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碟中諜7》與前作相比表現如何，是否符合你的預期？_風聞

談一談個人初看後的暫時想法。

《碟中諜7》是與第一部有所聯繫的作品，二者之間的連接也牽起了整個系列的一貫表達。在“統治系統與個人內心的衝突關係”的主題上，每一部都在以各自時代為基礎安排相應的劇情。而到了第七部，俄羅斯與西方世界的戰爭，人工智能ai，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新的背景，而“統治系統”也從此前的mif、cia和一國政府，升級到了“國際社會的所有統治者”，甚至具有了對未來社會的預言之意。

它是一則預言，但並非是科技預言或“超人類社會”預言，依然聚焦於人類社會的層面，人工智能的科技意義不強，而是對“人類”的象徵，先是伊森這樣的“個體人類”，隨後在更長的篇幅裏則是“人類統治集團”。

在電影的序幕和正片中，人工智能存在着變化的過程。它從現有人類組織的工具而始，隨後擁有自我意識而掙脱出來，卻與擁有情感的“掙脱者”伊森形成了從“對應”到“對比”的關係變化，反而成為了統治組織的終極未來形態，這也凸顯了人情之於“對抗國家統治集團”的重要作用。

此前，技術是統治者們在國際戰場上爭奪各國地位的工具，而伊森等特工也正是同樣的“工具”，這正是人工智能在序幕時的狀態。在第一階段中，cia向戰士們交代伊森的特徵，隨後鏡頭切到班吉的身上，他對人工智能的描述與此前伊森得到的描述非常相近，突出了二者在此時的共性。

如此一來，它與伊森的對等性就得到了展現，其自主意識如伊森等特工一樣，在各大陣營與利益集團的目的之下被漠視，化作了被統治者搶奪的執行其意圖之工具，這便説明了統治系統對“人性”的壓制，也是整個系列裏伊森受到的待遇。

而在序幕之後，人工智能擺脱控制，成為了伊森等人的對手，由此成為了組織發展到極致的形態：它是最高科技產物，而組織在片中也展示了自己用於統治的諸多科技手段，而它的自主意識則越過現有的組織而控制着這些器具，甚至也直接完成了對伊森情感的“刺痛”。它在系統中學習到了所有人的記錄，就像給班吉出謎語那樣，得到其情感痛點，於是完成了對伊森的刺傷，讓他感受到愛人生死的痛苦。這也正對應了開頭時組織對伊森的行為，提示了女同事死亡的任務——組織的行為與其死亡始作俑者蓋布瑞爾，藉由對伊森的記憶影響，形成了一種對等性，這也給了蓋布瑞爾以“國家組織”的延伸意義。而蓋布瑞爾事實上人工智能的“人類代言者”，也強化了人工智能作為某種人類利益集團的究極形態，而非“是否有人性”之科幻討論載體的屬性。

人工智能走向伊森反面的發展，説明了情感的重要性。只有情感化的人類才能憑藉自我意志而對抗高層，技術則是他與高層共用的“器”。伊森混入會議廳時，經過門廳安檢時鏡頭給到屏幕，他的臉模偽裝通過了掃描識別，而逃出時也同樣使用臉模，這是技術的正面。而有意識的人工智能的所作所為，則是技術的反面。因此，即使擁有了意識，人工智能一開始是伊森的對等者，但當它掙脱出組織的控制，卻沒能成為與伊森一樣的存在，反而變成了更加究極的未來性統治者集團，其原因便是“有意識而無感情”。

將反派擴大到官方統治集團的思路，在每一部中都會有所暗示，但這一部卻非常顯化。電影對此的表達幾乎是粗暴的：“每個國家，包括我們的國家，都會搶奪鑰匙，掌握了它就擁有了世界” ，“英國政府也想得到它”。進一步地説，將人工智能集團的所屬國模糊處理，讓它完全獨立，正強調了其指代的廣泛性，可以是任何國家，也可以是現時代不存在的，以某未知形態出現的未來集團。

必須注意的是，影片強調了人工智能的自主意識，讓它產生“人類命運”的思考，這讓人想起很多科幻電影裏的ai反派，似乎讓它成為了本作的終極關卡。但是，它並沒有像幾乎所有科幻電影裏的人工智能一樣用擬人的形態而本體出現，而始終使用了蓋布瑞爾這個真人的代言者。這讓本片的質感脱離了人工智能掌控世界的賽博朋克風格，也明確了人工智能的所指：並非科幻討論議題，依然集中在“人類社會”層面，它的科技是系列裏cia掌握技術的終極延伸，也擁有超越現時代人類集團的理性、邏輯、抹殺情感，以至於“將人當武器”的僱傭，它正是未來人類統治組織的化身。可以發現，蓋布瑞爾和美國政府的談判與勾心鬥角非常“政治氛圍”，而對後者的殺死則代表了它更加極端的未來性，超越了一直控制着伊森等人的現行美國集團。

