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希文明互鑑：思想“一帶一路”上的真正普世價值_風聞

古人對於如何形容愛琴海的顏色，一直爭論不休。光是著名古希臘吟遊詩人荷馬一人，就將其形容為“酒紅色”、“天藍色”、“深灰色”等，充分展示了詩人對這片海域複雜的“心情”。

而筆者第一次看到的愛琴海，則是映照出了金色的晚霞。

位於地中海東北、歐洲東南的愛琴海海濱，孕育了西方文明的發源地希臘，見證了古今哲學家散播的思想光芒。

6月22日，來自中國和希臘的智庫專家學者以及媒體代表等人在它的岸邊，參與拉斯卡瑞德斯基金會圖書館舉行的“‘一帶一路’倡議10週年和中希關係高端論壇”。參會者指出，“一帶一路”不應只是物質交易的樞紐，更應是思想交流的平台，“一帶一路”的下一個十年不僅是“硬”基礎建設的十年，更可以是“軟”實力發展的十年。

參會的希臘海軍學院哲學教授、人文與政治科學系主任埃利亞斯·坦佩利斯（Elias Tempelis）告訴觀察者網，東方與西方文明自誕生那刻起，就有諸多共通之處，都有“大洪水”誕生文明的故事和造物者創世的神話，而在當時，東西文明還不知道對方的存在。

提到“古代哲學”，不論是中國還是西方人士首先想到的就是所謂的“軸心時代”，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間，東方與西方几乎同時湧現出諸多對當今社會仍有深刻影響的哲學家，在中國被稱為“諸子百家”，在古希臘則有諸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奠定西方思想基礎的哲學家。

坦佩利斯向觀察者網分享道，許多年前，雅典大學有來自韓國等國家的希臘哲學學生，他們將不同的東方哲學與柏拉圖等希臘哲學家進行了比較。當然，沒有實際的歷史證據證明柏拉圖知道中國哲學家，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中國哲學家、韓國哲學家知道柏拉圖，但他們遵循類似的論證方式，得出相似的哲學結論。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未沫表示，中希哲學有許多互通的思維方式，隨着中國與西方學術界往來日益加深，雙方都不斷髮掘兩個古代文明哲學和思維方式的共通之處。她舉出朱熹理學的例子指出，當代有學者開始用亞里士多德哲學的“質形論”（hylomorphism）模式思考朱熹的理論，發現亞里士多德的“形式”可對應於朱熹的“理”，在自然哲學中是自然事物發展變化的原則和規律，在倫理學中是一種道德標準；而亞里士多德的“質料”可對應於朱熹的“氣”來理解，形式不可能分離於質料而獨立存在，也就是理必須在氣中，無氣理亦無掛搭處。她表示，這一解讀近年受越來越多學者的支持。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中東歐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鞠維偉認為，中國哲學的一個特點是，用幾個字就能表達出較為複雜的概念，比如“道”、“氣”，這就是所説的“微言大義”。

“‘一帶一路’倡議10週年和中希關係高端論壇”

坦佩利斯指出，由於希臘是個小國，教育和研究經費有限，對古希臘哲學的研究通常由外國人進行，國外的古希臘哲學研究條件比希臘國內反而要好。不過，他認為這也不失為一件好事，因為這證明古希臘文學具有強大的國際影響力，與國際人士合作過程就是在建立人類共同的知識，期待加強與中國相關機構和研究人士的合作。

人們常説，“前人栽樹後人乘涼”，以表達古聖先賢的智慧是今人的寶庫。在拉斯卡瑞德斯基金會圖書館內，多名中希學者就“古代哲學對當今中西方社會的影響”進行了具體的討論。他們提出，當今社會採用的許多基本論證方式和邏輯都是在軸心時代出現，而古代流傳下來的故事和道理仍具有啓發今人的意義。

坦佩利斯告訴觀察者網，全球最大的宗教基督教的誕生就深受古希臘哲學的影響，制定的許多宗教教義都參考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文獻，甚至在教義中“照抄”了許多術語，給這些術語賦予基督教信仰的含義。比如，古希臘哲學中的“邏各斯（Logos）”，即“邏輯”的詞源，代表支配世界萬物的規律性或原理。而在基督教則借用“邏各斯”一詞來指“神的旨意”，因為神被認為就是世界萬物的主宰者。

