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糾紛，就像宋朝的唐仲友案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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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糾紛，事實都擺在那裏。看的就是立場屁股了。

就像宋朝的唐仲友案。唐仲友在浙江老家曾經號召集資捐款修橋。橋修好後，又對外公開收費。賬目也不明朗，民怨肯定有。但那個橋也是實實在在利民的。而且由於唐仲友是當地望族，家裏幾代人都是朝中做官的。老百姓也沒幾個敢公開反抗的。但怨氣就積累下來了。後來遇到浙東台風水災，朝廷要賑災，讓唐仲友負責籌措民間賑災捐款。唐仲友不去富人家裏，反而派當地的衙役（城管）盯着老百姓家裏逼捐。比鵝城的黃四郎都不如。於是徹底激其民變，逃災的告到巡視組組長朱熹那裏。

朱熹只有職務頭銜，沒有勢力，下面基層沒有根基，在浙東吃不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找人作證都找不到。最後朱熹氣急敗壞，開始搞政治整人。抓唐仲友把有政府‘編制’的國營妓女，帶回私宅，‘公車私用’的作風問題，大肆炒作，抓住那個國營妓女上刑，要把唐仲友搞臭。

唐仲友家族勢力大，也不是吃素的。開始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曝光朱熹和尼姑的醜聞。

鬧到朝野震動，最後兩邊都沒吃到好果子。

這種事情，古往今來有不少。細細論來，沒有非黑即白的清晰界限，只有立場和屁股的選擇。

就像《魯冰花》中，鄉長的角色一樣，一直是中國社會基層的實際組織者和既得利益者。

這些鄉賢，又在基層組織修橋鋪路，成為古代社會基本經濟的組織者帶頭人，又對鄉民存在盤剝壓制，對新生力量打擊報復。

但最殘酷的是，鄉賢和鄉民，也是一種畸形的共生關係。

慈禧太后説的‘祖宗家法不能變’，實際上也是指清朝政權，必須依賴地主階級進行統治的基本路線不能變。

這個理性的決定，既為大清朝多換來了半個世紀的壽命，又拖累了全社會自我革新的進程。

今人若置身彼時，也不能全功。

浮橋案，無論結果如何，都不不可能解決類似的現實矛盾。這種衝突是社會內生經濟結構和權力結構導致的必然。隨着全社會經濟發展，人們對經濟和權利的再認識，以後只會更多更頻繁的湧現。

快刀斬亂麻的解決方式不是沒有。民間投資不行，那就只能政府投資，多快好省的給村民建立起免費的交通設施來。

需求滿足不了，政府缺位，又不讓民間搞，那全社會的發展高度恐怕就要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