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35年我國中等收入羣體達到8億人甚至更多_風聞

原標題：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圍繞“兩個倍增”紮實推進共同富裕探析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3年第4期。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產黨初心使命的深刻體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獨特優勢。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共同富裕問題，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共同富裕的重要論述，深刻回答了新時代為什麼要實現共同富裕、實現什麼樣的共同富裕以及怎樣實現共同富裕等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這些論述標誌着黨對共同富裕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是推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思想指引和行動指南。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到2035年的遠景目標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結合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和黨中央的戰略部署，本文探討實施“兩個倍增”行動，即從“十四五”時期開始到2035年，推動實施居民人均收入倍增、中等收入羣體規模倍增。

一、實施“兩個倍增”行動的內涵依據

我們黨對於經濟社會發展，多次設定過倍增或翻番目標。實施居民人均收入倍增、中等收入羣體規模倍增的“兩個倍增”行動，具有深刻的內涵和合理的依據。

1.實施居民人均收入倍增行動的內涵依據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這是我們黨首次明確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標。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邁上新的大台階，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實際上已經明確提出了到2035年居民收入倍增的目標。

從國際經驗看，到2035年實現居民人均收入倍增行動具有參照性。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恢復建設，日本經濟實力大大增強，但出現了地區間、行業間、企業間的發展不平衡問題，整個社會收入差距較大，同時還伴隨產能過剩、內需不足、高失業率等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1960年日本池田勇人內閣制定長期經濟計劃，命名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開展促進農業現代化、中小企業現代化、落後地區開發、產業合理配置、與世界各國經濟合作等一系列行動，旨在實現“10年內國民生產總值及人均國民收入增長1倍”目標。儘管帶來了通貨膨脹、大城市人口膨脹等負效應，但也帶來了拉動內需、化解產能、合理分配社會財富等正效應，總體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從實現難度看，到2035年實施居民人均收入倍增行動具有可行性。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0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2520元，到2020年這一數值已經達到32189，增長了近1.6倍，遠遠超過既定目標。其實，2017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達到了25974元，也就是説用7年時間就實現了居民收入倍增目標。如果從2020年開始計算到2035年居民人均收入倍增，那時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將需要達到64378元，年均名義增速需要略超4.7%。根據GDP的總量=勞動生產率×勞動力數量，預計未來15年中國經濟將整體增長106%，其中2021—2025年經濟增速約為5.8%，2026—2030年約為5%，2031—2035年約為4%隨着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同步性越來越強，完全有可能利用15年時間實現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目標。

2.實施中等收入羣體規模倍增行動的內涵依據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調查口徑，2021年我國中等收入羣體約為4億人。實施中等收入羣體規模倍增行動，就是要到2035年我國中等收入羣體達到8億人甚至更多。

習近平總書記2021年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指出，要着力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抓住重點、精準施策，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羣邁入中等收入行列。關於中等收入羣體規模要擴大至多少，習近平總書記2022年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峯會上提出，“我們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繼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中等收入羣體在未來15年超過8億，推動超大規模市場不斷發展”。這裏已經明確地表達了實施中等收入羣體規模倍增行動的設想。

學術界對中等收入羣體規模倍增問題早有研究。早在2013年，就有學者提出收入翻番的核心是中等收入羣體倍增，使中等收入羣體規模在2020年擴大到6億人左右。不過當時這一提法只在學術界引起了一定範圍的討論，並未上升至國家戰略，因此到2020年我國中等收入羣體規模並未擴大至6億人。隨着新時代的新要求，學術界再次關注這一話題，有許多學者測算，如果2019-2030年實際GDP平均增速約為5%，平均通貨膨脹率約為2.5%，名義GDP年均增速約為7.5%，並且居民可支配收入名義增速與名義GDP增速匹配，2031-2035年大體按相同速度變動，那麼到2035年，我國中等收入羣體規模有可能達到8億—9億人。

二、實施“兩個倍增”行動的戰略價值

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宏偉藍圖，需要一系列的具體行動加以支撐。實施“兩個倍增”行動，既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堅實基礎，又是紮實推進共同富裕的有力抓手，還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並穩步躋身高收入社會的重要保障，也是大國戰略博弈和保持在全球發展領先優勢的需要。

