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內卷”表象背後，或是精神世界“三無”的青年羣體_風聞

編者按

近期，抑鬱問題引發公眾廣泛關注與討論。除了病理層面的分析，更多公眾也在追問，為什麼當下的人們越來越容易陷入抑鬱情緒，抑鬱的情緒和症狀已經成為現代性進程中的一種典型的心理症候。這種情緒和症狀在日常生活中更多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無意義感“，尤其是進入數字時代以來，找尋日常生活的意義感似乎變得更加困難。對此，《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6期刊發“意義感：數字時代民眾的幸福感知與價值鍛造”的圓桌會議，探討意義世界的變遷邏輯與價值再造。

本文指出，意義感由存在、探索與價值三個維度構成，要把當代青年從“無所謂”“無所求”“無所安”的“三無”精神狀況中解救出來，需要多方聯動。本公眾號特推出此文，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公眾號立場。

意義感三維中青年的精神淬鍊

胡潔｜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6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胡潔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機遇和挑戰。今天，更為年輕的“90後”已成為當代中國青年的主流。他們的整個成長曆程伴隨着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互聯網的發展和普及又使得他們成了自小就接觸互聯網和移動通信技術的“Z世代”。可以説，他們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擁有更好的物質條件、更開闊的視野和更“嗨”的人生體驗。但是，這一代人邁向勞動力市場時卻遇上了經濟轉型、競爭加劇、就業困難等現實挑戰，一部分年輕人選擇消極的方式來應對，而這逐漸成為彌散在青年羣體中的一種文化症候。

意義感的三個維度：存在、探索與價值

如果説自“50後”以降直至“80後”，都有一個為了過上幸福生活而要努力學習和拼命工作的樸素心願，那麼對於如今大體上衣食無憂的“90後”，在競爭如此激烈的社會中，又如何為自身的努力奮鬥賦予合理性的解釋？或更為簡單明瞭的問題是，他們人生的意義感究竟是什麼？

生命意義感包括存在意義和探索意義。在此基礎上，我們還可以增加價值意義的成分，由此構成理解人生意義感的三個維度。（圖1）

**在這裏，首先是存在意義，這是人生意義感最基本的要素，指的是因存在本身而感受到的意義。****生而為人，本身就是一件頗有意義感的大事，因為存在我們才與這個世界發生關聯，世界也因為我們的存在而發生改變。**因為存在產生了親子之情，有了同學和師生之誼，這些都是對自我與他人關係的感知。而近些年來，青少年羣體中抑鬱症的比率上升，自殺時有發生甚至出現低齡化的趨勢。對自我生命的放棄是個體存在意義缺失的最嚴重後果。也因此，尋求完整的人生意義感，首先要感知到自我存在的意義。

**其次是探索意義，這是人生意義感形成的必經之路，也是確立和強化對生活意義理解的過程，它也使得人生意義感變得豐富。**從進化的意義上説，探索是所有動物尤其是人的本性。在嬰兒階段，人類就知道用嘴巴、雙手和其他感官去探索世界。探索可以帶來樂趣、驅散無聊、斬獲新知、發現意義。玩耍對於孩童、閒暇對於青年，都是非常必要的探索世界的路徑，但當代許多“90後”青年尤其是城市青年卻因為自小承受繁重的學業壓力，失去了玩耍和閒暇的時光，也因此失去了探索更多世界的可能。由此帶來的可能後果是興趣單一、缺乏好奇心，進而無聊感滋生，人生意義感缺失。因此，保持充分的探索欲和求知慾，是構建探索意義進而提升人生意義感的重要路徑。

**最後，人生意義感構成的最高層次是價值意義，即通過自我實現獲得生命的意義感或人生的攀援感，按心理學家馬斯洛的説法，這是一種“頂峯體驗”。**當然，自我實現也是一個由低到高的階段。低層次的自我實現更多地表現在日常生活之中，在類似於每天讀一小時書，或每晚在11點前入睡這樣一個個微小目標的達成過程中，人們由此逐漸獲得堅持和自律帶來的滿足感。相比較而言，超越困境、克服苦難，可以激發人的鬥志，凸顯人的潛能，給個體帶來更多的成就感。更進一步，如果將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與集體甚至國家目標的達成聯繫在一起，則能夠獲得更深層次的人生意義感。對於青年而言，這一點尤為重要。

青年一代為什麼需要努力奮鬥？因為生而為人，於己於人本身就有意義。從根本上説，奮鬥就是為這個意義尋找基石。探索未知，是增加樂趣、摒棄無聊的最佳方式。在這一過程中，青年得以理解和融入社會，成為健康、合格與有用的人。更為重要的是，通過自身的努力，發現生活的美好，在上述一個個小目標達成的基礎上實現自我超越，獲得人生的豐富感或遞進感，進而將小我融入大我之中，服務社會，創造人生更高層次的意義感。這是當代青年的歷史使命，也是由“安其所，遂其生”的“位育”之道締造出的人生本義。

精神世界的“三無”

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與人的幸福感提升之間的非正向關係，被稱為“伊斯特林悖論”，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熱點。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尤其在物質相對匱乏的時期，確實是影響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但是，當物質水平達到一定程度之後，其對幸福感影響的邊際效應會逐漸遞減。伊斯特林等發現，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人均消費水平不斷攀升，但生活滿意度卻沒有同比增長。可見，行為的動力並非僅限於追求物質財富，在温飽滿足之後如果找不到更具精神性的依託或意義感，人們就可能喪失幸福的體驗。

