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不平等、經濟困難與社會孤立：日本女性的精神健康危機_風聞

澎湃新聞

2023年07月18日 12:47:48 來自上海

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藴的政治

對許多日本婦女來説，社會孤立源於深刻的經濟問題和社會不平等，而日本效仿英國設立的孤獨部永遠不會解決這些問題。本文原載於《The Nation》，作者Karina Piser。

文｜ Karina Piser； 譯｜龔思量

2023年2月，作者Karina Piser在神户郊區的一個社區中心見到了現年73歲的正井玲子（Reiko Masai），後者是日本性別平等的終身倡導者。自2011年以來，正井玲子每週六都會來到社區中心，為處境困難的女性提供開放諮詢。

前來諮詢的女性大多是面臨經濟和情感困境的單身母親或離婚人士。這些標籤意味着社會的恥辱，她們在社會中處於邊緣位置。一些女性帶着孩子前來諮詢，在孩子們玩拼圖和積木時，母親們在辦公室裏與法律顧問和心理健康顧問會面。與此同時，志願者們準備了裝滿大米、拉麪、咖喱和餅乾的雜貨袋，供婦女們帶回家。

玲子在2011年創立了神户婦女之網，這是日本第一家在“3.11”地震和海嘯後呼籲關注性別暴力的非營利組織。在災難發生後，日本的家庭暴力激增，報告顯示承擔照顧責任的女性比男性出現了更多的心理健康問題。玲子告訴我，“不論何時，只要某個事件或特殊時期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女性總是首當其衝成為受害者。”

日本東京， 晴空塔點亮紫色霓虹燈，呼籲根除針對女性暴力。

在發達經濟體中，日本的性別不平等率排名居高不下。婦女在政治、高等教育和勞動力方面的代表性較低，並且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工資差距嚴重。儘管在過去的幾十年裏，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工作，但她們主要從事不穩定的兼職工作或非正式的合同員工，這使她們在僵化的勞動力市場中無法獲得穩定的職業道路。

2020年新冠病毒病來襲，將女性進一步推向了邊緣。大流行造成的失業對日本婦女影響極大，給她們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心理壓力。

與玲子合作的許多女性中的一部分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她們很難找到工作。甚至在2020年之前，日本的單身母親就已經處於困境。56%的日本單身母親生活在貧困中，這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是最高的，超過了美國的33.5%。神户的女性表示，根深蒂固的恥辱感把她們擋在了勞動力市場之外，讓她們幾乎難以維持生計。

一名化名為Sachaa的婦女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她在10年前離開了一段虐待關係，獨自撫養當時3歲的兒子。由於年輕時結婚生子，且工作經驗有限，導致她在離婚後找不到工作。但她表示，申請政府福利是“不可能的”。據玲子説，大多數苦苦掙扎的單身母親都竭盡全力避免政府援助，擔心這會影響她們的就業前景，甚至影響她們再婚的機會。更糟糕的是，根據2021年3月前的一項政策，福利官員在決定是否發放福利前會聯繫申請人的親屬，看看他們是否能提供經濟援助。Sachaa因為離婚與父母的關係惡化；一想到福利辦公室會聯繫自己父母，她就感到羞辱。

一家職業介紹所為她安排了一系列面試，在面試中，面試官針對這名單親母親的育兒情況連番發問：在她上班的時候，誰來照看她的兒子？如果兒子在日託中心生病了，她該怎麼辦？“我撤退了，”這位45歲的母親告訴我，“我呆在家裏，我沒有社區支持，沒有任何關係。我在孤立自己。”朋友們給了她支持，但她卻充滿內疚，“我不想出去社交。我覺得這一切都是我的錯。”