1.實施“兩個倍增”行動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堅實基礎

從農業社會邁進工業社會，再向知識社會和更高階段的社會轉型，現代化作為一種世界範圍的經濟社會轉型和文明進步，是各國發展的必然選擇和不懈追求。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之日起，就將現代化作為孜孜以求的奮鬥方向。歷經百年探索，中國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實現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變革，開創了人類歷史上最有影響的現代化發展之路。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體現着社會主義的本質，發揮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是人口規模巨大、追求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

西方國家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少數人富裕、多數人被奴役的兩極分化，只顧眼前、不可持續的福利社會等現象。從理論層面看，人均收入水平與收入分配差距在長期呈現庫茲涅茨倒U形關係。當人均收入水平低於某個閾值時，經濟發展可能更加傾向於效率，收入分配差距會隨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超過某個閾值時，經濟發展可能更傾向於公平，收入分配差距會隨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從實際層面看，全球收入不平等問題突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發達國家的收入不平等問題加劇，美國前1%高收入羣體收入佔全體居民收入的比重從20世紀70年代的8.5%持續上升到2018年的19.8%，歐洲同期則從7.5%上升至10.4%。收入不平等問題不僅在發達國家較為突出，在發展中國家也出現新變化。以俄羅斯為例，前1%高收入羣體收入佔全體居民收入的比重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僅為4%，到21世紀則上升到20%以上，在低收入羣體佔比下降又回升的情況下，中等收入羣體佔比受到很大程度的擠壓。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裏，對西方國家貧富分化加劇，財富向財團和寡頭手中聚集加快，中等收入羣體比重下降，作了非常深刻的解釋，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實施“兩個倍增”行動，一方面通過居民人均收入倍增促進了發展的充分性，另一方面通過中等收入羣體規模倍增促進了發展的平衡性，在充分且平衡的發展中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被滿足，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的質量逐步得到保證。實施“兩個倍增”行動集中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對西方現代化的超越和揚棄，有助於推動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併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從物質要素、人力資本、社會環境等方面奠定堅實的基礎。

2.實施“兩個倍增”行動是紮實推進共同富裕的有力抓手

中國共產黨始終把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當作自己的重要使命。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就把實現共同富裕作為選擇社會主義制度的依據，指出“現在我們實行這麼一種制度，這麼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這種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改革開放後，我們黨深刻總結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打破傳統體制束縛。鄧小平提出“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創造性地使用“小康社會”描繪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前景，展現了走向共同富裕的發展願景。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國人民，打贏脱貧攻堅戰，歷史性地解決了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向共同富裕邁出了堅實的一步。黨的十九大對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出“兩階段”戰略安排，第一階段實現“人民生活更為寬裕，中等收入羣體比例明顯提高，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第二階段“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第一個階段的戰略目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黨的二十大確立了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特徵和本質要求的地位，“堅持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着力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着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為了按時保質完成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戰略安排，在實際工作中應該明確一個紮實推進共同富裕的抓手。“兩個倍增”行動與第一個階段的工作要求相適應，可以作為推進共同富裕工作的着力點和衡量共同富裕進度的“温度計”。

3.實施“兩個倍增”行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並穩步躋身高收入國家的重要保障

以“人均國民收入水平”來劃分一個經濟體的發展階段，是經濟學界的一種重要分析方法。按照世界銀行提出的劃分標準，世界上的國家和地區可以劃分為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即“上中等收入”）、高收入共四種類型，其中人均國民收入低於975美元以下的為低收入國家和地區，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的人均國民收入是在976美元至11905美元之間。“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出自世界銀行2006年發佈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是指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

在1960年的101箇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到2008年只有13個成功晉升至高收入經濟體，也就是説，87%的中等收入經濟體被鎖定在了“中等收入陷阱”而無法邁進高收入階段。這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很多，但最為根本的就是在經濟增長階段出現了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沒有形成足夠規模且穩定的中等收入羣體，進而滯緩了制度變遷和動力轉化，出現了增長停滯，導致了經濟和社會問題叢生。

2022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將近1.3萬美元，中等收入羣體約為4億人，儘管從絕對數值上已經超過了中等收入國家的標準，但是這個水平仍然不高且不牢固，可以説當前我國正處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期，稍有不慎就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實施“兩個倍增”行動提高居民人均收入和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數量，消除分配不均，使人民羣眾共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能夠有力推動我國實現從中高收入國家到高收入國家的轉變。

