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為兵家之祖 《道德經》的用兵智慧與毛澤東軍事思想_風聞

兵家，為中國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中的一家，研究討論的主要是軍事哲學思想（西方近似的稱作：the philosophy of war），學説重點在於“用兵”，即戰略戰術問題。兵家的起源説法不一。有人認為兵家源於九天玄女，有人認為兵家鼻祖是呂尚，有人認為兵家源自道家，也有人認為兵家源自法家。

在我看來，九天玄女屬於神話化的道家人物、呂尚（即姜子牙）民間公認也屬於道家人物，小説《封神演義》説姜子牙早年上崑崙山學道於元始天尊，自然也屬於道家人物。

至於兵家源自法家，就比較扯了。固然軍事上也需要法律，所謂軍法如山。但真正意義的法家是從鄭國子產（就是那個“子產不毀鄉校”的子產）時代才開始的。公元前543年鄭國的正卿（相當於宰相）子產主持制定了一套國家法律《刑書》。《刑書》先是寫在竹木簡上，由國家的官吏掌握施行。公元前536年子產下令把刑書鑄在鼎上，放在王宮門口。讓全國百姓都能夠看到這個鼎。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佈成文法。此後才有法家的誕生。此前法律都是不公開的，也就談不到大規模的學習研究，自然不可能成立學術團體，即“法家”。戰爭的歷史顯然遠早於子產“鑄刑鼎”，上萬年前就有戰爭了。中國對戰爭規律的研究也非常早，肯定遠早於公元前530年代。

 

更重要的是，法家與兵家三觀不合。“法”者以三點水為偏旁，意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後期更不再用“法”這個字，而改用“律”，比如“唐律”、“大明律”、“大清律”（在香港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廢止），更突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字的另一半是“去”，合在一起是“去水”，水代表波動、不確定性，而多變、模糊、不確定是法律的大忌。當然現實中的法律也是常常修改的，但在兩次修改之間，法律一定是要明確而且確定的。只要法律一經公佈，當局者唯恐百姓不知、不守、不行。即使立法目的暗藏着一些不足為外人道也的秘密，法律本身的信息必須是公開透明的。

但兵家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孫子曰：“兵者，詭道也”，戰爭的本質就是玩信息不對稱，也就是互相欺騙。可能發生戰爭的雙方一直在互相欺騙，“能而示之不能，不能而示之能”。誰能騙到對方，誰就能獲得很大的優勢。兵家也不講什麼“規則面前一律平等”，以大欺小、以眾暴寡、以強凌弱是常規操作。遵守規則、堅持不能半渡而擊、敵人陣不成列不擊、不擒二毛（頭髮斑白的中老年人）卻打了敗仗的宋襄公反而成為羣嘲的對象。戰爭更是千變萬化，“運用之妙、在乎一心”，絕不能死守什麼教條，那樣在戰場上一定會死的很慘。可見，兵家和法家在三觀上有根本性的矛盾。

綜合分析兵家起源的幾種説法，本人還是認為兵家源自道家的説法最靠譜。道家是兵家的源頭，而《道德經》是道家最重要的著作，有沒有談到軍事、戰爭的事情呢？如果有，《道德經》的軍事思想藴含了什麼智慧？

以《道德經》的體量自然只能講最根本的軍事原則，其他稍微具體的只能略過不講。《道德經》第六十九章比較集中的談到了用兵的問題。

【經文】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故抗兵相若，哀者勝矣。

【今譯】

用兵的人曾經這樣説，“我不敢主動進犯，而採取守勢；不敢前進一步，而寧可後退一尺。”

這就叫做雖然有陣勢，卻像沒有陣勢可擺一樣；雖然要奮臂，卻像沒有臂膀可舉一樣；雖然面臨敵人，卻像沒有敵人可打一樣；雖然有兵器，卻像沒有兵器可以執握一樣。

禍患再沒有比輕敵更大的了，輕敵幾乎喪失了我的“寶”。

所以，兩軍實力相當的時候，悲痛的一方可以獲得勝利。 

 

【學習環節】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這兩句本人認為不僅指軍事上的攻守，不能機械的理解為一定要做防守方。戰爭的形勢千變萬化，哪能規定死了？在歷史上出於“自衞”目的的主動“反擊”比比皆是，比如1979年中國對越南發動的“自衞反擊戰”，以及現在還在發生的俄羅斯針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

