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假奏摺噁心了乾隆，乾隆耗時2年全國追查，真相為何查不出？_風聞

1751年秋，雲南總督碩色將一封急報快馬加鞭送至乾隆手中，這份急報讓乾隆帝大為震怒。急報中所提到的偽奏稿假託當朝廷臣孫嘉淦的名義，不僅敢公然指責朝廷，還列出了乾隆的“五不解十大過”。朝廷對此立馬展開了為期兩年的全國範圍的追查，但最後卻未能抓到“真兇”。

一、孫嘉淦是誰？

孫嘉淦（1683—1753年），字錫公，號靜軒，山西興縣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進士，任庶吉士，從此開始了其仕途。孫嘉淦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秉公直言受到統治者的重用和百姓的認同。

乾隆朝時，孫嘉淦因上書《三習一弊疏》而大受乾隆帝讚賞和褒揚，曾先後任職刑部尚書、國子監事、禮部尚書兼管刑部事務，以及直隸總督等官職。孫嘉淦對理學領域也頗有研究，著有《春秋義》《南華通》等。

偽奏稿事件發生之後，乾隆帝雖然震怒，但是他深知孫嘉淦為人，雖然性格剛直，但懂得把握分寸，與此事並沒有直接的聯繫，並安撫孫嘉淦希望他像往常一樣上朝參政。

然而，孫嘉淦卻在本次偽奏稿案牽連甚廣的整治運動和大量冤獄案中驚懼不已，惶惶度日，陷入自悔，最後抑鬱而終，享年71歲。

其實早在乾隆三年，就已經出現了以孫嘉淦的名義指責朝中權貴的偽奏稿，但當時乾隆帝的態度是寬大處理。他認為偽奏稿不過是朝廷朋黨進行黨爭的產物，於是就針對此類偽奏稿和傳言發佈上諭，主要內容就是指出流言和偽奏稿之所以得到傳播，有兩個原因：一是朝中有人嫉妒孫嘉淦受到重用，此舉是為了激化官僚之間的矛盾，一同排擠孫嘉淦；二是有人想借此攀附孫嘉淦，以求得到孫嘉淦官場上的庇佑。針對此類流言和偽奏稿，乾隆帝下詔嚴厲禁止，乾隆六年的偽奏稿和謠言最後以“傳言已久，姑不深究”而告終。

二、偽奏稿的內容

與乾隆六年的“姑不追究”不同，乾隆十六年是乾隆執政風格由寬復嚴的關鍵時期。針對這一次的孫嘉淦偽奏稿案，乾隆帝不僅派專員進行全國範圍內的追查，還開始了從上到下的整治行動，大量與偽奏稿案有關聯的官員和百姓被迫入獄，嚴重的甚至直接被拉出來當替罪羊，最後冤死獄中。

那麼，偽奏稿中到底寫了什麼，讓乾隆帝如此震怒呢？

偽奏稿的確切內容如今不可考，因為當時乾隆帝在震怒之餘，立馬下令在全國進行搜查，並對搜查出來的偽奏稿進行銷燬，相關人員大部分押送入獄。

不過，我們可以通過大臣們上奏的相關奏稿，所涉人員的相關證詞，相關犯人的供詞，以及《清實錄》《清史稿》的相關記載進行聯繫和整合，得出偽奏稿的大致內容。

偽奏稿模仿孫嘉淦的“三習一弊疏”的內容和體例，言辭激烈地指出乾隆的“五不解和十大過”。

其實吧，剛開始偽奏稿的主要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反對乾隆帝南巡，認為南巡勞民傷財。不少地方官員借南巡巧立名目，大肆斂財，併為了討好乾隆，大興土木修建園林，大大增加了南巡沿途普通百姓生活上的負擔。二是對乾隆在金川戰役上冤殺張廣泗，不理會其辯解而痛下殺手的行為的痛斥，並主張為張廣泗鳴冤。

《三習一弊疏》

但是，後來在流傳的過程中，又增加了在曾靜張熙案上因乾隆對文人迫害的控訴以及在孝賢皇后喪葬問題上乾隆鋪張浪費，極盡奢侈的指責等，最後逐漸形成了“五不解十大過”。

不難看出，偽奏稿的內容是隨着流傳時間的推移以及流傳範圍的擴大慢慢形成的。主要在百姓和下層官員之間傳播抄錄，奏稿內容主要是下層社會對上層統治階級窮奢極欲，肆意征戰和隨意處置國家大將的不滿。

