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經濟學”反對里根經濟學？美式“計劃經濟”的歷史糾葛｜文化縱橫_風聞

陳希

浙大城市學院

【導讀】近期，美國總統拜登正式認領被媒體講述了兩年之久的“拜登經濟學”，即主要通過教育、醫療保健和税收等提案以及產業政策，來糾正市場失靈、提振美國經濟。**在“里根經濟學”之後，一個新的“大政府時代”似乎全面到來，也由此引發新一輪”國家計劃vs.自由市場“爭論。**那麼，如何理解美式國家計劃的迴歸？這究竟意味着什麼？

本文全面梳理美國歷史上的國家計劃糾葛，指出：**美國雖然長期以“自由市場”為標籤，但長期存在符合其國情特色的國家計劃的思想及實踐，並呈現出一種隨重大歷史危機節律性起伏的特點。**19世紀下半葉的快速工業化及其引發的現代性危機，孕育現代美國國家計劃意識形態的若干觀念要素；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又直接催生美國國家計劃實踐的高潮；冷戰初期美蘇對抗之下，美國完成對於自身軍事、國防及對外政策事務組織體制的重大改造；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的經濟滯脹及與日本的經濟競爭，導致當時美國出現再一次的計劃爭論；如今，面對來自大國競爭，美國再度興起新一輪國家計劃思潮。作者認為，美國國家能力的增強，很大程度上憑藉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之間的相互合作來實現，這是其顯著特性，即國家深嵌於社會之中，依靠各類商業協會、職業社團和基金會等“準國家”力量，協調各種利益羣體，實現整體國家目標。

作者的分析，為我們認識美式國家計劃，提供了重要視角。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文章認為美國強大的國家能力，並不源於聯邦政府單方面擴張和集權，而更大程度上源於更多憑藉國家與社會的相互合作，理由是美國行政機器長期孱弱、政府專業化水平低，且美國社會大大小小的組織團體具備組織基礎。這一觀點與多年前學者邁克爾·曼關於美國國家“基礎性權力”的分析頗為相似，但實際上有待商榷。事實上，美國聯邦政府乃至整個行政系統的規模擴張、權力整合以及行政專業化官僚化，是20世紀以來美國政治最為顯著的變化，這一點在美國國內已經討論頗多。美國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的合作固然是一面，但這並不能否定美國國家權力本身自上而下的強化及其對社會廣泛滲透與控制的另一面。在這一點上，美國的國家計劃可能也並沒有那麼與眾不同，請讀者辯證觀察。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第5期，原題為《“雙面國家”：美國歷史上的國家計劃糾葛》****。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參考。

**近幾十年來，無論是對美國本土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還是不少外國觀察家而言，計劃——尤其是國家計劃——都被視為一個典型的“非美國”事物。****美國人反感中央計劃，美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難以實施整體性計劃，似乎已成不爭的事實。**美國建國之初的國家制度設計着眼於權力的分割與制衡，目的是防止出現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這一政體結構的基本特徵至今都未發生根本性變化，複雜的制衡體系在約束權力的同時，創造出大量否決點，使美國政府較之其他的西方國家，更難以一種系統連貫的方式採取行動。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着新自由主義潮流的興起，美國政府將解構行政國家和市場化作為施政的重要方向，特殊利益集團和遊説團體在國家政治中的影響力不斷上升，加之兩黨政治極化趨勢加劇，聯邦政府有效實施中央計劃的難度進一步增加。新冠疫情暴發後，美國政府遲遲未能順利協調製定全國性抗疫政策的困境，更使得“弱計劃”形象深入人心。事實上，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政治學家西奧多·洛維便曾犀利地指出：“自由主義政府沒有能力計劃。計劃要求威權式地運用權威，而自由主義卻用討價還價代替了計劃。”

不過，洛維所説雖然正確，卻也只是道出了部分事實。當我們跳出歐陸式國家主義的計劃模板再去審視美國曆史，便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美國的政治文化與社會民情中，雖然包含了極為強烈的排斥國家計劃的一面，但也長期存在着追求符合其國情特色的計劃思想動力及相應的計劃實驗。**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背後的機理卻並不複雜。工業化時代以來，現代社會所形成的相互依賴性和治理事務的複雜性，要求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以某種方式對社會發展做出前瞻性、統籌性和理性的組織、協調與干預，這是國家層級的計劃在20世紀成為一場世界性潮流的根本原因，美國同樣也不例外。不過，由於自身政治傳統中包含了強大的反國家主義傾向，加之國家機器官僚化發展較晚且較不完備，美國國家計劃的組織和開展也顯示出有別於其他大多數國家的特色。

本文旨在從歷史的視角出發，簡要勾勒、梳理國家計劃在現代美國歷史上的思想觀念起源和實踐演變，並嘗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現代美國國家構建的特性與歷史節律等問題。