4.實施“兩個倍增”行動是大國戰略博弈和保持在全球發展領先優勢的需要

自從中國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開始警惕中國的發展，特別是美國將中國列為最重要的競爭對手，單方面挑起中美經貿摩擦，對中國核心關鍵技術“卡脖子”，試圖遏制中國的和平崛起。可以預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美博弈將進入常態化。為了應對大國戰略博弈，保持中國在全球發展領先優勢，必須實施“兩個倍增”行動。從更高的意義看，實施“兩個倍增”行動是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重要體現，也是把制度優勢變成治理效能的重要體現。實際上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確實有一個競爭的問題，要想在這個競爭中取得勝利，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在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努力改善人民生活。

實施“兩個倍增”行動，可以充分利用我國的綜合優勢。一是我國擁有雄厚經濟基礎。2010年開始中國GDP穩居世界第二位，2021年中國GDP相當於美國的77.1%，佔世界GDP比重達到18.5%，中國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超過30%，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經濟增長引擎。從聯合國劃分的國際工業體系39個大類、191箇中類、525個小類看，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中國還是製造業、貨物貿易、外匯儲備第一大國，以及商品消費、外資流入第二大國。諸如此類，都表明我國已經積累了十分雄厚的經濟基礎。二是我國擁有豐富人力資源。當今國際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從數量看，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規模超過8.9億人，佔總人口比重達到63.4%，其中高中及以上學歷人口占比超過30%，我國的“人口紅利”仍有較大的發展潛力；從質量看，2021年我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超過1.1億人，位居世界首位，而且結構不斷優化，年輕化特點和趨勢明顯，“人口紅利”疊加“人才紅利”，展示出更有競爭力的人力資源優勢。三是我國擁有強勁發展韌性。從城鄉看，2021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將近65%，户籍人口城鎮化率更低，與發達國家動輒80%甚至90%以上的水平相比，我國城鎮化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我國鄉村發展潛力巨大，現代農業、鄉村產業、生態旅遊等，都煥發出鄉村發展新活力。從區域看，區域發展差距持續縮小，中西部地區增速連續多年高於東部地區，2021年中西部地區GDP佔全國比重超過43.1%，東部與中部、西部的人均GDP比值分別下降至1.53、1.68；動力源地區引擎作用不斷增強，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是高質量發展動力源，各類生產要素特別是創新要素快速集聚，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引擎。從行業看，製造業成為我國經濟基石，形成了東部地區引領、中部地區承接轉移和自主培育、西部地區快速增長、東北地區轉型升級的區域協調發展格局，產業集聚集羣發展水平加速提升；現代服務業快速發展，服務業躍升為國民經濟第一大產業，特別是以互聯網+為標誌的服務業迅猛發展；現代農業依託信息化、互聯網快速發展，不斷挖掘農業潛力。

三、實施“兩個倍增”行動的現實要求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其中對“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提出了明確要求，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羣體顯著擴大，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明顯縮小”。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時，“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大幅躍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邁上新的大台階，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階，中等收入羣體比重明顯提高……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1.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目標，要求居民人均收入倍增

當前對於中等發達國家的界定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標準，一般而言存在三種定義方式。第一種方式是將世界銀行所列的“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等同於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第二種方式是將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等價於發達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值或中位數，第三種方式是將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視為是距離高度發達國家還有一定距離的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水平。相比較而言，第三種定義方式更能反映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

聯合國根據人文發展指數將各個經濟體的發展程度劃分為“很高”“高”“中等”和“低”四類，其中，發展程度處於“中等”和“低”水平的均是欠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發展程度“很高”的均為公認已實現高度現代化的發達經濟體，如美國、日本、英國等。由此，可以將發展程度處於“很高”和“高”之間的發達國家視為中等發達國家。中等發達國家包含15個經濟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2萬—3萬美元。2022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27萬美元，如果到2035年能翻一番，就能達到2.5萬美元，就大體完成了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考慮到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的要求，這就要求居民人均收入倍增。