坦佩利斯認為，這導致基督教的倫理學和神學裏面古希臘文學的影子隨處可見，尤其是“斯多葛主義”、柏拉圖主義和亞里士多德主義，上帝“全能、全知、仁愛”的特質也源自古希臘哲學理念。他表示，蘇格拉底為信念而慷慨赴死的做法，甚至被基督徒賦予宗教的含義，他們認為這類似於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遭遇。

希臘阿索斯山東正教修道院共同體

他還提出，古希臘的“斯多葛主義”正在當下社會經歷明顯的理論復興，因為人們感覺世界變化越來越大，越來越不受控制，因此與這一哲學理念誕生的古希臘和羅馬帝國初期背景“越來越相似”。而“斯多葛主義”告誡人們，不需要過於在意外部世界的變幻，只要內心遵從自然的規律就能過上幸福的人生，其最著名的教誨是“美德是唯一的善”，告誡人們身外之物不存在善與惡的區分。

許多中外哲學家曾指出，“斯多葛主義”與中國的道家有諸多相似之處，尤其是都告誡人們應遵從自然的規律。此外，“斯多葛主義”與陽明學中的“心即理”理念，強調“正心”等方面也有諸多相似之處，與其他東方哲學對“修身養性”的重視也有一定重合。坦佩利斯也將“斯多葛主義”稱為“西方的佛教”。

就中國哲學對當代的影響，劉未沫特別指出了“生生”哲學正在當代的中國經歷復興。“生生”本出自《易經·繫辭傳》“生生之謂易”，引申指萬物隨着內在本質與外在條件而經歷不停演變、“生生不息”的過程。由於“生生”哲學特別適用於解釋動態的、遵循自然發展規律但又容納變化和有一定韌性的複雜系統，能涵蓋同時性和歷時性變化，因而當代中國“生生”哲學的復興，也不僅用在自然哲學領域（宇宙論、生命哲學），而且用於倫理政治哲學領域（揭示代際關係、家庭等）。

當代中國學者甚至強調中國哲學的核心是生生之學，是對近現代西方哲學（包括自然哲學中的還原主義、物理主義，倫理學中後果主義、功利主義等等）的一種“突圍”。有趣的是，對照當代新亞里士多德主義質形論復興背後所折射出來的西方哲學內部對其近現代傳統的反思和“突圍”，我們可以看到中西方哲學在發掘古代資源上的相似努力。

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林宏星認為，如果把“生生”作為一種理性的作用方式來看的話，那麼這個傳統的觀念是有其普遍意義的，即它不僅是中國的智慧，即便站在世界的立場上看，也有意義與價值。

中希文明互鑑中心指導委員會主席、希臘雅典大學哲學和歷史學系教授斯泰利奧斯·弗維達基斯（Stelios Virvidakis）認為，現代社會營造出的“浮躁”氛圍助長了人們的功利主義和速成主義，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許多哲學理念的衰退。然而，疫情等近年爆發的多重危機，卻又在迫使認為重申人生的方式、價值與意義，許多人試圖在古聖先賢的智慧中尋找答案。他表示，進一步點燃人們對哲學的興趣，關鍵在於教育。

從左至右：劉未沫、弗維達基斯、鞠維偉、坦佩利斯

對於“脱鈎斷鏈”、“去全球化”的當今世界，尋根溯源最大的意義，或許在於尋找不同社會文化基因中的共同點。弗維達基斯表示，希臘近年積極參與及組織來自中國、希臘、美國等地的哲學學者論壇，力圖達成中國與西方哲學理念上的共識。

坦佩利斯認為，通過比較古希臘和古代中國實施的外交策略、作戰方式、法律和哲學理念，或許就能在西方和東方之間找出真正的“普世價值”，也可能會發現兩個文明之間獨特的共同之處。他指出，許多希臘傳統哲學都強調“求同存異”，與價值觀不同的羣體保持對話溝通，這在當下尤為重要，自己將與全球各地的同行繼續研究並與世人分享古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