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三萬裏》——生命的輕與重_風聞
眠风-07-14 07:44
今天心裏終於落下了一塊石頭。
《長安三萬裏》值得一看。
我是個耳根子很軟的人,總是很容易被營銷,幾天前剛剛被輿論忽悠到電影院去看了《消失的她》,真是不舒服了很多天。我對現在大眾的審美真的是………覺得有點遺憾。
這部《長安三萬裏》,喜歡的人用盡溢美之詞,堆上了各類華美的辭藻;官方媒體也是四處出擊,把它當作文化名片宣傳;不喜歡的人用上了所有的陳詞濫調,比如敍事混亂,分類困難,或者思想不深刻,對權力的批判不徹底之類的。這些雜音是如此之多,以至於在我耳朵裏都變成了噪音,對我造成了極大的心理負擔。聽上去有點誇張,但確實是實情。
這不是輿論的錯,是我的錯。我雖然欠缺毅力,但好歹讀了四分之一李白寫的詩。如果不去看看這樣一部李白作為主要角色的,又是有關詩詞的電影,好像就欠了李白什麼,心裏太難受了。
要説《長安三萬裏》究竟如何,我知道,我的評價標準實在是太主觀了,也太不科學了。我這樣的評價標準很可能只會暴露出我的淺薄,我想應該沒有人會信服這樣的標準——我被感動了,不止一次。
生命的輕與重
“因為一切被預先原諒了,所以一切也就被卑鄙的許可了。”“向前走,人類最古老的玩笑,不管往哪裏走,都是向前。”
這當然是一個虛構的故事,有些地方與歷史沾點邊,但大部分的地方都進行了藝術化的處理。李白和高適真實的人生如何?不太容易説清楚。反正應該不是電影裏那樣。但是毫無疑問,追光影業這次講了一個很好的故事。
《長安三萬裏》講了一箇中國人的生命故事。李白和高適,我們姑且把他們叫作李白和高適,就是兩種生命、兩種選擇——天才和凡人。天才的李白有多輕浮,凡人的高適就有多穩重,天才的李白有多狂放,凡人的高適就有多謹慎。不同的生命、不同的選擇,選擇似乎很重要,又似乎無足輕重(僅就這一點,追光的這個故事已經打破了商業社會的常規)。
因為只有一次,所以生命就是輕的,想要重來是幾乎不行的,除非像淨土宗一樣相信無限輪迴。“重”就是“重”,是在重複的過程中產生的。正因為不能重來,不能讀檔,沒有來生,所以説,再沒有什麼比生命本身更輕的了。“只有一次,等於沒有。”懷念一下米蘭昆德拉。
不論世俗意義上成功的“高適”也好,世俗意義上失敗的“李白”也好,人生終究只有一次,這種成敗,其實是偶然,是一次性的際遇。而詩歌的特別之處就在於,每有一個讀者去閲讀它,它的重量便增加一分。等到它的重量累積到黃鶴樓那麼重的時候,黃鶴樓即使被燒了,也沒有關係。
這就是文化的重量。人生的悖論就在於必須超脱“一次性”的生命。而在超脱之前,“此在”必須解決“生存”問題,並且在解決過程中找到超脱之道。普通人只有作沉重的,媚俗的選擇,踏實辛苦的勞作,才能找到生命輕盈的地方,而天才也必須要服從於塵世的沉重,讓輕盈的生命找到安頓。這既是悲劇,也是喜劇。
這種異路同歸的結局帶着某種宿命論式的隱喻——個體的命運無法抗衡時勢。在花團錦簇的開元盛世背後,是一科只取了十七個進士的“內卷”,是政治腐敗、國家隱患叢生。曲江樓美輪美奐,夜夜笙歌,然而卻是“詩人們的墳墓”,不論是詩仙、詩佛還是詩聖,在盛世他們沒有機會施展抱負,在亂世他們更加無法安身立命。李白的處處碰壁,似乎是他自己的性格使然;高適處處謹慎,大器晚成,似乎是提供了一個正能量的樣板。然而《長安三萬裏》也描寫了裴十二這樣的角色(她因為是女子,天然被剝奪了報效國家的機會);也描寫了李白“行卷”與兩次“入贅”的過程。