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注意法治效益問題，即法規生命週期內立法、執法、守法的收益與成本_風聞

【本文來自《呂德文：與其爭論尋釁滋事罪，不如關心為何法律很難在基層有效執行》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這搭橋的事，小粉們沒調查，不清楚，沒發言權。

倒是覺得從日常生活看，我們要注意法治效益問題，即法規生命週期內立法、執法、守法的收益與成本。

為使討論有趣，我們可以從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書.更法》中略窺一二。

秦孝公講，“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孝公的法規效益觀很直白，要興隆社稷，加強權威。

商鞅講“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商鞅的法規效益觀是愛民便事，強國利民。

看到沒，秦孝公的想法和商鞅的想法是有點差別的。不過這時候，最重要的還是強國，他們還在一條道上。當後來商鞅威脅到秦室社稷惠王權威，秦惠王立馬翻臉了。

甘龍老滑頭怎麼説的呢？“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孰察之!”甘龍的法規效益觀就是省事，別沒事找事。

杜摯又講“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杜摯的法規效益觀就是要玩就玩大，現在也沒見有什麼百倍之利十倍之功，將就過吧。當然，這是狹隘短視急功近利之言。

這四位的法規效益觀可以概括為，孝公的君王利己法規效益觀、商鞅的草根利民法規效益觀、甘龍的舊貴守成法規效益觀、杜摯的憤青幼稚法規效益觀。

社會主義，應該是人民法規效益觀，即保護和促進人民利益，反映和代表人民願望，來自和返歸人民實踐。

那這裏就要注意了，在法規有效期內，為法規付出的成本，經法規獲得的收益，究竟怎麼樣？怎麼最優化負擔的法規成本？怎麼最大化所獲法規收益？古今中外，無論是立法、執法，還是守法，都要算效益帳，只不過各算各的帳而已。這裏是有算計有博弈的。

要説的是，這裏並沒有什麼微言大義，就是一句土話，別急，先合計合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