2.實現“中等收入羣體顯著擴大”目標，要求中等收入羣體規模倍增

按照收入水平將居民劃分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個羣體，這三個羣體的比重能夠直觀反映社會整體分配結構。國家統計局將家庭年收入（典型的三口之家）介於10萬元到50萬元（2018年價格）之間的羣體定義為中等收入人羣，將家庭年收入小於10萬元的羣體定義為低收入人羣，將家庭年收入高於50萬元的羣體定義為高收入人羣。據此可以估算出，2002年我國中等收入羣體人數只有735.8萬人，但是到2021年中等收入羣體已經達到4億人左右，占人口比重約為28%，涉及1.4億個家庭，有購車、購房、閒暇旅遊的能力，中等收入羣體的消費對我國經濟持續平穩增長形成了有力支撐。換言之，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裏，我國中等收入羣體規模增長了54倍多，不過仍然呈現為“金字塔型”結構。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強調“要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羣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到2035年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的目標，這就要求我國整體收入結構實現由“金字塔型”向“橄欖型”的轉變，這也給“中等收入羣體顯著擴大”提出了具體的要求。應當説居民人均收入倍增和中等收入羣體規模倍增具有非常緊密的相關性，都與紮實推進共同富裕取得更加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有密切關係。實施“兩個倍增”行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值得奮力一搏。

3.實現“形成超大規模內需市場”目標，要求實施“兩個倍增”行動

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積極應對國際國內形勢變化、與時俱進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塑造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作出的戰略抉擇。在新發展階段，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既是內外形勢使然，也是歷史經驗的必然。當前，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日趨錯綜複雜，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上升，國際經濟循環明顯弱化。同時，大國經濟一般都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我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麼大的一個經濟體，單純依靠國際市場是帶不動的。當然，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並不是要封閉保守，更不是放棄國際循環，而是強調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在更高開放水平上的雙循環相互促進，更好地利用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

無論是暢通國內大循環還是更好地參與國際循環，擴大內需都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基點。內需包括投資和消費兩大板塊，而投資的目的也是為了消費或更好地消費，因此長遠來看消費需求是內需的基礎，消費需求不擴大，內需就無法可持續地擴大。實施“兩個倍增”行動能夠通過增加居民人均收入和擴大中等收入羣體兩個層面為消費需求的擴大提供堅實的支撐，有利於鞏固和增強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有利於暢通國內大循環，有利於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

四、實施“兩個倍增”行動的困難挑戰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紀疫情影響深遠，實現居民人均收入倍增和中等收入羣體規模倍增，還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

1.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壓力

從國內看，我國經濟發展穩中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但也面臨着一系列週期性、結構性、體制性問題相互交織所帶來的困難和挑戰。宏觀層面，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着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轉換的換擋期、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後疫情時代的政策消化期。中觀層面，我國經濟存在實體經濟內部供給和需求間的結構性失衡，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間的結構性失衡，房地產部門與國民經濟其他部門間的結構性失衡。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我國經濟又出現了“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微觀層面，我國企業面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運行不暢、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風險，企業訂單不足、用工難用工貴、應收賬款回款慢、物流成本高等是既定事實，特別是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的成本壓力巨大、經營十分困難。

從國際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疊加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復甦乏力。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經濟全球化進程不進反退，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國際金融市場動盪，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因素相互交織。不確定性不穩定性明顯增加，俄烏衝突促使各國開始重新審視對外經濟政策，地緣政治風險惡化了世界經濟增長的預期。美國硅谷銀行、簽名銀行和共和銀行的破產，也暴露了美國經濟潛伏的種種危機。

上述各類因素衝擊，給提高居民人均收入和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數量至關重要的企業帶來重創。以民營和中小微企業為例，民營企業分佈較廣的住宿、餐飲、娛樂、旅遊、租賃和商務服務等接觸性服務業處於虧損狀態；互聯網、教育培養行業的治理，房地產行業的下行，對上下游一大批中小微企業產生了放大的影響；僅在2021年一年時間，全國注吊銷民營企業390.0萬户，新設退出比為2.2，每新設2.2户退出1户；2020年民間投資增速只有1%，2021年也僅恢復至7%，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30%多的增速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2.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分配製度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制度，我國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但在實際中收入分配還存在兩方面的問題。

