資本效率對產出的影響，所以它也被稱作“全要素生產率”［方程（1）的最後一項：T.C.，或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人均產出增長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是一項重要的經濟增長指標，因為它直接決定一國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在增長核算中，為解釋人均產出的增長，可以不把勞動當作獨立的增長來源。從方程（1）可以得出：

人均產出增長率=產出增長率-勞動增長率

　　　=1/4（資本/勞動增長率）+T.C. （2）

今天的經濟學教科書把增長核算當作一種標準方法來教授，但當索洛在1950年代中期去測算各生產要素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時，他的發現實際上是嚇了經濟學界一大跳。索洛根據美國1909—1949年的國民收入統計數據進行計算後，發現資本積累［人均資本的增長，即方程（2）中的“資本/勞動增長率”］只能解釋這個時期美國勞動生產率增長（人均產出增長）的12.5%，而剩下的87.5%必須歸因於一個不明來源的巨大餘值（Solow，1957）。它是什麼呢？索洛決定將其稱作“技術變化”（technical change），而比索洛更早發現這個現象的阿布拉莫維茨則把這個餘值稱為“對我們無知的衡量”（Abramovitz，1993）[3]。由於到那時為止，經濟學理論一直把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看作資本積累，所以索洛的貢獻是第一次以數值表達方式讓人們意識到，技術進步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有多大。增長核算所揭示的一般規律是，發達國家的產出增長率大大高於加權平均後的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率，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大於要素增長的貢獻。這就是被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曲解為投資對經濟增長不重要的理論依據，儘管索洛模型根本就沒有這個含義。

新古典增長核算後來受到過許多批評，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出：諸如資本和勞動等要素的增長與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之間的關係是互動的，而不是互相獨立的（Nelson，1981）。引用兩位美國經濟學家通俗易懂的話説：“技術變化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很難獨立於投資，因為大多數新技術需要體現在資本品之中才能被引入。大多數新技術是作為投資決策的結果才進入經濟生活的源流的。同時，技術變化的特性，特別是要素的節約型或使用型的傾向，也影響對於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資需求。”（Mowery and Rosenberg，1998：4）實際上，納爾遜在1964年就證明，無論全要素生產率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有多大，它的增長速度都取決於資本存量的增長速度（Nelson，1964）。甚至索洛本人也在後來的著述中指出技術變化與投資之間的互補性，或技術變化體現於新資本設備的必要性。因此，認為可以脱離對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資去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完全是無稽之談（天底下有不需要投資的創新嗎？）。但就是這種“無稽之談”，正在影響着對政策的討論。

事實上，如果要推動經濟增長向依靠生產率提高的方式轉變，那就應該加大、加快對帶來更高生產率和更高附加值的新生產能力的投資。用於短期刺激的投資和用於長期結構調整的投資在政策上是可以區別的，也存在可以區別實施的手段。如果不加區別地不投資或少投資，就會阻礙中國工業的技術進步和創新。很顯然，如果經濟轉型的目的不是退回到石器時代或農耕時代，就必須以效率更高的新生產能力代替舊的生產能力，而形成新的生產能力以及與之相伴必須進行的技術進步和創新活動就需要新的投資。何況生產能力的新舊交替只能在不間斷的過程中完成，因為任何一個社會都不能一天停止生產。在現實中，許多中國企業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時就意識到轉型的必要並做出相應努力，但它們的許多努力都在以“不刺激”為名的緊縮政策下被迫中斷（許多地方的企業在2014年遭遇銀行大規模抽貸），令人扼腕。

那麼，能不能從中國工業之外找到“新動能”？答案很肯定：不能，因為“新動能”只能在“舊動能”的基礎上產生——圍繞創新的活動必須依託現有的工業經驗基礎。回顧產生“i5”的全過程，儘管以IT技術為主的數控技術與傳統機牀的機電技術相差甚遠，但觸發了開發“i5”決策的是中國機牀工業的升級需要，而為“i5”提供了機牀經驗、試驗手段和應用市場的是中國機牀工業的基礎——如果中國沒有機牀工業，就不會有“i5”革命的發生，無論中國是否擁有IT技術。因此，導致中國經濟轉型的創新力量不會發生在中國工業的經驗體系之外，只能發生在已有的工業基礎之上。

為説明這種關係，這裏引用一位美國工業家對美國人的忠告（埃爾克斯，2010）：

那種認為美國的創新精神在需要的時候就會體現出來的想法本身就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一個創意發展成為產品的過程並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

創新以產品開發和製造過程中形成的知識和經驗體系為基礎，這種體系一旦消失，創新也就不復存在了。一個國家若喪失了將技術發展轉換為成熟產品的能力，那麼它最終也會失去創新能力。……隨着美國先進的技術及其工業基礎一道被全球的競爭者搶佔，短時間內能替代的新技術將會很少。並且，未來技術將以今天的技術為基礎，什麼都不是憑空就有的。

“產品開發和製造過程中形成的知識和經驗體系”就是現有的工業體系。科學和基礎技術的突破當然會創造出誕生新工業的可能性，但實現這種可能性仍然需要現有工業的支持——當半導體集成電路發展起來後，為該工業提供曝光機（也稱步進機，是製造集成電路的設備中最昂貴的）的企業來自傳統的照相機工業（如日本的尼康和佳能）。高技術工業的產品往往是由傳統制造活動所實現的——所以iPhone是由富士康製造出來的，而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電商新業態是由廉價的快遞活動（前提是存在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所支撐的。當光彩照人的“深圳模式”把人們的目光吸引到華為等一批高技術企業身上時，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那些高技術企業只是金字塔的頂端，而“深圳模式”的金字塔底座是那些靈活多變的中小製造企業；沒有這個底座，頂端就會搖搖欲墜——“i5”數控系統的偉大之處就是也為那些中小製造企業的升級提供了技術手段。因此，以來歷不明的“新動能”代替“舊動能”或以高新技術產業代替傳統工業的想法是錯誤的。

如果把中國現有的工業撇在一邊，把許多目前因緊縮政策和商業週期而遇到困難的企業看成“殭屍企業”，那麼，想象中的經濟發展“新動能”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當然，可以號召在校大學生去“創新”，但這樣做不會產生新技術、新產業和新業態，更不會產生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