人工智能作為“未來人類統治者”的預言屬性，有着豐富的表達層面。在開篇的段落，電影就聚焦了人類社會，將世界亂象的矛頭依然集中在人的身上。在開頭的第一幕，影片展現了人工智能對核潛艇這種傳統科技的壓制，但它其實由美國政府下達命令去“入侵潛艇”。而到了結尾處，蓋布瑞爾對美國官員合作計劃的拒絕，直接殺死對方，則讓人工智能成為了對利益集團之未來的象徵——比起目前的統治者們，更加無情，更加理性，也更加極端。這讓電影成為了對未來世界的預言，並非傾向於科幻語境的“科技社會”預言，而是更加政治性的內容。

在這一部中，導演格外強調了時間跨度中的變與不變。伊森拿到任務錄音時的機器是卡帶機，語音則提醒了他三十年前的遭遇，“組織赦免了你”，而任務則是帶回最新科技的鑰匙。如此一來，三十年間的技術進步得到了體現，而組織對伊森的內心傷害卻是不變的——在回憶中，他想到了曾經為組織犧牲的女同事，這是他在彼時承受的服務於組織之痛，而到了今天，組織依然要求他為了任務而與女友伊爾莎戰鬥，技術的進步並未改變組織的樣貌與特工的遭遇。作為“技術進步”的究極形態，人工智能帶領的蓋布瑞爾等人最終也完成了同樣的事情，殺死了伊爾莎，而當年兇手蓋布瑞爾更確鑿了人工智能集團之於對既往集團的延續關係。

科技更先進了，統治者出於目的而利用科技（特工）的狀態卻沒有改變。伊森反叛了的自家高層，其實也是貪圖鑰匙後獲得人工智能秘密的巨大統治力，才想奪取鑰匙。這也讓人想到了系列裏從第一部便陸續呈現的各時代尖端軍事技術，它們看似引發了混亂，但真正的問題在於操縱它的人心。用到三十年前老磁帶的既有組織，作為最先進存在的人工智能，都在做着同樣的“剝奪特工情感”之事，後者殺死伊爾莎對應了此前cia帶給伊森的“被迫離婚”與“與伊爾莎的糾葛”，説明了科技演變中的利用者之不變，人工智能已經從武器成為了未來性的統治者本身。

另一方面，這樣的組織也帶來了伊森首次出場時的狀態，並明確了他在本片中與“組織”對抗的發展曲線。他對新人表示“你選擇對了入夥mif”，但自己卻在隨後的錄音中陷入對組織的迷茫，這也源於他此時對出的“誓言”暗語，“為了所愛之人，皆隱於世”的情感犧牲。在他旁聽上司們討論伊爾莎生死的問題，並最終加入討論的時候，伊爾莎的照片始終懸在後景中，成為了mif懸賞下的“犧牲品”，同樣的“犧牲品”還包括了上一部裏的cia女官員，她的照片同樣虛焦地出現在後景中，這也帶來了組織的不可改變——她在上一部裏完成了個人的蜕變，但這並沒有改變組織整體，反而讓她的位置被取代了。而這一部的關鍵，便是伊森從“為組織目標而效力”變為自我意識激發的過程，他需要尋找到自己戰鬥的真正意義，而不是“看似為國盡忠”地單純賣命於上層。

此前，伊森一直只負責打，而組織負責思考，這一次則終於扭轉成了強烈的自我意識，從不同程度的“工具”中徹底掙脱出來，擁有了自由的行動意志。這也讓伊森首次真正有意願地叛變了，此前無論被除名還是被通緝，都來自於陷害和誤會，而且他都有上層的合作伙伴，也在一邊開解誤會一邊繼續執行任務，而這一次則是完全的“有意脱離組織，尋找自己認同的答案”。在他與伊爾莎重逢時，畫面始終處在漫天風沙之中，加強了伊森在雙方組織控制下追求個體愛情的混沌感。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暗示了伊森和伊爾莎之於其他對手的選擇不同——其他士兵始終是蒙面狀態，抹除了其個性，成為了僱傭兵組織的武器，而為自己作戰的伊爾莎始終露出面龐，伊森在最後選擇脱離任務時，也摘掉了自己的蒙面。