一方面，勞動者報酬佔國民總收入的比重有待進一步提高。從縱向看，我國勞動者報酬佔國民收入的比重，由1997年的52.71%下降至2007年的40.65%，此後逐步改善，經2012年的49.16%上升至2017年的50.94%。儘管經過努力終於重返50%以上，但還沒有追平改革開放初期的水平。從橫向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勞動者報酬佔國民總收入的比重較低反映了市場工資形成機制的不健全。改革開放以來，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工會和政府在勞動者報酬的決定機制和增長機制中長期缺位，僱傭雙方集體談判、政府協調管理的工資形成機制未能有效推進，勞動者權益保護的體制與機制存在許多薄弱環節，導致勞動者在收入分配中往往處於不利地位，勞動者報酬的增長一度長期低於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低於利潤率的增長，勞動者沒能充分地共享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經濟高速增長。黨的十八大以來，這種情況有所改善，但是構建實現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市場工資形成機制仍然任重道遠。

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差距有待進一步縮小。國際上通常使用基尼係數來衡量特定國家的居民收入差距，基尼係數超過0.4就説明該國居民收入差距較大。中國的基尼係數在改革開放初為0.28，1992年首次超過0.4，經過短暫波動後，從1996年開始一直保持在0.4以上且持續增長，2008年達到0.49，短暫波動下降後從2016年開始再次上升，2021年仍有0.47。從城鄉和區域來看，2017年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6.9%；西部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為東部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0.25%；綜合考慮其他因素，農村低收入户（20%）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城鎮高收入户（20%）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8%。從財產持有及其收益上看，隨着房價等核心財產價格的飆升，2002-2013年財產最少的10%人羣的財產份額由1%降至0.3%，財產最多的10%人羣的財產份額由37%增至48%。居民收入差距較大反映了收入再分配機制存在缺陷和調節收入分配的基礎管理落後。其一，城鄉二元分隔體制使得同工不同酬、多勞不多得的扭曲現象廣泛存在，城鄉居民在享受社會保障和福利、醫療衞生和教育資源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突出、城鄉居民的能力培養和身體健康獲得存在不公平之處。其二，税收制度改革緩慢，使得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的現實難以有效校正。相對於間接税，直接税更能夠有效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我國的税收以間接税為主，這就妨礙了税收在再分配過程中作用的充分發揮。房產税還沒有在全國範圍推行，遺產和贈與税暫未推出，高收入人羣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合理避税，普通工薪階層成為納税的主力。其三，改革處理社會收入分配問題的層次、力度不夠，且多頭管理、缺乏協調，體制交叉的矛盾突出。一些部門、地方和利益集團以自身利益影響收入分配製度與政策制定，致使收入分配領域的深層次的矛盾問題長期未能得到解決。

3.基本公共服務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內容，也是“兩個倍增”行動的重要支撐，居民人均收入倍增需要就業、社會保障的支撐，中等收入羣體規模倍增也需要不斷加強教育、醫療、養老、撫幼等方方面面的改革。儘管黨的十八大以來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然存在問題。

一方面，社會保障水平較低，發展不平衡。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各項社會保障待遇穩步提高，有效改善了低收入羣體生活，比如企業職工月人均養老金從2012年的1686元增長到2020年的2900元左右，全國月平均失業保險金水平由2012年的686元提高到2020年的1506元，但我國社會保障水平仍然滯後於經濟社會發展，與歐美國家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社會保障建設是一項複雜的系統性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其發展的不平衡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發展理念倚重於收入保護政策，對社會投資式積極福利政策則考慮不足，兩條腿走路、兩隻手都硬的保障格局還未形成。其二，社會保障的項目設置和服務能力在城鄉間不平衡。相對於城市較全面的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項目，農村在生育保險、就業幫扶和職業傷害等方面保障不足；隨着基層治理水平和服務能力的提升，農村社會保障服務得到優化，但其在信息化水平、便捷化程度上仍然處於劣勢地位，從而形成與城市之間的數字鴻溝。其三，社會保障的待遇水平在區域間不平衡。綜合實力較強的東部地區社會保障財政補貼充足、待遇水平較高，居民能享受更高水平的社會保障；由於財政實力雄厚，東部地區給予當地企業更多的社會保障優惠政策，以此吸引更多投資和外來務工，這不但能增加社會保障基金，還能進一步提升當地經濟水平。反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西部地區，由於繳費人數少、繳費水平低、人口撫養比高、財政補貼能力有限，社會保障基金積累緩慢，導致社會保障發展水平較低。由此來看，肩負促進社會公平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沒有縮小地區差異，還使不同地區在這種週而復始的循環中差距加大。