這裏的攻（“主”）、守（“客”）更是指政治上的攻守，即在政治上一定要把自己定位為被動的一方、受害的一方、主動作出讓步的一方、不得不動手的一方。同時還要千方百計把對方刻畫為主動的一方、加害的一方、咄咄逼人的一方。這樣明顯更容易團結內部民眾、進行內部戰爭動員。人家都欺負上門了、蹬鼻子上臉了，還能忍？是可忍，孰不可忍！忍無可忍，無需再忍！即使我方主動進攻，也是迫不得已，會得到更多的方面的理解和同情。萬一戰事不順利，也更容易找到台階下。

這也符合《道德經》另篇所載“不敢為天下先”的思想。“不敢為天下先”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為天下先”，而是在“為天下先”的時候，作出“不敢”、被迫、不得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姿態，並且儘量讓大家相信這一點。“敢”字用的很妙啊！老子真是智慧，不僅有“道”的智慧，世俗的智慧也是超一流！

 

現代中國大軍事家毛澤東一生軍事、政治實踐，尤其是處於弱勢一方的時候，基本上都堅持了“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的原則。“不打第一槍”幾乎是我軍一貫的原則。

  如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45年4-5月）上的口頭政治報告和結論裏都講到：我們的原則是三條：第一條，就是老子的哲學，叫做“不為天下先”。就是説，我們不打第一槍。第二條，就是《左傳》上講的“退避三舍”。你來，我們就向後轉開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過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們講退避三舍，就是你來了，我們讓一下的意思。第三條，是《禮記》上講的“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就是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澤東這樣給這三條原則命名：他們不喜歡馬克思主義，我們説：這是老子主義，是晉文公主義，是孔夫子主義。（見《毛澤東文集》第三卷）

1961年毛澤東在廣州會議期間，還建議與會領導同志去找一本叫《城濮之戰》的小人書仔細看看。

 城濮之戰是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晉、楚兩國在衞國城濮（山東鄄城西南）地區進行的爭奪中原霸權的首次大戰。早年晉國內亂，公子（國君的兒子叫“公子”）重耳出逃。他到了楚國時，楚成王熱情招待他。閒談中，成王問他：“你將來如回到晉國做國君時，如何來酬謝我？”重耳説：“像財寶這些東西，你們楚國均有的，如果我真能得返晉國，做了晉君，若我們兩國不幸要打仗的話，那我就退避你三舍。”城濮之戰時晉國的國君晉文公就是當年流亡的公子重耳，他為兑現當年流亡楚國許下“退避三舍”的諾言，令晉軍後退，避楚軍鋒芒。楚國領軍的令尹（相當於宰相）子玉不顧楚成王告誡，率軍冒進，被晉軍殲滅兩翼。楚軍大敗。

按春秋時期的禮儀，晉國是國君親自領軍，楚國是臣子令尹領軍，國君率領的晉軍既然已經出動退避，臣子令尹率領的楚軍就不該再得寸進尺、步步緊逼了。楚軍的進逼已在政治上大大失分，即使打贏，人心和輿論也不會向着楚國，更何況還打敗了。通過對晉文公在流亡時期許下承諾的宣傳，顯示晉國的退避並不是膽怯或耍心機（春秋時期人還比較淳樸，耍心機是為人所不齒的，因此會有死心眼的宋襄公的故事），而是君子一諾千金（言必信、行必果非常符合當時甚至現在的道德），在政治上大大得分，再加上軍事上戰勝，形象更加光輝。這就是“退避三舍”的奧妙。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講的是用兵（戰爭）的政治基礎，屬於《孫子兵法》的“道、天、地、將、法”中最重要的“道”。符合這一原則的政治軍事集團及其君、臣、將顯然是合於“道”（《孫子兵法》中的“道”而非《道德經》的“道”）的。因此本人認為這兩句講的是用兵（戰爭）最重要的原則。

簡言之，在生活的各個方面，《道德經》都閃耀着智慧的光芒，足見我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我等中華兒女，幸甚至哉！

以上，聊備此一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