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三萬裏》——生命的輕與重_風聞

        今天心裏終於落下了一塊石頭。

 

      《長安三萬裏》值得一看。

 

       我是個耳根子很軟的人，總是很容易被營銷，幾天前剛剛被輿論忽悠到電影院去看了《消失的她》，真是不舒服了很多天。我對現在大眾的審美真的是………覺得有點遺憾。

 

       這部《長安三萬裏》，喜歡的人用盡溢美之詞，堆上了各類華美的辭藻；官方媒體也是四處出擊，把它當作文化名片宣傳；不喜歡的人用上了所有的陳詞濫調，比如敍事混亂，分類困難，或者思想不深刻，對權力的批判不徹底之類的。這些雜音是如此之多，以至於在我耳朵裏都變成了噪音，對我造成了極大的心理負擔。聽上去有點誇張，但確實是實情。

 

      這不是輿論的錯，是我的錯。我雖然欠缺毅力，但好歹讀了四分之一李白寫的詩。如果不去看看這樣一部李白作為主要角色的，又是有關詩詞的電影，好像就欠了李白什麼，心裏太難受了。

 

     要説《長安三萬裏》究竟如何，我知道，我的評價標準實在是太主觀了，也太不科學了。我這樣的評價標準很可能只會暴露出我的淺薄，我想應該沒有人會信服這樣的標準——我被感動了，不止一次。

 

生命的輕與重

 

      “因為一切被預先原諒了，所以一切也就被卑鄙的許可了。”“向前走，人類最古老的玩笑，不管往哪裏走，都是向前。”

 

      這當然是一個虛構的故事，有些地方與歷史沾點邊，但大部分的地方都進行了藝術化的處理。李白和高適真實的人生如何？不太容易説清楚。反正應該不是電影裏那樣。但是毫無疑問，追光影業這次講了一個很好的故事。

 

      《長安三萬裏》講了一箇中國人的生命故事。李白和高適，我們姑且把他們叫作李白和高適，就是兩種生命、兩種選擇——天才和凡人。天才的李白有多輕浮，凡人的高適就有多穩重，天才的李白有多狂放，凡人的高適就有多謹慎。不同的生命、不同的選擇，選擇似乎很重要，又似乎無足輕重（僅就這一點，追光的這個故事已經打破了商業社會的常規）。

 

    因為只有一次，所以生命就是輕的，想要重來是幾乎不行的，除非像淨土宗一樣相信無限輪迴。“重”就是“重”，是在重複的過程中產生的。正因為不能重來，不能讀檔，沒有來生，所以説，再沒有什麼比生命本身更輕的了。“只有一次，等於沒有。”懷念一下米蘭昆德拉。

 

      不論世俗意義上成功的“高適”也好，世俗意義上失敗的“李白”也好，人生終究只有一次，這種成敗，其實是偶然，是一次性的際遇。而詩歌的特別之處就在於，每有一個讀者去閲讀它，它的重量便增加一分。等到它的重量累積到黃鶴樓那麼重的時候，黃鶴樓即使被燒了，也沒有關係。

 

      這就是文化的重量。人生的悖論就在於必須超脱“一次性”的生命。而在超脱之前，“此在”必須解決“生存”問題，並且在解決過程中找到超脱之道。普通人只有作沉重的，媚俗的選擇，踏實辛苦的勞作，才能找到生命輕盈的地方，而天才也必須要服從於塵世的沉重，讓輕盈的生命找到安頓。這既是悲劇，也是喜劇。

 