另一方面，在住房、醫療等公共產品供給方面，資本屬性需要進一步弱化。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看，住房、教育等公共產品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屬於勞動力再生產所需商品組合的關鍵部分，其生產、分配和消費的充足與否、均衡與否直接關係勞動力再生產是否能夠順利實現的程度。因此，住房、教育等公共產品的生產與供給首要的目的是滿足客觀的需要，而不是包含投資、投機等在內的市場需求。整體而言，當前住房、醫療等公共產品的供給，民生屬性需要進一步凸顯，資本屬性需要進一步弱化。以住房為例，2002年後,中國住宅不動產價格一路走高,全國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5%，一些城市甚至達到20%，特別是2007年、2009年和2015年，一、二線城市的房價年增長率更是高達40%以上。伴隨着“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政策的落地，住房價格剎住了飆升的步伐，趨於平緩，然而相對於人均可支配收入，住房價格仍然處於高位水平。住房價格的高企，不僅引導資金脱實向虛，導致了實體經濟和房地產市場發展間的不平衡，拖累了經濟高質量增長的勁頭，而且推高了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成本，加重了居民的債務負擔，遲滯了“兩個倍增”的實現。

五、實施“兩個倍增”行動的實踐進路

黨章提到，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中，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他各項工作都服從和服務於這個中心。實施“兩個倍增”行動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礎上，實行一系列政策措施，這些政策措施都必須緊緊圍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共同推動“兩個倍增”行動取得實質性進展。

1.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一次強調，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黨的基本路線的要求，實施“兩個倍增”行動，必須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其一，把握新發展階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內涵。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心任務在於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問題，這與此前的社會主要矛盾、中心任務有所不同。黨的二十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裏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中，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他各項工作都服從和服務於這個中心”。我們要深化新發展階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內涵，緊緊圍繞社會主要矛盾、中心任務制定政策，努力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努力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其二，營造解放、發展和保護生產力的政治生態環境。社會主義的本質在於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其中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重要前提，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營造解放、發展和保護生產力的政治生態環境。特別是面對錯綜複雜嚴峻的外部環境，面對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內部壓力，更要營造更加鮮明、濃郁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發展環境，形成旗幟鮮明抓發展的政治生態。

2.實行經濟振興計劃

後疫情時代，經濟復甦成為關鍵，亟須實行經濟振興計劃，夯實實施“兩個倍增”行動的物質基礎。

一是將穩定經濟增長放在發展首位。要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宏觀調控的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穩定物價、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其中經濟增長是最為基礎和重要的一個目標，可以説只要穩定了經濟增長，穩定物價、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等目標也都會順其自然地實現。實施“兩個倍增”行動，必須把穩定經濟增長長期抓下去，不斷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

二是實行更加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強各類政策協調配合，優化疫情防控措施，形成共促高質量發展的合力。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既要增加政府支出的力度，又要提升政府支出的效率；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精準有力，增強支持實體經濟力度，精準直達中小微主體，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產業政策要發展和安全並舉，以發展促進安全，以安全保障發展；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強，繼續實施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的攻堅戰；社會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線，持續推進就業、養老、醫療、社會保障等。

三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夯實“兩個倍增”行動的基礎支撐。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生產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和前提。當前需要的發展是側重於“好不好”的發展，是着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發展，一言以蔽之，是高質量發展。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就要求堅定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就要求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就要求實現發展質量、結構、規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統一，達到多重約束條件下的最優解；就要求統籌發展和安全，以高質量的發展助力高水平的安全，以高水平的安全保障高質量的發展；就要求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着力解決我國經濟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提升供給體系適配性；就要求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3.確立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

政府在實施“兩個倍增”行動中承擔重要角色，但企業更應該是實施“兩個倍增”行動的市場主體，要發揮企業和企業家能動性，營造好的政策和制度環境，讓國企敢幹、民企敢闖、外企敢投，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