討論當代部分青年所面對的社會情形，迴避不了這樣幾個基本事實：其一，在物質生活領域，我們已經“完成脱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全體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獲得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二，市場和社會的競爭更為激烈甚至殘酷，“內卷”成為流行詞，意味着某種過度競爭現象已成定勢。其三，社會的急速轉型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傳統的規則、慣習、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在轉型過程中發生了改變，這種改變飛速地滲入了生活的細枝末節。這樣一種物質豐裕與高度競爭並行，但對個體摻雜着些許無奈的生存環境，滋生出了部分青年的“無意義感”。

在40多年前物質相對匱乏的環境中，或在秉持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時代，人們的奮鬥目標也相對簡拙或單一，通過個人奮鬥所帶來的自我成就感或日常滿足感往往容易達成。就客觀情形而言，較低的物質水平為提升自我創造了空間和可能性，只要努力學習或工作，抓住改革紅利，就可能帶來相對豐厚的物質回報。就主觀心理而言，努力與成功之間的線性反饋直接賦予人們的行為以成就感，也因此造就了行為或人生的意義感。但在經濟轉型的當下，自出生起一直乘國家發展之東風扶搖而上的這代青年開始初遇“迷惘”：生活與事業的進一步提升遇到瓶頸。儘管“壞也壞不到哪兒去，但似乎好也好不到哪兒去”，進而在日常感悟中，“無所謂”成為“無意義感”最直接的一種表徵。

對於“90後”青年來説，激烈的競爭伴隨着他們的成長。“兒童散學歸來早，忙趁東風放紙鳶”的閒適童年，被“文山題海”所佔據。過於單調和壓抑的求學生活，既可能造成一些青年在完成學業後茫然無措，也可能導致一些青年某種報復性的玩樂或放縱行為。儘管表現方式不一，其本質上都是缺乏目標，不知道自己要什麼，“無所求”也成為“無意義感”最常見的另一表徵。

除此之外，即使能夠明確努力的方向，還是難以確定自己的努力能否帶來預期的回報，“不確定性”的增強使部分青年表現出對未來的迷惘甚至驚恐。過往上了大學往往意味着“鯉魚跳龍門”，可以預期更好的生活和發展，但是隨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如今即使名牌大學畢業生也未必能夠找到合適的工作，即便找到心儀的工作，“鐵飯碗”也早已被打破。比如，在原先體面、穩定的高校，近年來“非升即走”的聘任制度，也使處於學歷金字塔尖的一些青年教師陷入了“不確定性”之中，由此帶來的焦慮和不安，構成了“無意義感”的又一表徵——“無所安”。

多方聯動：意義感的鍛造

**“無所謂”“無所求”“無所安”這精神世界的“三無”，是不少青年面對當下諸多結構性社會問題時雜然呈現的心理面向，其本質都反映了部分青年羣體日常生活意義感的某種抽離。**當下應該針對意義感構成的三維，結合青年的實際困境，從三個方面入手重新鍛造意義感。

**首先，尋求存在意義的路徑，有賴於社會支持系統的完善。**眾所周知，良好的家庭氛圍是支撐個體意義世界的有力保障，合理的家庭期望對個體意義感的塑造也有着顯著影響。很多研究探討過家庭期望與學業成績之間的關係，家庭期望可以有效提升學業成績，而意義感是其中重要的中介變量。當代青年絕大多數都是獨生子女，自小就被寄予了眾多期望，個體對於家庭支持和期望的感知，能夠有效提升個體的存在意義。友誼也是一種擬態親緣關係。對於青年來説，同輩羣體的友誼本該受到特別的珍視，但在競爭日益白熱化的今天，他們常常自顧不暇，以至青年的世界也出現了原子化的趨勢，彼此之間缺少聯繫和支持。因此，幫助青年羣體從原子化走向凝聚態，從殘酷競爭走向彼此支持，是完善社會支持系統進而提升青年意義感的有效路徑。

**其次，培育日常趣味感，是建立探索意義的重要方式。**受現時流行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post-materialist values）的影響和薰陶，青年一代更看重俘獲聲望、趣味和閒暇，以及自我感受。如此，“有趣”尤其是日常可見的有趣，遂成為左右當代青年態度和行為的內在訴求。比如，他們會為了去看一場世界盃辭職，再或數月省吃儉用只為買一張偶像的音樂會門票。既然“有趣”是青年生成意義感的重要標準，與之相對應，“無趣”就極易導致意義感的缺失。高度的競爭、理想與現實的距離、壓力和孤獨的並行，種種不利因素的疊加很難產生“有趣的靈魂”。因此，讓“有趣”迴歸日常非常重要。雖然“有趣”未必能創造財富，但一定可以增添活力。正如鮑德里亞所言“：一種普遍的好奇……能使自我興奮、享受、滿意……”當學習變得有趣，當工作變得有趣，當生活變得有趣，人生就會因有趣而變得富有意義。

**最後，通過為意義感賦能而實現價值意義。**不同的共同體及現代國家，都會以不同的方式向個體成員輸送不同的意義感，而是否成功則取決於賦能的方式。有研究發現，20世紀五六十年代，工人階級勞動意義感的鍛造，與國家及企業採用的一系列成功的賦能手段有關，如塑造“主人翁”意識以及包括評選“勞模”在內的各種“樹典型”方式。於今而言，青年一代肩負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增強個體價值意義與國家目標之間的關聯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從鍛造意義感的立場出發，強化個體與國家之間的聯繫，將個人前途與國家未來有機結合，既是這代青年應有的自覺意識，也是國家在重要歷史階段應作出的賦能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