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主義並不等於自輕自賤——再談“張雪峯現象”中的某種聲音_風聞

   上一篇談張雪峯老師的文章，似乎讓不少讀者以為我是個特別“理想主義”，特別不喜歡談金錢和物質利益的人。

   其實我不是這樣的。

   上西方哲學史課時我曾講到智者派是西方歷史上第一批收費的教師，對交得起學費者有教無類。

   然後我又説：

   “智者之前的早期希臘哲學家收徒是不要錢的，而是主要看你有沒有天分，願不願意好好學。但他們搞的是純學術，學生學了也沒什麼名利可圖。而智者不同，他們教辯論術、修辭術，學生學了之後，辯才無礙、口齒伶俐，有很強的溝通與説服能力，可以從政、經商等等，總之都能在社會上出人頭地，得到很實際的利益，所以智者就要收錢了。我國的孔子教學生也收費，“束脩以上未嘗無誨焉”，不過他收學費，並不像智者那樣斤斤計較，一定要多少錢一節課，更多地似乎是讓學生藉此表示一下對老師與學問的尊重。所以比較一下，孔子不像智者那麼“俗”，他是比較脱俗的，但又不像智者之前的希臘哲學家那樣脱俗脱到了給人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感覺。他比較中庸，他不否認自己想要一些利益，所謂“富貴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這些話讓我們不僅感到可敬，而且還可親。”

   講這些的時候，我想起一位好友（也是中學同學）曾對我説：

   “你讀了這麼多書，怎麼沒想過把知識變現呢？”

    我説：

    “我現在教書，國家是給我發工資的。這就是變現啊。至於你説的其他的變現方式，我恐怕玩不轉。”

   話雖這麼説，後來我還是嘗試了一把“變現”的。

   有一次，一位以前的學生説她現在某中學任教，受學校指派要指導學生參加市裏的辯論賽，但她沒搞過辯論，不知道那個辯題該怎麼立論，所以向我請教。

   我説：

  “這是要付費的。你應該告訴你們學校領導，請我做校外指導，然後付我相應的報酬。”

   這位同學驚訝得半天沒回話——大概是在想：

   “一向不講回報的驅逐艦老師，怎麼變得這麼貪財了？！”

    －直到晚上，她才回復我：

   “我不知道您是收費的。當然，收費是應該的。抱歉，打擾您了。”

    於是我的這次“變現”即告失敗——不但失敗了，我還感到自己好像説錯了什麼話：

    怎麼跟以前的學生，也不念一點師生之誼，只剩下馬克思所批評的“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了呢？

   其實，不管是對在校的還是已畢業的學生的提問、求助，我往往都會給出遠超她們期望的詳盡解答——大家看我的QQ空間就能明白一二了。

   而我所得到的回報呢？

   往往就是：

   “嗯嗯。謝謝老師。”

   這一次，我如果像自己一直習慣的那樣，詳細提出了建議，她的回應大概率還是這六個字：

   “嗯嗯。謝謝老師。”

   平心而論，大家認為這樣的求助與回應，算不算得上珍惜“師生之誼”呢？

   更有甚者，還有一些同學提問時完全沒有自己的思考，而好像是準備躺平來吃老師的瓜，甚至連問題本身也不陳述清楚。其實這些只要有心，都不難做到，你做不到，那是你態度不認真，也是對老師的勞動不尊重，因為這會增加老師的很多無效勞動，甚至會讓老師的回答變得毫無意義，因為一個不願意開動腦筋思考的人，一個打定主意雙手一攤只管要現成答案的人，你即使把答案給他，他大概率也是聽不懂的，而且也不大可能搞清自己是哪裏不懂。

   這些同學自己當老師好些年了，面對難題的時候，第一反應不是先自己嘗試解決並提出自己的想法與人探討，卻還是隻會張開嘴要人餵飯——這種姿態，我看了不高興，而且我相信即使換上收了“束脩”的孔子，他也不會高興，因為這位老夫子説：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説明一下：

   對這位求助的同學，我説完那些話之後，還是寫了一份一千多字的立論綱要發給她，也沒有再提“收費”的事。道理很簡單：雖然這是她們學校的事情，但她是畢竟以私人身份來找我幫忙的。她們學校大概並沒有想到要去請校外老師指導，更沒想到付費，只是她個人很想把這件事做好，所以才來找我。我想不出理由給這樣的孩子潑冷水，更不可能讓她私人為學校的事情向我付費。