一是讓國企敢幹。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要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在完成“國企改革三年行動”後，繼續開展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要加快國有經濟佈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按市場化原則推進戰略性重組和專業化整合，推進能源、鐵路、電信、公用事業等行業競爭性環節市場化改革，清理退出不具備優勢非主營業務和低效無效資產，優化國有資本重點投向和領域，加大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投入，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同各產業深度融合；要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壯大企業規模、提升經營效率、提升創新能力、擴大品牌影響、增強國際能力，建設世界一流企業。

二是讓民企敢闖。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徵，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要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要切實落實“兩個毫不動搖”，針對社會上對我們黨是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不正確的議論，必須亮明態度，毫不含糊。要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實下來，從政策上和輿論上鼓勵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各級領導幹部都要為民營企業解難題，辦實事，構建親清政商關係。

三是讓外企敢投。根據中國美國商會發布的2022年度《中國商業環境調查報告》，58%的美在華企業2021年營收實現增長，中國仍然是60%的企業近期全球投資計劃的前三大投資目的地之一，66%的企業計劃增加在華投資，83%的企業沒有將製造或採購轉移出中國的打算。要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進雙邊、區域和多邊合作，促進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四是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我國市場主體總量將近1.7億户，其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户佔比超過99%，承載了近7億人的就業，實施“兩個倍增”行動，量多面廣的中小微企業是重要支撐。要實施有針對性的措施，比如針對因新冠肺炎疫情而無法如期償還貸款的中小微企業，鼓勵銀行業金融機構與借款人按市場化原則共同協商延期還本付息，直到幫助因疫情影響暫時遇困的企業渡過難關、恢復發展；要實施有系統性的措施，落實《關於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關於進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業健康發展的意見》，不斷提升措施的系統性；要實施有精準性的措施，根據中小微企業所屬行業、交易場景等不同特點，制定精準的扶持措施，確保各項政策落實到每一箇中小微企業主體身上。

4.引領和鼓勵資本健康發展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本是帶動各類生產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紐帶，是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實施“兩個倍增”行動，離不開資本的積極作用。

第一，以生產力進步為原則推動資本發展。資本首要職責是推進生產力發展，只要是符合生產力進步方向的資本，都應予以鼓勵和支持。以平台經濟為例，要推動平台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不斷增強平台經濟的實體化程度，引導各類企業藉助現有平台開展數字化轉型，挖掘工業互聯網的發展潛力，促進實體經濟與平台、互聯網、數字化等融合發展。同時，要鼓勵平台企業參與國家重大科技創新項目，以多種形式將國有資本和非國有資本、實體經濟和平台經濟進行鏈接。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支持平台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

第二，科學合理設置資本的“紅綠燈”。要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為資本設置“紅綠燈”，引導資本健康有序和可持續發展。其中最關鍵的是如何設置“紅綠燈”，必須以法治作為界限，針對網絡經濟、數字經濟快速發展下各類問題，以及資本金融化下的各類風險，要不斷完善法律法規體系，從資本准入、資本運作、資本分配等各方面予以明確規定，引導資本為實施“兩個倍增”行動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第三，強化與民生相關的資本的民生屬性。與民生相關的資本不同於其他資本，民生產品的特殊屬性就決定了與民生相關的資本必須體現特有的民生屬性，不能把利潤的獲取視為唯一的目的，應該把民生保障納入目標函數，切實承擔起改善民生的責任。從改進措施上看，要加強與民生相關的資本的立法工作，從法律上規定與民生相關的資本的增殖要求、擴張範圍和運行邏輯。要加強與民生相關的資本的監管，對損害人民羣眾利益的行為依照法律法規進行處罰，形成震懾。在住房、教育等公共產品供給上，強化公有資本的在場，使公有資本能夠切實有效引導其他類型的與民生相關的資本健康發展。

5.完善收入分配製度

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努力實現收入分配製度系統的集成創新。

其一，深化初次分配製度改革，增強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初次分配製度直接影響分配秩序和分配結果，對實現共同富裕具有最為直接的重要影響。深化初次分配製度改革，一是合理安排勞動、資本和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發揮財税和金融資源的調配作用，穩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完善工資形成和增長機制，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營造全社會崇尚勞動、勤勞致富的社會風尚。三是通過改善創業環境、保護產權和知識產權、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推出多樣化的理財工具等，拓展居民收入渠道，保護合法致富，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四是加強對高收入的規範和調節，依法保護合法收入，合理調節過高收入，清理規範不合理收入，整頓收入分配秩序，堅決取締非法收入，促進各類資本規範有序，引領數字經濟和科技平台健康發展，縮小居民收入差距。五是鞏固拓展脱貧攻堅成果，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羣邁入中等收入行列。