她的經歷反映了性別歧視和社會孤立之間毀滅性的相互作用。然而，在對日本心理健康危機的全面報道中，這一直是一個被忽視的因素。報道更加關注不快樂、過度工作的年輕人，以及大量出現的孤獨症，逃避社會的隱居者（也被稱作蟄居族）和孤獨死亡的老年人數量激增。據報道，日本有着發達國家中較高的自殺率。大流行期間，日本女性的自殺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促使新政府開始關注這個問題。儘管總體自殺率（從2020年開始飆升）隨着疫情管制的放鬆趨於平穩，但女性的自殺率仍然居高不下。2019年至2020年期間，自殺的女性人數上升了15%；這一數字在2021年繼續增加，共有7068名女性自殺，比前一年增加了42人。相比之下，死於自殺的男性人數下降了116人，降至13939人。這個數字依舊令人非常不安，但男性的自殺人數已經連續12年持續下降。“自殺一直是男人的問題，”在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研究日本自殺問題的副教授Michiko Ueda-Ballmer説，“在大流行期間，婦女的痛苦突然變得如此明顯。政府首次被迫使用此前只用於中年男性的自殺預防方法來處理這一問題。”

過去20年裏，日本的經濟改革雖然給女性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但卻把女性推向了邊緣。據74歲的社會學家和著名女性主義評論家上野千鶴子説，促進女性經濟機會的政策，尤其是2013年前首相安倍晉三推出的“女性經濟學”，幫助鞏固了經濟上針對女性的剝奪。

上野呼籲女性迴避結婚生子，這引起了日本當權派部分人士的不滿，但她並不否認女性在自己職業生涯中所取得的成就。然而，這些成就掩蓋了另一個現實：女性佔到“非正規工人”的70%，她們短期、低薪的合同幾乎毫無穩定性。

即使在推動女性就業有所起色，但嚴格的性別角色也延緩了變革的進展。女性仍然傾向於呆在家裏帶孩子——近三分之二的女性在生完第一個孩子後離開了職場；日本公司經常給家庭主婦的丈夫發放獎金，税收制度也更有利於單一收入家庭。

上野將日本逐漸遠離“擁有真正中產階級的社會”的原因歸咎於安倍的經濟政策，一系列的改革對改善經濟生計幾乎毫無幫助，並加劇了不平等。根據2020年的數據，日本的貧困率在七國集團中排名第二，在經合組織中排名第九；從2012年到2020年，名義工資只增長了1%左右；從2014年到2019年，平均家庭財富下降了3.5%，而收入最高的10%的羣體卻變得更富有了。

上野説，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政府試圖讓女性融入經濟，卻把她們貶為“下層階級”。“日本已經變成了一個階級社會，在階級社會中，你不可能實現社會團結”，她在位於東京郊區的辦公室裏對我説。女性要麼被迫從事低薪工作，要麼被“完全排除在勞動力市場之外”，被限制在照顧孩子或老人的角色上。“這是一場人為的災難，是政策造成的。”

在安倍執政期間，他削減了日本過去慷慨的社會福利計劃，削減了對貧困家庭（包括對老年人、單親家庭和殘疾人）的保護。儘管他的繼任者、同樣來自保守自民黨的岸田文雄發誓要扭轉疫情導致的不平等現象，並採取一種被稱為“新資本主義”的方法，但他對安倍的經濟模式幾乎沒有做出任何改變。比如，在他上任後不久就宣佈放棄此前承諾的徵收資本利得税。

上野將女性在經濟上的邊緣化與她們的心理健康問題聯繫在一起。她説：“貧窮和恥辱使婦女陷入孤立。”多年來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關注自決和個人責任的概念，這使得社會邊緣的人很難獲得支持網絡或社會團結力量的幫助”。

單身母親論壇主任赤石千惠子（Chieko Akaishi）表示，圍繞心理健康和母性的雙重恥辱阻礙了提高女性遭遇社會孤立意識的努力。在疫情期間，她的非營利組織對其成員進行了調查；大多數女性報告稱經歷了嚴重的抑鬱和焦慮。但她不願公開這些發現，擔心這樣做會加劇成員所面臨的歧視，因為社會將把單身母親的身份與精神疾病聯繫在一起。“如果我們用這些結果來引起政府的注意，我們擔心這隻會加劇對單身母親的社會恥辱。所以我們不能強調這些結果。我們不得不隱瞞這些令人不安的信息，這是荒謬的，但這就是現實。”