   然而我內心還是希望有些已經走上工作崗位的同學明白：

   老師是不會變的，總是希望你們走得更高、更遠，也總是會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但你們拿到那些老師費了心力給出的東西的時候，是不是也要考慮一下怎樣讓他感覺更好一些呢？

    比如，跟你們學校説一下你請了自己的大學老師寫了東西，建議你的學校不要讓你的老師吃虧，這很難嗎？

   總之你看，我是一個很懂得要回報，很喜歡要物質利益，而且得不到還會很不高興的人。

   所以我從沒有也從來不覺得我有資格去鄙視那些選專業時有較多現實利益考慮的人。我更不鄙視張雪峯老師——事實上我認為張雪峯老師幫助起別人來，肯定會比我更慷慨，更不計回報。讀研時學校發動為汶川地震災區捐款，我曾很吃驚地對幾位同學説：“你們捐這麼多啊？”因為我沒打算捐那麼多，但作為黨支部的組織委員，捐得還不如普通同學多，這報上去我又有點兒不好意思，所以脱口就説出了這句話。我相信張雪峯老師一定不會這樣想，這樣説，因為很多看過他視頻的人都告訴我張雪峯老師人很好。

   但饒是如此，我卻從來不覺得因為我需要物質利益，需要養家餬口，還需要努力掙錢來讓自己及家人的生活更好些，甚至需要為了多掙點錢多攢點錢而錙銖必較精打細算乃至小裏小氣，所以我就不配當一名共產黨員，就不配信仰馬克思主義，就不配談論“一切人的自由發展以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為前提”的共產主義理想，就不配有掙錢之外的其他更有意思的想法。

   恰恰相反，正因為我們是凡夫俗子，我們離不開物質利益，尤其因為我們身處社會的平民階層，作為單個的人，在物質利益的各種博弈中往往處於弱勢地位，所以我們就更需要先進的思想讓我們心明眼亮，幫助我們發現自己，保護自己，引領自己。

    馬克思主義本來就是為了我們這些平民百姓而誕生的。

    自從人類邁入階級分化的所謂文明時代以來，社會上的大多數人就處於被剝削和壓迫的地位，不得不汗流浹背胼手胝足地謀衣謀食，操勞生計與家計，還要遭到各種壓抑、扭曲、作踐、玩弄、鄙夷。自古以來的哲學歷史著作也好，文藝作品也好，都是帝王將相、豪門巨族的論壇與舞台。我們則是被忽略、被輕視，至多被居高臨下地憐憫的對象。樊遲想向孔子學種田種菜，孔子就罵他是“小人”。不錯，孔子有“苛政猛於虎”的警告；孟子有“民貴君輕”的教誨；杜甫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沉痛；張俞有“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的悲嘆；梅堯臣有“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的憤慨，但他們都不喜歡老百姓自己起來，闖進朱門，享用酒肉，奪回“大廈”與“羅綺”。

    孟子一方面説“民貴君輕”，另一方面又振振有詞地説：

   “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他和古希臘的柏拉圖一樣，認為正如頭腦控制肢體，用頭腦勞動的“精英”也理應支配用肢體勞動的“庶民”，二者同樣天經地義。

    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前，這一套言之鑿鑿的論證是頗具説服力的。

    然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孟子這個論證的問題在於沒有看到或者不願意承認：

    確實有不勞力的勞心或者説不動手的腦力勞動（即荷篠丈人批評孔子的“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但決沒有不勞心的勞力，決沒有不動腦的體力勞動。廣大勞動人民的勞動決不是牛馬般或機械般的單純“勞力”，而是身心一體的，他們這種身心一體的勞動是物質和精神財富的共同源泉。

    孟子等剝削階級的思想家把勞動人民説成只會“勞力”，是想把科學文化藝術等精神財富的創造以及對國家與社會的管理活動與物質生產勞動完全割裂開來，將前者完全歸功於剝削階級，而將後者以及從事後者的勞動人民貶低到一個牛馬般令人不齒的非人地位。這樣一來，他們就能推出：