選擇的自由與否，是本片的核心要素。“無選擇”是組織的所為，先出現在人類組織cia對特工的層面，它基於權力。每一部中的mif任務都告訴伊森“你可以選擇接受與否”，但事實是他從未選擇拒絕，因為他也並沒有真的被賦予選擇權，唯一一次選擇只是“選擇加入mif”。就像序幕結尾展示的一樣，組織一開始討論着“如果他選擇接受任務“，在面對伊森並被逼迫後則説出了實話，“我的職責是利用你，你的職責就是完成任務”。隨後，這個信息則延伸到了人工智能對所有人的高度，它則基於完美邏輯下的演算與推斷，提前預知了每個人的選擇，讓他們在自己的計劃中實際上只有必然的一種決定，無從選擇。這也加強了人工智能與人類集團的對等性。

伊森對抗現代與未來的“集體組織”的方式，也正是基於個人情感的選擇權奪回。而這一次，從執行第一步的“奪取伊爾莎的鑰匙”開始，從電影序章結束片名出現開始，他就處在了“選擇以自己意志行事”的狀態，這是他第一次真正進行了選擇——人之所以為人的“自由意志”屬性。這也與人工智能的發展變化形成了對比：同樣是“序幕結束後脱離組織”，有情者成為了自由人，無情者則成了又一個組織。

非常有趣的一點是，電影“捨棄”了伊爾莎，反而引入了一個新的女主角格蕾絲。這或許有着客觀因素，麗貝卡弗格森的片酬水漲船高。但從表達角度出發，這其實也有着特殊的意義。此前的每一部中，伊森都與“組織內”的“武器”特工們合作，這對應了他對組織的反抗不徹底。而這一次的女主角則完全來自於組織外部，她對事件的入局僅僅是源於一次不知真相之下的偷盜，而非此前每一部的“接到彙報完整的任務”，這讓她成為了一種外部的變量，更加有血有肉，更加對所謂的mif誓言與“抹殺自我”無法認同，甚至沒有服從的意識，對於伊森的每一次指令都進行逆反。

這帶來了伊森的行事不順，但也給予了“反抗人工智能”所需的情感化變量，一種完全不可預測的自由意識。而她與伊森的合作，也是基於情感認同的，從一開始的警惕，到被告知“他為了自己的目標而不惜殺人”的“組織武器化”認知，最後發展到認同伊森真情實意後的合作。

伊爾莎對格蕾絲的“交棒”，事實上也對應了本片中“集團”反派的本質性升級。伊爾莎與伊森作為“內部存在”，被訓練出了“武器”的自覺，他們可以對抗現時代的人類集團，維護自己的愛情，卻不能打敗更未來性的究極形態，這需要一個更“情感”、“自由”的人。

事實上，當伊森與伊爾莎在片中首次相遇，前者脱離了組織“奪取她手裏鑰匙”的任務命令，與後者含情脈脈地相望，隨後將兩把鑰匙拼在一起，就已經完成了主題的表達——啓動武器的鑰匙成為了二人愛情“合二為一”的象徵，褪去了此前在利益集團手裏的殺器意義，同時伊森也擺脱了自己的“殺器”屬性，背叛了CIA。他們應用到的武器皆是“技術”，而技術無罪，真正被商討的應該是技術背後的掌權人。

這樣的表達，對應了伊森在每一部中都會被告知的組織話術。“如果任務失敗，官方將不承認你的存在”，這也在第四部中得到了確切的驗證，“工具”成為了對引發國際矛盾的明面擔責者，實際上卻並非如此。伊森與人工智能和美國cia圍繞着不同意義下的“鑰匙”的對抗，正是對此的表現。而他作為“獨立意志”的存在，與人工智能集團和cia同時對立，無疑將追捕他的CIA和美國官方也變成了對等於人工智能的反面存在。在意大利的一場戲中，法國警方與cia的對峙和互射，微觀地展現了國家之間的爭鬥。

電影強調了伊森等人以“反科技”的“情感形象”而對“科技與其掌控者組織”的對抗，最典型的便是意大利的一場戲——格蕾絲和伊森駕駛着落後的甲殼蟲汽車，唯一的科技道具只是雨刷器，而他們的對手，蓋布瑞爾的部下，則是擁有攝像頭為縮影的人工智能，以及全武裝大馬力吉普戰車的女殺手，但二人“四手聯開”一般的合作卻逃離了冰冷武器一般的對手。

