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東美｜意義感光譜與青年自我意義生成_風聞

編者按：隨着數字社會連接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深刻變革，民眾的意義感亦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其不僅來源於生活世界的優化，更來源於精神世界的多元選擇。日前，由南京大學當代中國研究院主辦，騰訊集團發展研究中心支持的“數字時代民眾日常生活的意義感”圓桌會議召開。本次圓桌會議以“意義感”為關鍵詞，探索數字時代民眾日常生活幸福感知的新變化與新問題 , 探討意義世界的變遷邏輯與價值再造。自 2023 年第 1 期起，本刊策劃了“迴歸日常，回到常識”系列論壇，本次圓桌會議亦推進了對這一論題的認識。

本組推文中，蔡華儉研究員考察了中西方民眾對幸福感知的異同，認為對國人而言，幸福感知更強調外部因素的作用，圓滿、和諧與安寧、平和構成幸福感知的重要元素，家國情懷是幸福感知的重要來源。王東美助理教授提出，生命的“意義—無意義”是一個連續的光譜，而非有意義和無意義的二元對立。當下部分青年意義感缺失的根源在於歷史遺留與數字新生的雙重精神困境，而意義生成的關鍵是“參與生活”。本公眾號特推出本組文章，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

意義感光譜與青年自我意義生成

王東美｜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助理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6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王東美

近年來出現的“喪文化”“空心病”等現象，反映了當代部分青年在生活中體驗到了不同程度的無意義感。二戰之後，大量心理學家開始關注生命的意義這一主題，其中以弗蘭克爾為代表，他結合自身在集中營的體驗，研究並創立了意義療法。迄今為止，人們對生命意義感的理解要比對無意義感的理解更深刻，對生命意義的關注主要源自更多人宣稱生命沒有意義，無意義感更可能是人們亟須面對和應對的核心問題。

“生命意義感—無意義感”的連續光譜

**無意義感現象更像是一種隱秘而深刻的體驗，且一部分人的社會功能良好，能夠維持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基本運轉，表面上似乎也看不出來有什麼問題，因此這一現象多在心理諮詢與治療的臨牀實踐中才被發現。**心理學家將無意義感界定為 ：認知上認為生活或所從事的活動沒有意義，動機上缺乏目標或動力，情緒情感上較為冷淡、無深刻體驗或伴隨消極情緒，行為上較為機械、缺乏活力等。當代不少青年體驗到的無意義感表現為：覺得任何事或者某些對象沒有意義/價值，大量的負面情緒（如煩躁、焦慮、無聊等），低自我價值感（覺得自己沒用），疏離體驗（與自我、他人和世界關係疏離、孤獨感等），停滯體驗（沒有變化、沒有期待、動力匱乏等），混亂體驗（困惑、不確定感、矛盾等）。也就是説，無意義感更像是一種複雜的體驗，包含了認知、情緒、行為等方面的內容，指向深層的自我體驗。

從概念上來看，現有研究一般將意義與無意義視為“有—無”的二元對立關係。但在筆者看來，生命意義感和無意義感並不是二元對立的存在，而是一個連續的光譜。如果説光譜最左邊是生命有意義的話，處於此端的人會認為生命和生活本身非常有意義，日常工作和生活具有較強的動力和希望，然後，部分人逐漸開始向光譜右端過渡。其中，一些人並不關心生命到底有意義還是無意義，他們就活在日常生活中，日復一日，生老病死。還有一些人處於一種感到沒有意義，但是不得不為了生存而努力過活的狀態，比如“過勞族”“橡皮人”等羣體，他們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對生活也處於麻木和無感的狀態。另外一些人是不死不活的狀態，比如“三和大神”或者“蟄居族”，他們缺乏向上生活的動力，不會主動尋死，但可能會濫用物質（如嗜酒、嗑藥），沉溺於虛擬世界（網絡遊戲或者虛擬社交）中。還有一些人處於半可控的不活狀態，他們會通過一些極端行為來緩解痛苦，但並不是真的想要尋求死亡。光譜最右邊才是自殺，此端的人感受到強烈的無意義感，所以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由於這並非一個分類，而是一個連續光譜，因此不同的人可能處於不同的位置，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期也可能處於光譜的不同位置。