    1.勞動人民在社會、政治、文化事務上不配有什麼發言權，這些領域是精英們的禁臠，應該一任剝削階級説了算；

     2.勞動人民也不該奢望勞動條件與物質生活的改善，而只能等待統治者的垂憐與恩賜；

     3.不聽話而有自己想法乃至還想反抗的勞動者，例如那位怒斥孔子“不織而衣，不耕而食”只會搬弄是非的“盜蹠”，則可以被視為不服主人的牛馬甚至妖異，予以鞭笞乃至扼殺。

    馬克思主義則將這個千年鐵案翻了過來，指出勞動人民那些被統治者貶低為自私渺小卑微與牛馬無異的謀衣謀食的活動（因為被剝削，因為惡劣的工作與生活環境，這些活動及其主體往往也真的被扭曲成了非人的狀態），不但創造了人類社會的物質基礎，也凝結與發展着（哪怕這種發展不是很自覺而且受到全力打壓）美好的情操與高度的智慧，因此他們對社會的貢獻最偉大也最全面，也理應成為國家與社會的主人，社會也沒有任何一個領域是他們不能涉足不能發聲的禁區。

    在我們社會主義新中國，想公然把這個已經翻過來的案又翻回去，赤裸裸地宣揚勞動人民只配當牛做馬而不應該有別的想法，不應該進入某些領域，是決不會被允許的，但內心裏想這樣做的人也是決不會沒有的。

     那他們會怎麼辦呢？

     他們很可能會利用現在的種種很不盡如人意的現實，以一種貌似同情你、理解你，替你解除精神負擔，幫你拒絕道德綁架的姿態和口吻，來悄悄置換掉你的主體性，讓你產生自輕自賤的意識，讓你像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引用《舊約》中雅各的典故所批評的那樣，主動地“為一碗紅豆湯而出賣長子權”，心甘情願甚至神往不已痛快淋漓地回到舊社會那種“食人”“治於人”的地位與狀態，

     的確，從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之前，因為工業化初期高積累低消費的客觀需要，因為人民翻身做主人所激起的巨大政治熱情，因為基本上單一的公有制所形成的較為均等化的分配格局，也因為家底子薄而不可能用物質刺激讓少數人暴富，我們曾經着重宣傳勞動人民應該有主人翁精神，有高度的思想政治覺悟，大公無私，忘我勞動，只講奉獻，不講回報。然而我們那時多少忽略了在社會主義時期，勞動首先還是一種謀生手段，個人與個人、個人與集體與社會的利益關係也還不可能像共產主義社會那樣高度協調，大多數人對無私奉獻的承受能力還不可能有太高的峯值，“六億神州盡舜堯”畢竟還是一個美好的期待。比如我開頭説的別人向我求助，如果可能的話，我也想當雷鋒不去計較回報，可是我也有自己的利益，而且大家要都這麼零成本地來找我（因為現在不是共產主義社會，能讓他們零成本得到幫助的人恐怕並不很多），我的精力與時間也經不起那麼大消耗，所以必然還是會形成某種價格機制，一方面讓我得到補償，另一方面也讓我可以休息休息。

    於是在那個年代的後期，就逐漸出現了這樣一種矛盾的狀況：一邊是沖天的幹勁，一邊是疲勞與乏味；一邊是高度的自信，一邊是敏感與憂慮；一邊是對自我犧牲的真誠崇尚，一邊是對個人利益的隱秘嚮往……

    所以才會有之後的改革開放新時期。而在這個新的時期，建國初期的那四個條件（高積累低消費的客觀需要、巨大的政治熱情、均等化的分配格局、物質菲薄對貧富差距的客觀限制）都有了很大改變，加上國門大開之後西方高度發達的物質技術水平的強烈刺激與五花八門的思想觀念的猛烈衝擊，我們在反思和奮起之餘，在尋找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新的、更好的結合方式（這是完全正確的，也是歷史進步的表現）之餘，很多人也學會了一件事情：

    把過去那些讓我們愛過也痛過的崇高的“理想主義”的東西，都當作脱離現實的乃至虛偽的東西來疏離、嘲笑和解構。

    毋庸諱言，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發現：在思想文化戰線上，在原先剛剛從勞動和戰鬥崗位上走下來，風塵僕僕、征衣未洗的雷鋒、王進喜、焦裕祿他們發出春雷一般又洪亮又親切的聲音的話筒後面，今天坐上了一些和舊社會的“精英”一樣油頭粉面、衣冠楚楚，但心裏不知道在想些什麼的人。

    然而，無論如何，這種情緒是可以被某些人利用的。

    每個普通的勞動者對個人發展和正當利益的追求，不但不是什麼低人一等的不光彩的事情，而且正是一個階級、一個國家發展進步的活力所在。我們為此不但付出個人的努力，而且正是由此而互相需要，互相尊重，互相交往，互相幫助，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創造出了包括最崇高的奉獻精神在內的人世間一切美好的、有價值的東西。