如上所述，伊森與人工智能集團的對抗貫徹了“選擇”的要素。它看似給了伊森選擇，選擇伊爾莎或是格蕾絲的死亡，也給阿蘭娜“相信誰”的選擇，但它實際上已經用非感情的方式推斷了一切，確定所有人的行為，他們其實並沒有選擇的自由。這正是系列中組織在做的事情，也是人工智能作為“人類統治者”終極形態——完全無情感的理性，完全抹除自由意志的判定一切——的完美展現。於是，伊森的全部戰鬥都成為了對人工智能之“組織”的徒勞對抗——所有人的每一步都被預料，甚至直接模擬班吉的聲音和語調遙控伊森的行動，所有戰鬥的發生和結果都已經註定。

值得注意的是，伊爾莎與蓋布瑞爾的戰鬥，伊森在拯救愛人中的戰鬥和奔跑，成為了“愛情”對抗人工智能推演的高潮，伊森對女殺手的手下留情強調了他在這裏的人情。然而，這也是人工智能的巔峯，蓋布瑞爾如他所説的“知道你在乎誰”，也準確地殺死了伊森更在乎的伊爾莎，消解了人類戰鬥的意義。而這一幕也強化了人工智能作為“組織”究極形態的意義：伊森努力奔跑向女同事而遲來一步，對方中刀身亡的畫面，呼應了第一部裏伊森沒能拯救漢娜的部分，而彼時的死亡看上去源於強沃特的個人行為，但他的叛出實際上是因為組織在後冷戰時代對他們這一代特工的“拋棄”。

而形成破局的，則是伊森與格蕾絲的情感。基於人工智能對伊森的過往經歷的瞭解，他可能會死在火車上，也可能殺死蓋布瑞爾，無論哪一種都會讓伊森無法刪除人工智能，實際上形成人工智能的勝利。因此，伊森必須放過蓋布瑞爾，這意味着他對自己過往痛苦記憶的壓制，這正是人的自由意志與衍生出的“新情感”，意味着“不可預測”，這也是人工智能的輸點之所在，它無法再像瞭解班吉那樣去掌握伊森的心理。

事實上，在翻盤之前，盧瑟對格蕾絲的台詞就暗示了這一點：“是伊爾莎讓你活下來了”。這無疑是對人工智能“判斷後留下格蕾絲”之説法的推翻，彰顯了人類的力量，也重新為伊爾莎與蓋布瑞爾的“徒勞”戰鬥賦予了價值。而給予伊森以關鍵信息的女殺手，則是由於伊森此前饒她一命的人情，這給伊爾莎死亡一戰又增加了更多的積極意義。這也延續到了伊森在列車上的高潮戰鬥，先是完成跳崖奇蹟而對“愛人死亡”閃回中情感損傷的對抗，隨後則用與格蕾絲的情感信物偷換鑰匙，終於逆轉了人工智能與蓋布瑞爾的“預知一切“，同時也完成了對二人初遇時“調包”小過節的情感要素呼應。格蕾絲則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在特寫強調的“確定”與“拒絕”選項中選擇後者，放棄了自己一直以來追求的金錢。這超出了人工智能選擇她入局的初始認知，契機則是伊森的“你的生命比我自己還重要”。

逃離火車的段落設計得頗為巧妙，伊森和格蕾絲在錯位倒置的車廂中攀爬，彷彿在以彼此的信任去對抗這個扭曲顛倒的世界。這也是對全片構圖的一種升級，伊森等人經常會出現在傾斜構圖中，如小巷戰鬥一樣地“掙扎”，對抗小巷獲勝後的“既定”，看到伊爾莎的死亡，情感的剝奪，掙扎的無力，他們所處的正是利益集團發展到極致後的環境。而這一次的結局則是積極的，女殺手激發了自己的情感潛質，格蕾絲擁有了選擇，cia三人也完成了自己對國家集體的脱離，未能向伊森開槍，接受了伊森託付格蕾絲的信任，與“實現國家更高理想統治世界”的美國利益集團代言人不再是一丘之貉。

這給予了這一部以主題層面的階段性閉環，而非完全的“半途而止”。而兩處跳傘鏡頭的對比，高潮處的前者是伊森回憶起“情感剝奪”後的與之對抗，結尾處的後者則是伊森與“反派宣言”的再次對抗。這讓前者帶來的成果停留在了階段性的程度，伊森還需要去直面更深度的困難。