“不活”：一種向下生長的生命狀態

在“生命意義感—無意義感”的連續光譜（圖1）中，當代部分青年羣體中出現的“不活”現象靠近無意義這一端。“不活”可以被認為是人在社會劇變和現代科技所營造的虛偽安全感、科技虛擬感、意義虛無感的矛盾中，帶着無感的死氣沉沉，對生命的終極價值與意義不帶任何評價性的把握“向下生長”，以斷生、自損、抽離、沉溺和關係數字化等方式呈現。“不活”現象本身可能就是數字時代的產物。在筆者的一項調查中，作為“不活族”的一員，曉末（化名）曾向筆者這樣描述自己的心理狀態：

“我從未想過死，也從未想過好好活。我的生命感很粗糙，始終活在別處，我是一個不知道怎麼活，也活不好的‘不活之人’。生的反面不是死，而是不活。不活的感覺就像空氣，沒有存在感，也沒有死亡那種墜入深淵的終極美感，更像是即刻的、切身的、腳踏流沙般的，無知無覺的下陷感，如影隨形。”

曉末能夠適應日常生活，但卻又跟被安排好的日常生活有某種距離 ：

“有時看到身邊很多人積極在會議上鼓掌發言，在羣裏發出讚美同意的文字，看到生活中從上而下安排的漫天飛舞的計劃和活動，會覺得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也不得不偽裝在其中……”

對於年輕一代的曉末而言，當父輩們相信的一些價值和信念被現實擊碎，當自己童年生長的“桃花源”悄然無存的時候，失去的不只是承載了自己過去記憶和一切美好的原初之地，還有對於未來的夢。由此，她認為能做的就是苟且活着。從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保護機制，是用一個厚厚的盔甲將自己包裹起來。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可以説在部分青年人羣中存在的無意義感和不活狀態，本身就是對社會時代變遷的一種反應機制。他們暫時蜷縮起來，免得再次被時代列車傷及。從個體角度而言，他們體驗到無意義感 ；但是從羣體角度而言，他們可能也在暫時保存自己僅剩的某種完滿感。但這並不代表他們不渴望獲得意義感和體驗到價值感，正如曉末後來一直不斷“折騰”的行為（學藝術、去經商、去西藏騎行、學心理等），本身似乎也在尋求一種更可能被稱之為“意義”的東西。因為即使是“向下生長”，不管方向如何，其都透露出一種生命的動力。即使如生命意義光譜最右端的自殺，在某種程度上可能也源於他們想要結束正在承受的痛苦和無盡的絕望，而非結束生命本身。因此，如果有機會適當介入，自殺行為的確是可被預防的。

現代性、數字時代與自我意義的生成

羅洛·梅在分析作為現代性的議題之一的無意義感時，認為其原因可能在於社會中自我感的消散。也就是説當舊的價值被打破，而新的價值還未建立起來的時候，人們會表現出迷茫、焦慮，同時又由於體驗不到價值感，感覺到個人好像與自己所存在的這個世界無法真正連接，就可能會體驗到一種無意義感。