   因此，當我們説到我想要自食其力，想要滿意的工作，想要好的生活，想要更充分的發展的時候，我們應該感到很自豪，因為我們配得上這些，而且應該知道這意味着我們要站直了身子去進行鬥爭。

    可是，如果我們因為自己需要謀衣謀食掙錢養家，就認為自己只能跪倒在地膝行而前，不談任何精神追求，這看起來是拒絕了某些道德綁架，但其實並不算是直面現實，反而可能更接近於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那種“老子是天下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的“精神勝利法”，是在逃避人在謀衣謀食的同時（而不是非得謀到以後）就有精神追求的事實（劉備的義子劉封對關羽見死不救致使關羽敗亡，劉備處死他之前曾切齒罵道：“汝須衣人衣，食人食！”——人要穿衣而不能像禽獸一樣裸體，人要吃飯而不是吃豬牛的飼料，這本身就包含了精神追求），也是在逃避你越是自輕自賤，就越會被踐踏得草芥不如的事實。新中國建立前的幾千年歷史上，勞動人民不都是自稱“小人”“草民”，毫無其它奢望，只求一口安安穩穩的飽飯嗎？然而求到了嗎？我們今天能夠吃飽飯，而且能夠建設一個無限美好的未來，正是因為我們的前輩有“其它奢望”，並且跟着我們偉大的黨，真的不但將生產資料，而且將政治和文化領導權奪到了人民自己的手裏。現在面對着不同於建國初期的新的更復雜的形勢，我們要做的，是要團結起來，在黨的領導下繼續捍衞它、鞏固它，而決不能像一羣撒嬌任性、中二逆反的孩子，去做“倒持太阿，授人以柄”的事情，那並不體現勞動人民的坦誠直率，而只是渴求“向上爬，當人上人”而不得的小資產階級虛榮心的另類發作而已。

    我們決不應該自我賤民化、自我侏儒化，而應該理直氣壯地以我們認為合適的方式謀衣謀食，掙錢養家，正因為如此，我們也應該理直氣壯地去學習和討論哲學、歷史，政治、文學、藝術等等——我們要將這一切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裏，變成勞動人民維護自己、發展自己、完善自己的手段。

    結尾還是得説，我不是志願填報和就業指導專家——有些同學竟然問我這方面問題，但我是回答不了的，大家應該自己多瞭解信息，多聽張雪峯老師和其他懂行的老師或學長姐的建議。我學的專業是哲學，教的專業是思想政治教育，而且講的全是理論課，所以我的特長就是滔滔不絕大言不慚地講空話。我上課也好，打辯論也好，寫文章也好，總是因為時間有限篇幅有限，學生、讀者、聽眾的耐心更有限，不容我把想講的空話講完為苦惱。不過我也沒覺得這有什麼不好，這至少顯示了我這位工人階級子弟旺盛的表達欲——這會讓那些想讓工人階級閉嘴的人不舒服，而每當想到這一點，我説起這些空話來，就更加興致勃勃了。

    舉個例子：

   幾年前我在微博上碰到過一個這樣的人，在我寫的一篇講共產主義理論的文章之後跟評説：

    “馬克思理論能當錢花買房還是買車？看病背馬克思抵醫療費？？啥也不能有什麼用？馬克思畫個大餅你就當宇宙真理？畫餅充飢忽悠你這種不會獨立思考的文盲？馬克思一家之言説啥都是對的？也只有無腦子的才把馬克思當真理！”

    然後還説了一堆“你就是不務正業，天天畫大餅。有這個時間你為什麼不為老婆孩子買好車買大房子？”之類的“娘”（因為她微博顯示是女的）味兒十足的話，以及其它一些形同罵街的話。

   我知道這人特別仇視我説的那些話，也沒有刪她的評論，就將她曬在那裏。

   刺痛了這樣的人，我特別高興。然後我連續發了幾篇大談馬克思主義和紅色歷史、紅色文化的文章，希望她繼續來展現自己至真至純的愚蠢。

   結果她反而不來罵了，大概是看我發文太多，她只好選擇“眼不見為淨”。我提示她我又發“不務正業畫大餅”之文了，萬望她繼續撒潑打滾以供大家娛樂，她也不理，只是把我的留言刪掉。

   真沒勁。於是我發微博的興趣有些下降，過了差不多半個月才接着發。

   我這也算是一種鬥爭精神吧。

   希望同志們都有一點這樣的鬥爭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