這樣的敍事方式,似乎是在強調命運的強大,又似乎是在強調堅持自我的重要,然而,也並沒有迴避“倖存者效應”。片中的“高適”實在是比郭靖都要完美的成功者形象:他少年時代訥於言(人物設定是口吃),家道中落,數十年不受賞識,也曾從軍報效國家,見朝廷腐敗又再度歸隱。起起落落,但不管環境如何,他仍勤於耕讀,胸懷大志。在國家危難的時刻,他挽大廈於將傾,救萬民於水火,續民族之文脈,成祖宗之基業,大器晚成,一舉實現人生之大滿貫。追光影業非常討巧的既完成了主旋律價值觀的輸出(人們口口聲聲吹的民族文脈,最後還不得靠武人來守護),也順利的把“倖存者偏差”的鍋扔給了時代。
片中不止一次提到道家。真實的李白很崇拜莊子,也寫過不少具備道家意境的詩篇。在片中,出仕也歸功於道家,落魄後又轉向道家的李白以為能在他最愛的道家世界裏尋求到解脱,而最後永王的幾個説客就擾動了他對道家的堅持。這樣的劇情,反映了片方對傳統文化道家內核論的否定。中國文人的精神追求,終究是“立功立德立言”的三重境界。儒教正統沒跑了。
何以解憂,唯有詩歌
“人們常常期待不朽,卻很少留意到不朽往往與死亡聯繫在一起。”
中國人最大的幸運就在於,中國人有一個共同的精神家園,而形形色色的命運,如果幸運的話,最後能歸入同一個精神集合體。不論信哪個教,中國人都是要寫詩的。
黃鶴樓是詩人們的青春,是他們的自由,他們的意氣風發。黃鶴樓是詩人們的起點,它也可以是鸛雀樓,是他們表明心志的地方。在黃鶴樓上,詩人們是平等的,是在同一平台上進行意象的精神競賽。天才如李白,也不得不折服於崔顥的才情。其實“黃鶴樓”上本該是最純真的詩歌,而崔顥能登頂,反倒是因為他的老成,怎麼説呢,挺矛盾的。
長安和邊塞則是詩人們的成年,是他們的安身立命之所。不同的選擇,去往不同的地方,但是走到哪裏,詩就寫到哪裏,寫工作也寫生活。這些詩又通過口口相傳,讓詩歌傳遍天下。詩人們又通過詩歌聯結到一起。
山水之間是詩人們的晚年,是陶淵明創立的避世者樂園。不管世俗意義上是否成功,詩人們最後總要去往江湖的。到了江湖上,更少不了詩。此時寫詩為了怡情,也是為了回憶。
在中國人這裏,“詩”就是對抗人生最強大的武器,就像法國人的歌劇,德國人的古典樂。詩作是超越人生的。
人們記住李白不是因為他命運多舛的晚年,也不是因為他瀟灑浪漫的青年,李白的詩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人們記住李白就是記住了“長安一片月,萬户搗衣聲。”你看,記住李白,還記住了長安。人們記住高適也不是因為他是劍南道節度使,反倒是記住了“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這樣的嘲諷當權者的詩句。
“詩”本是一時之作,原本只是消遣,然而,在一次次朗誦者的重複和詩人們的創作中,漸漸變得厚重。如果説中國文化的特質是無法言説、無法解釋的,那麼唯有“詩”能稍作抒發了。長安三萬裏,就是黃鶴樓、曲江樓、塞外的驛站,是泰山、廬山,是黃河、長江,是江陵和襄陽,是三千里河山;也是從《詩經》開始的三千年詩歌傳統。
這部小小的動漫,講了個小小的故事,但是野心是真不小。然而要説全片讓我最感動的點,那就是李白對高適説:“趙客縵胡纓,吳鈎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這首我二十年前的詩,就是照着你寫的。
雖然荒唐,但是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