關注單身母親及其子女的非營利組織Little Ones的首席執行官小山國久表示，在女性面臨的一些心理健康問題上（比如產後抑鬱症），禁忌已經減少了，但在其他問題上禁忌依舊存在。他將此歸因於政府對於日本不斷下降的生育率的擔憂，而非對女性福祉的關注。“對許多女性來説，孤立和孤獨是持續存在的，但政府只關注懷孕期間發生的事情”，他描述了一種對待女性問題的“劃分”方式：政府可以把重點放在就業或母性上，但“他們永遠不會從整體上看待女性在整個社會中的處境。”

因此，對抑鬱和孤獨的關注主要集中在男性身上也就不足為奇了。蟄居族（hikikomori）就是一個例子。蟄居族是一種極端的隱居者，會將自己隱藏多年。雖然調查顯示，大約70%至80%的蟄居族是男性，但專家表示，這些數字忽視了許多女性的社會孤立經歷，並將她們排除在外。

堀口七子

東京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研究蟄居族的人類學教授堀口七子（Sachiko Horiguchi）在她的研究中越來越多地遇到被擠出勞動力市場後變得孤立的家庭主婦。她解釋説，從本質上講，這些女性變成了“蟄居族”，但從來沒有人這樣描述她們。社會期望女性應該呆在家裏，處理家務。從某種意義上説，她們的孤獨是理所當然的。堀口七子説：“對男人來説，婚姻是打破孤立的方式；而對女人來説，婚姻是孤獨的驅動因素。”雪城大學教授Michiko Ueda-Ballmer則簡潔地説：“女性不稱自己為‘蟄居族’。她們自稱為家庭主婦。”

堀口説，男性不會因為抑鬱或社會孤立而面臨同樣的恥辱。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男性心理健康的看法受到職業生活的影響。“對於男性來説，孤獨危機被視為過度工作的結果；抑鬱症已經成為工作過度的標誌，對中年男性而言尤為如此。”因此，男性的心理健康危機成為一個“風險更高的問題，不僅威脅到經濟，而且威脅到男性氣質和男子氣概”。堀口解釋説，如果男性被孤立，“如果他們因過度工作而患上抑鬱症，那社會將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這像是一種犧牲。就像他們在為日本工作一樣。”

然而，2023年3月發佈的一項政府調查顛覆了孤獨主要是男性問題的觀點：調查顯示，40%的“蟄居族”是女性。前蟄居族、成立“蟄居族女性”支持團體的林恭子（Kyoko Hayashi）表示，此前的政府調查並未將家庭主婦和家政工納入樣本。

林恭子的支持小組已經組織了超過5000名女性參加的會議。雖然她説目前還沒有明確這些女性的主要特徵，但她所接觸的女性中許多人都面臨一個貫穿始終的問題：社會壓力。“有一種感覺是，你需要做一個好母親和好妻子，除此之外，政府還説，女性應該發光，她們應該更多地工作，她們也應該有事業，”她説，“對許多女性來説，尤其是年輕女性，她們認為如果不能完成所有事情，她們就不夠好，會感到內疚。”

大流行期間，日本政府效仿英國成立了孤獨部，以應對日益嚴重的孤立問題。雖然很多人告訴我，該機構有助於提高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但它的工作一直受到官僚主義的阻礙。

對許多女性來説，孤獨源於更深層次的經濟問題。

日本厚生勞動省顧問Ren Onishi告訴我：“政府未能很好地解決孤獨和孤立的問題，疫情是政府第一次面對經濟困難和孤獨之間的關係，但政府部門在觸達目標人羣方面遇到了困難。儘管該部門建立了一個網站，通過聊天機器人為人們提供服務，但它沒有記錄有多少人接受了幫助。” Ren Onishi補充説，旨在幫助人們的調查問卷用過於正式、難以理解的語言編寫，這幾乎肯定會讓一些人望而卻步。在解決女性的社會孤立問題上，該部的努力不盡如人意。

這是因為，對許多女性來説，孤獨源於更深層次的經濟問題，僅憑建立新網站或單一的政府機構無法解決這些問題。Ren Onishi説：“要解決這個問題，日本首先必須減少性別暴力和不平等。性別不平等是任何有效解決孤獨問題政策的主要障礙，但解決家庭暴力率或女性就業等結構性問題並未得到優先考慮。這屆政府並不善於認識到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