《延禧攻略》孝賢皇后

三、最後的處理

我們回到最開始講的，雲南總督碩色急報直至御前，乾隆帝看後大怒，立即設專員前往各地進行調查，對偽奏稿的撰寫人進行搜捕。除了設置專員，乾隆帝還下令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等省督撫對此次事件進行秘密搜尋查訪。後多省發現偽奏稿已經在省內流傳，遂密奏乾隆。但不少官員在這個過程中或揣測上意，對搜查持敷衍態度；或認為不過是尋常事件，互相包庇、隱瞞、推卸責任；或出於維護整個統治階級和自身利益的目的，任由偽奏稿在下層社會流傳。因着這些官員的放任態度，以及乾隆帝對下層百姓以及官員日益增加的疑心，各地冤案迭起。偽奏稿的追查也由原來的“密加緝訪”，發展到全國範圍內的公開嚴查搜捕。

至此，孫嘉淦偽奏稿案已經不是單純的文字獄案件了，更像是一場牽連甚廣的政治事件，其範圍已經擴大至全國。內地十七省甚至雲南土司地界內，都出現了偽奏稿的鈔本，全國上下掀起了追查偽奏稿的高潮，不少官員和平頭百姓被牽連入獄，或被嚴刑逼供，或被直接處死。其牽扯出的一系列比較重大的冤案有：施氏一門案，楊萬年孔明碑案等。

偽奏稿的追查在前期進展還算順利，但到後期時，因為所涉人員眾多，各省人犯的供詞不一，且不斷翻供，導致中央對案件的追查一直處在被動之中，很多案件經審查後被證明是冤案，案件到此時難以推行下去了，但此前已經逮捕了大量與案件相關的讀書人、百姓、遊商和下層官吏，社會關係緊張，然而，為了維護皇帝的顏面和緩和社會矛盾，官府不得不找替罪羊來草草結案。最後被推上斷頭台的“替罪羊”有兩隻，一隻是長淮千總盧魯生，一隻是南昌守備劉時達，歷時兩年席捲全國的偽奏稿案也到此結案。

但偽奏稿牽扯出的一系列慘案和冤案，讓孫嘉淦不得不開始思考之前自己的剛正直言是不是造成這一切的根源。“秉公直言”是他得到上位者賞識，開啓仕途的“鑰匙”，也是民間給他的最高的政治上的肯定和讚賞。或許百姓之所以會假託“孫嘉淦”的名目撰寫這份偽奏稿，是認為孫嘉淦會站在百姓這一邊，為他們陳情。但沒想到乾隆大怒，孫嘉淦在此事上也不得不“置身事外”。如果自己不直言敢諫，就不會有“孫嘉淦”秉公直言的名聲在外，也就不會出現這一份偽奏稿，更不用説後面牽扯出的這一系列冤案了。

孫嘉淦就是抱着這樣的心理，陷入無限的自悔中，最後鬱鬱而終。

文史君説

孫嘉淦偽奏稿案到此看似是結束了，但是偽奏稿案給乾隆帶來的驚懼仍在延續並不斷增加。因為，偽奏稿出現的時機比較敏感，其出現的時間是乾隆朝統治前期，社會矛盾逐漸尖鋭，而且統治階級內部下層官員和上層官員之間，已有斷層和離心之象。偽奏稿在社會下層的廣泛傳播，與下層官員的放任態度和普通百姓的爭相傳抄是脱不了關係的，這實際上也是社會下層向統治階級積極鬥爭的映射。需要注意的是，乾隆十六年前後執政之風由寬復嚴也是偽奏稿案發生的一個背景，在偽奏稿案發生之後，乾隆帝對下層階級反抗上層統治的疑心日重，政治上加快了由寬復嚴的進程，同時為了加強對下層社會的精神思想控制，開始大興文字獄，乾隆朝也成為清朝文字獄案件數量發生最多的一個時期。

參考文獻

《清史稿》，中華書局，1998年。

《清實錄》，中華書局，2008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年間偽孫嘉淦奏稿案史料選（一）》，《歷史檔案》1998年第1期。

陳東林，徐懷寶：《乾隆朝一起特殊文字獄——“偽孫嘉淦奏稿案”考述》，《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1期。

（作者：浩然文史·推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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