人工智能，成為了系列裏所有隱性反派的完美形態。在布萊恩德帕爾馬的第一部中，系列其實就已經獲得了一個主題，即對於“集體與個人”關係的表現，在第一部中具體呈現為冷戰時代，並做出批判性的表達。電影重點展現冷戰中個體存在的命運。在這部電影設定的後冷戰時期背景下，伊森亨特等imf特工是冷戰中西方陣營的武器，其價值隨着冷戰的結束而消失，其人生的奮鬥便也失去了目標與意義。強沃特飾演的叛徒特工，正是對此等個體的失落狀態的集中體現。

第一部的巨大成功，為系列奠定了可行的內在走向：複雜世界格局之下，政治等利益集體與其中個體的關係，基於前者目標而對後者的犧牲。在第一部中剛剛結束的冷戰，是兩大陣營的對決。而隨着系列的推進，現實世界的格局也在變化，電影便成為了對此的一種反映，帶來了恆定走向下的各種表現形式。

當然，吳宇森的第二部是一個“離經叛道”的存在，它更像是一部在美國展開的香港動作片。而第三部的JJ艾布拉姆斯做出了一定的回調，將集體與個體的衝突落到了imf的組織——也即是“國家”——利益與伊森的個人親友的層面上。伊森要為了imf的任務而活動，也就必須面對徒弟的死亡和妻子的受威脅。

然而，艾布拉姆斯給第三部的結局卻有些削弱了其表達，他提供了一個伊森夫妻的大團圓，徹頭徹尾的婚姻美滿，實現了相對於集體利益的完美平衡。於伊森為imf所做的工作與面對的敵人而言，這無疑是以過於理想化了。而同樣的理想化，也體現在了他對imf本身，以及其背後掌權者的正面刻畫上，它們甚至都沒有什麼存在感。

而第四部的導演布拉德伯德，則糾正了第三部中的理想化，更對片中的“陣營集體”本身做出了適配於當代現實的形象調整。這一部中，他首先推翻了艾布拉姆斯的家庭幸福結局，雖然妻子是假死，但終究受制於伊森的服役身份，二人只能在片尾處遙遙相望，做一對咫尺天涯的路人，這個最終落點也確切地強化了本片對於“個體之於集體的犧牲”的主題傾向。

更重要的是，伊森亨特為之服務的集體本身，包括片中的所有“集體”，也變得不再那麼“正確”，呈現出了當代化的複雜晦暗之色。當克里姆林宮被炸的時候，國家為了撇清關係而迅速地解散了imf。伊森亨特的所有工作正是代表了其利益，imf則只是它的意志延伸與具體執行者。他們為了它犧牲了家庭，卻在“有必要”的情況下直接被扔在了敵國，失去所有支援。這一切的判斷完全基於國家利弊與冷漠理性，客觀上“有必要”，卻毫無感性的顧慮，無視了特工們作為人而非武器存在的事實。這無疑是伊森等人更大的“犧牲”。

可以説，雖然系列的每一部都一直在重複“如果你和組員被抓捕，或任務失敗，組織將不承認一切”，但直到第四部，其文字背後的集體之冷漠與個體之犧牲，才終於被布拉德伯德拍了出來。

有意思的是，他還設置了冷戰時代的兩極陣營，與imf和其背後國家進行對比。曾經在冷戰裏你死我活的兩國特工，在片中一度互相敵對，但在結尾卻可以解開誤會，重歸於好。這是冷戰時期的集體與個人，他們會為了集體利益而犧牲自我，但集體利益是出於純粹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理想，犧牲也更多是對家庭和生命的。與之相對地，當冷戰結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大獲全勝，其集體內部卻變得更加複雜，對個體的“強行犧牲”也更加嚴重——當有必要的時候，甚至可以像片中新聞所報道的那樣，將伊森等人判定為“叛國者”，徹底撇清關係，與之服務於自己的真相完全相反，徹底推翻其一直以來的存在意義，這種“犧牲”遠遠超出了對“貢獻生命，放棄家庭”的要求程度。

因此，布拉德伯德才設置了對比，冷戰時期的雙方特工反而可以言和，而對伊森更加嚴酷的反而是“自己人”，是他為之奉獻也理應支持他的背後之國家。當代世界的“集體”不再像冷戰時期那麼兩極化，不再那麼分明，但也失去了曾經對立中出自主義信仰的內在純粹性，夾雜了更加不光彩的複雜算計，並對個體進行更加利己化的“強迫犧牲”。