其二，深化再分配製度改革，加強再分配的調節性職能。一是完善税收制度，包括完善税種、合理確定各類税種的税基和税率、完善收入和財產的個人申報制度和税收監管制度、嚴格税收執法等。二是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進一步提高均衡性轉移支付的規模和比重，構建以一般轉移支付為主、專項轉移支付為輔的模式。三是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完善公共財政制度，把更多的財政資金投向公共服務領域，突出重點並加強薄弱環節，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資本投入。四是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要重點完善養老和醫療保障體系、兜底救助體系、住房供應和保障體系。對城鄉保障項目、保障標準、保障資金和保障機構和法規建設進行全面有效的整合。

其三，深化第三次分配製度改革，加強第三次分配的自覺性。慈善捐贈、公益事業和志願者行動構成了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內容。要不斷完善有利於第三次分配的法律和法規、有效的民間組織監管機制、慈善捐贈的税收減免制度，鼓勵高收入人羣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豐富第三次分配的內容，從收入、財富等向專利、產權、技術、服務等擴展，從扶貧扶困向科技、教育、文化、衞生、環保等延伸，積極發揮第三次分配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

6.實施以人力資本為核心的戰略

要把握好紮實推進共同富裕的時代要求，把握好實施“兩個倍增”行動的具體目標，實施以人力資本為核心的戰略。

一是精準識別潛在的中等收入羣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抓住重點、精準施策，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羣邁入中等收入行列。”對於高校畢業生，要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提升工作能力培訓水平、優化就業信息發佈對接，使他們學有所成和所學有用。對於技術工人，加大技能人才培養力度，提高技術工人工資待遇，在社會上形成尊重技術工人的氛圍。對於中小企業主和個體工商户，要持續改善營商環境，深化“放管服”改革，提供暢通便捷低成本的融資渠道，減輕税費負擔和生產經營成本。對於進城農民工，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解決好子女教育、醫療報銷、社會福利等問題，使他們在城市裏留得下、融得進。此外，還要適當提高公務員特別是基層一線公務員及國有企事業單位基層職工工資待遇，增加城鄉居民住房、農村土地、金融資產等各類財產性收入。當然，其中最為重要的羣體是進城農民工，要以提升“進城農民工”人力資本為重點，在落户、安居、基本公共服務等方面發力。

二是推進人才強國戰略重點任務落地實施。截至2021年，我國研發人員總量為562萬人，技能人才總量已超過2億人，高技能人才超過6000萬人，要將人才強國戰略落實落細。其一，建立梯次空間佈局。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等要努力建設成為高水平人才高地，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的其他城市要努力建設成為人才聚集地，其他一些高層級人才集中的城市，同樣要在環境、政策、配套等方面發力，建設吸引和聚集人才的平台。其二，破除人才發展體制機制障礙。賦予人才更加充分的科研試驗自主權，建立以創新價值、能力、貢獻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促進“產學研政金”一體化。

三是完善有利於提升人力資本的社會保障政策。其一，完善優化社會保障制度。在堅持共建共享、互助共濟的原則下，整合相關制度安排、均衡籌資責任、提高統籌層次、打破户籍壁壘、統一待遇清單、縮小待遇差距，增進公平公正。其二，增強中央社會保障權能。適度提升中央財權和中央事權，從而有效提升中央在國家層面統籌養老、醫療等諸多方面的水平。其三，健全低收入者生活保障機制。完善最低工資標準和工資指導線形成機制，提高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農村居民養老保障水平。

參考文獻：

[1]《習近平著作選讀》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

[3]鄭慶東主編：《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文集（2022）》，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4]韓康、張佔斌：《奔向共同富裕》，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2年。

[5]張佔斌、董小君、黃錕、王海燕等：《中央黨校知名專家解讀共同富裕》，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2022年。

[6]張建剛：《新的歷史條件下共同富裕實現路徑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