      這種異路同歸的結局帶着某種宿命論式的隱喻——個體的命運無法抗衡時勢。在花團錦簇的開元盛世背後，是一科只取了十七個進士的“內卷”，是政治腐敗、國家隱患叢生。曲江樓美輪美奐，夜夜笙歌，然而卻是“詩人們的墳墓”，不論是詩仙、詩佛還是詩聖，在盛世他們沒有機會施展抱負，在亂世他們更加無法安身立命。李白的處處碰壁，似乎是他自己的性格使然；高適處處謹慎，大器晚成，似乎是提供了一個正能量的樣板。然而《長安三萬裏》也描寫了裴十二這樣的角色（她因為是女子，天然被剝奪了報效國家的機會）；也描寫了李白“行卷”與兩次“入贅”的過程。這樣的敍事方式，似乎是在強調命運的強大，又似乎是在強調堅持自我的重要，然而，也並沒有迴避“倖存者效應”。片中的“高適”實在是比郭靖都要完美的成功者形象：他少年時代訥於言（人物設定是口吃），家道中落，數十年不受賞識，也曾從軍報效國家，見朝廷腐敗又再度歸隱。起起落落，但不管環境如何，他仍勤於耕讀，胸懷大志。在國家危難的時刻，他挽大廈於將傾，救萬民於水火，續民族之文脈，成祖宗之基業，大器晚成，一舉實現人生之大滿貫。追光影業非常討巧的既完成了主旋律價值觀的輸出（人們口口聲聲吹的民族文脈，最後還不得靠武人來守護），也順利的把“倖存者偏差”的鍋扔給了時代。

 

      片中不止一次提到道家。真實的李白很崇拜莊子，也寫過不少具備道家意境的詩篇。在片中，出仕也歸功於道家，落魄後又轉向道家的李白以為能在他最愛的道家世界裏尋求到解脱，而最後永王的幾個説客就擾動了他對道家的堅持。這樣的劇情，反映了片方對傳統文化道家內核論的否定。中國文人的精神追求，終究是“立功立德立言”的三重境界。儒教正統沒跑了。

 

何以解憂，唯有詩歌

 

    “人們常常期待不朽，卻很少留意到不朽往往與死亡聯繫在一起。”

 

      中國人最大的幸運就在於，中國人有一個共同的精神家園，而形形色色的命運，如果幸運的話，最後能歸入同一個精神集合體。不論信哪個教，中國人都是要寫詩的。

 

      黃鶴樓是詩人們的青春，是他們的自由，他們的意氣風發。黃鶴樓是詩人們的起點，它也可以是鸛雀樓，是他們表明心志的地方。在黃鶴樓上，詩人們是平等的，是在同一平台上進行意象的精神競賽。天才如李白，也不得不折服於崔顥的才情。其實“黃鶴樓”上本該是最純真的詩歌，而崔顥能登頂，反倒是因為他的老成，怎麼説呢，挺矛盾的。

 

      長安和邊塞則是詩人們的成年，是他們的安身立命之所。不同的選擇，去往不同的地方，但是走到哪裏，詩就寫到哪裏，寫工作也寫生活。這些詩又通過口口相傳，讓詩歌傳遍天下。詩人們又通過詩歌聯結到一起。

 

      山水之間是詩人們的晚年，是陶淵明創立的避世者樂園。不管世俗意義上是否成功，詩人們最後總要去往江湖的。到了江湖上，更少不了詩。此時寫詩為了怡情，也是為了回憶。

 

      在中國人這裏，“詩”就是對抗人生最強大的武器，就像法國人的歌劇，德國人的古典樂。詩作是超越人生的。

 

      人們記住李白不是因為他命運多舛的晚年，也不是因為他瀟灑浪漫的青年，李白的詩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人們記住李白就是記住了“長安一片月，萬户搗衣聲。”你看，記住李白，還記住了長安。人們記住高適也不是因為他是劍南道節度使，反倒是記住了“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這樣的嘲諷當權者的詩句。

 

       “詩”本是一時之作，原本只是消遣，然而，在一次次朗誦者的重複和詩人們的創作中，漸漸變得厚重。如果説中國文化的特質是無法言説、無法解釋的，那麼唯有“詩”能稍作抒發了。長安三萬裏，就是黃鶴樓、曲江樓、塞外的驛站，是泰山、廬山，是黃河、長江，是江陵和襄陽，是三千里河山；也是從《詩經》開始的三千年詩歌傳統。

 

      這部小小的動漫，講了個小小的故事，但是野心是真不小。然而要説全片讓我最感動的點，那就是李白對高適説：“趙客縵胡纓，吳鈎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這首我二十年前的詩，就是照着你寫的。

 

      雖然荒唐，但是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