如果説數字時代之前人們可能會體驗到無意義感，但是仍然會有一個確定的“自我”尋求，會透過自身的無意義感體驗追問深層存在；那麼，**數字時代的到來可能會帶來一種新的現代性體驗，人們體驗到的無意義感和表現形式有可能與傳統時代截然不同。**比如，由於互聯網的“無處不在”特點，數字時代註定將重新定義“存在”，以及人在現實和虛擬世界中呈現自己的方式。數字時代的“不活族”遊走於虛擬和現實世界之間。他們已經不再侷限於現實空間的地理位移，而更趨向於虛擬空間的地理位移，在此過程中所有的經驗信息同步被打印出來，生成一個個碎片化的自我。這種存在狀態能夠使人們更快、更廣地獲取足夠的信息量，但是這種信息又是粗糙而缺乏深層經驗內核的。人們不再害怕諸如孤獨、死亡等終極問題，卻害怕無聊，即零信息量的攝取和交換。同時，在經驗世界中，人的關係也趨向於數字化，信息交換成為維持關係的核心，這本質上卻是自我封閉和自我保護，拒絕與他人展開真實而有深度的關係聯結。與傳統時代人們對於確定的自我追尋不同，**數字時代的自我不再是本來就存在或者想要去追尋的某種狀態，而是根據獲得的信息成為任何可能成為的狀態，不同的自我之間沒有連續性和統合性，也沒有一個核心的自我意識。**人們藉助數字世界獲取大量的信息來對抗這種虛空的自我狀態，但是卻似乎陷入一種新的身心困境， 一些人甚至會表現出諸如抑鬱、成癮行為、病理人格等特點，這種困境很容易被視為心理疾病的症狀。但是，我們需要對此有一種“歷史的共情”。

當代中國部分青年身上的無意義感體驗，還需要回到中國社會歷史的脈絡中理解。正如賀照田在分析1980年代人生意義大討論的潘曉來信時所觀察到的：在同一個人身上，一方面是真實的虛無情緒，否定一切價值的衝動；另一方面是同樣真實的理想主義衝動，對意義感的強烈渴望。這一代的“不活族”身上同樣存在這種矛盾：一方面感覺到無意義，另一方面又需要不斷折騰以尋找意義；一方面是對於現實的失望，另一方面是對虛擬世界的期待。從精神史的角度而言，在潘曉一代的理想主義衝動沒有被有效轉化的前提下，當代部分青年身上所瀰漫的虛無、沒有動力，似乎也更容易被理解，其可能在無意識中承受了歷史遺留的精神困惑。再加上數字時代帶來的新的現代性精神困境，歷史與現實的雙重精神困境疊加，其中較為敏感的個體必然要承受歷史—現實的某種精神反應。

具體到個體身上，這些青年可能會體會到一種被拋棄感和迷茫感，他們在互聯網時代成長起來，又可能覺得網絡比現實更真實。他們在網絡中無處不在，以不同形式的自我存在，但是卻又常常感到孤獨和無意義，他們似乎比任何人都渴望“關係”。但是在當代個人主義流行、社會中的傳統倫理價值被消解的情境下，人們在關係領域又遭遇着很多痛苦與糾結，而這種個體的痛苦在一定意義上承載着社會的歷史傷痕與斷裂。在極端情緒下，一些個體會感到一切都沒有意義。因為他們的精神價值被放逐，體驗到失落和不被看見，進而產生無意義感。因此，當重建有意義的關係聯結的時候，人們又能重新找回一些生命的意義。進而這種意義就在健康而良好的關係狀態中，讓人找到一直追尋的屬於人的獨特性和超越性的意義與價值。

所以，**討論生命到底有沒有意義可能並不會找到答案，關鍵在於讓當事人通過參與生活、參與關係以發現意義，**正如曉末曾經在另一個社會中感受到人與人真誠對待的關係，以及她從自身被看見的關係中體驗到療愈。最近她找到一些意義感的來源，就是想要參與創造元宇宙的一部分，這讓她感到對未來有了一定希望和動力。雖然我們並不知道參與創造虛擬世界和人們對其發展不可知的元宇宙，是否真的能讓其找到最終意義。無可否認的是，健康而良好的關係仍然可以為個體和羣體面對的無意義感提供可能的治癒環境，而參與生活和創造本身也可以讓人發現生命的意義。

即使如此，我們仍然要問：什麼樣的身心意義感對當代中國人是理想的？什麼可能阻礙人們體驗更充實飽滿的人生價值？除了歷史與現實的諸種因素，面對數字時代的到來，人們對於自己的生命意義如何構想，希望過上怎樣的人生才能體會到意義與價值？怎樣才能去除或者改變遮蔽和阻礙的因素，創造生命飽滿而充分開放的條件？這也許是當下部分青年羣體中出現的無意義感或者“不活”現象帶給我們的提示，以及未來研究可以繼續探討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