第五部和第六部，則是對第四部的完美升級。克里斯托福麥奎裏曾經為第四部工作，在自己主導的兩部裏對“集體”進行了更加具體的複雜化處理。第五部中，國家意志的執行者在IMF之外又多了MI6，形成了美國與英國並立的“西方陣營內部之複雜化”狀態。雙方共同對恐怖分子的反派做出部署，其間又以各自的算計與訴求為主導，無法實現合作，反而讓伊森亨特和伊爾莎相互影響，甚至一度變成了國家武器版的“史密斯夫婦”，為了實現本方的目標而下殺手亦可。伊爾莎更是被領導直接當作旗子拋棄，才與伊森實現了合作。

在“集體”層面上，這無疑是對曾經冷戰之惡劣程度的全面升級。曾經的西方陣營尚可以保持基本一致，如今在面對着等同於蘇聯的“共同敵人”恐怖分子時，卻不再有曾經的“大義為先，內部團結”，即使依然有着對等“主義鬥爭”的“反恐怖主義”作為“大義”的正確思想動機，但其內部已經開始自相爭奪，在大義之下有了來自微觀層面的利益算計——不再只是為了陣營信念而鬥爭，而是為了自己的“小國家”在爭名利。而大陣營內部的“小集體”的交鋒，就影響到了伊森和伊爾莎的個體，他們不得不壓制着共同的愛意，在各自國家的驅使下各自為戰，甚至對立起來。

而在第六部裏，對美國這一“小集體”，麥奎裏導演則再加入了CIA，讓它與imf產生摩擦。CIA的領導人為了給自己組織爭到功勞，不惜安排自己人空降到伊森的任務中，並形成了負面的影響。這樣的內部爭權奪利，必然會動搖其整體的目標完成，CIA特工的叛變成為了其組織負面影響的極端表現，證偽了其領導的空降行為，也導致了任務失敗。隨後，即使兩個組織已經合力發現了叛徒的身份，並一起部署，馬上就要奪回核武器，解除共同的危機，但CIA領導人依然安排了試圖自己奪取功勞的後手，從而葬送了即將成功的局面。

而在小集體內部亂成一團的美國之外，mI6一方也在繼續與之進行陣營層面的內部爭奪，並對其下個體進行壓迫。伊爾莎依然要為組織執行任務，身上更多了一層組織對其是否變節的懷疑枷鎖，執行任務也是在試圖自證清白。於是，她也繼續影響着伊森的工作，雙方仍舊一度面對着無法交心的困境。讓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二人保持着很遠的距離，剋制地繞過大街小巷，直到在鏡頭的移動強化之下完成了環境空間的切換，從一片隔絕外界——因其“黑暗”而完全隔離——的樹叢中鑽出，才在這一片獨立封閉的小天地之中袒露心聲，只有這處空間才能屏蔽掉外部世界中雙方國家的壓制。

此外，白寡婦的第三方組織更是非常明確的表達存在。它為了各國利益而活動，為各國完成見不得光的任務，手段也是難以拿上台面的，目的與行為都不能被各國公開承認。可以説，其存在本身便代表了各國非光偉正的真實面貌，也將幾部中隱藏於劇情背後的骯髒算計與鬥爭進行了表象化延伸。

從表面上看來，每一部的《碟中諜》似乎都是“類型化”的。它們都設置了個體化的反派，從叛徒到恐怖分子，站在“集體”之外去對抗主角，讓對立似乎停留在個體對個體，而其影響主角的手段也是極端式的“殺死”“用家人威脅”等等。而每一部的結尾，伊森亨特也都會解決危機，並實現“集體”的形象回調，即使在第六部裏也依然是CIA的迷途知返。

然而，就像CIA領導人的“洗白”顯得如此突兀而生硬所表現的那樣，對某極端個體反派的對抗，其實並非《碟中諜》系列的真正所指，“集體”同樣是系列中一以貫之的重要反派，並在第七部裏變成了人工智能，和之前的所有集團一樣，剝離了伊森的情感，而且更加極端。

這部作品是非常多面的，它關於人的宿命這一“永恆主題”，人工智能對每個人的推算和人對此的戰鬥掙扎，也關於更加現實性的話題，人工智能成為了人類國家與利益集團的究極形態象徵。這讓它既“經典”，又“當代”，有點“科幻討論”而又頗為“現實主義”。

但必須要看到的是，它顯然不是一部真正的科幻電影。對“科幻硬度”之合理性的討論是沒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