**▍**現代美國國家計劃潮流的進步主義起源

計劃在很大程度上被視作一個20世紀現象。同樣，美國直至20世紀上半葉才迎來了社會經濟計劃的高潮。不過，現代美國國家計劃潮流的興起，事實上有着更為深遠的歷史淵源。

早在殖民地時期，新英格蘭地區某些受基督教共同體精神感召的清教徒領袖，在組織地方社區生活時，就已顯露出計劃的思想意識端倪。而在內戰以前，也有諸如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輝格黨領袖亨利·克萊等政治家，呼籲建立一個強大有為的聯邦政府，有計劃地推動美國國內的開發建設。這些主張被後世不少倡導國家計劃理念的人士視作美國國家計劃的某種先聲。

然而，直至19世紀末，隨着社會失序態勢在工業主義的衝擊下顯露無遺，要求對社會、經濟發展實施更具整體性且有計劃的組織、協調和干預的呼聲，才在美國社會引發廣泛反響。**這一歷史變動趨勢在語言層面的反映，便是“計劃”（planning）一詞自20世紀初起，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美國人的公共生活中。**1907年，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建立了全美第一個常設性城市規劃委員會；次年，西奧多·羅斯福成為首位在公文中使用“計劃”一詞的美國總統。美國人不再是僅僅談論某個具體計劃，而開始習慣於將計劃視為一種心智、態度和方法。

正是在19、20世紀之交的進步主義時代，構成現代美國國家計劃意識形態的三個重要觀念支柱開始形成，為此後美國國家計劃潮流的興起奠定了認識論與社會哲學的基礎。

其一是關於社會演化的控制論觀念。在這一時期，“社會控制”經由萊斯特·沃德和愛德華·羅斯等社會學家的發明、傳播，成為美國早期專業化社會科學分析社會組織與工業社會發展的核心概念之一。這些學者向啓蒙時代以來盛行於西方社會哲學思想的自然權利話語發起了猛烈攻擊，否認社會自發演化的優越性，主張為了克服不受制約的個人主義所導致的種種負面社會效應，進而實現社會團結，有必要由知識精英對社會發展施以超越階級利益之上的、有意識的指導。

其二是行動主義的國家觀念。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一羣深受德國國家學説影響的職業政治學家和部分懷揣強烈政治改革願望的公共知識分子，共同改造了美國的“國家”觀念。在他們看來，工業主義的衝擊很大程度上銷蝕了傳統美國生活方式的地方性與個人主義根基，基於個人和小共同體形成的自發秩序無力應對現代性危機，已成為顯而易見的事實。因此，需要建設一個更加積極有為、負責任甚至全能的國家，來引領美國的社會經濟生活朝着更具整體性、協調性的方向發展。這種觀念與美國建國之初流行的“最低限度國家”（minimal state）觀念顯然有很大的不同。聯邦政府不再被視為一種必要的惡，相反被視為唯一有能力抗衡富豪統治和實現公善目標的工具。

其三是科學主義的知識觀念。德國社會科學史家彼得·瓦格納曾指出：“促使社會世界可被預測，以面對種種現代不確定性，或是更激進地，為了改善世界，而根據一項宏大計劃重塑世界的想法，自社會科學誕生之日起，便始終是其思想傳統中的一部分。”這一時期美國社會科學界中不少弘揚科學主義的智識領袖，例如政治學家查爾斯·梅里亞姆、經濟學家韋斯利·米切爾和社會學家威廉·奧格本等，都是國家計劃理念的倡導者。科學主義以追求效仿自然科學方法進行社會探究為重要特徵，在此基礎上發展出的宏觀量化統計技術和行為主義研究方法，天然地契合了現代國家實施大規模社會工程時所需要的“使統治對象清晰化、簡單化”的核心目標，因而成為當時不少人眼中支撐美國國家計劃技術可行性和“科學性”的重要依據，成為計劃之合法性權威的重要來源。

伴隨着社會科學家們越來越頻繁的跨界流動，上述思想觀念很快擴散到美國社會的其他領域和人羣中，社會科學家羣體也由此成為現代美國國家計劃潮流興起的思想先導。與此同時，其他一些羣體和組織也在發展過程中孕育出頗為強勁的計劃偏好與動力，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商人和工程師兩個羣體。

與傳統經濟學所傳佈的常規智慧不同，美國的部分工商企業和行業領域，事實上對於計劃並不十分排斥。企業史家小阿爾弗雷德·錢德勒指出，自19世紀中葉以來，在市場規模急劇擴張、技術創新飛速發展的背景下，美國社會湧現出一批多部門分工、層級化管理的大型工商企業和一個龐大的經營管理者階層。這一階層不僅積極追求對企業自身內部組織結構進行優化調整，而且試圖通過橫向兼併或建立具有協調性質的行業協會，達到減少生產交易成本、加速產品銷售的目的。儘管由於反托拉斯法的存在，美國私人企業之間的橫向聯合受到很大的限制，但不少在行業內佔據主導地位的經營管理者都希望突破這一束縛，通過政府支持建立某種全國性的企業聯合組織，推進行業內部的協調與合作。

作為19世紀末快速工業化進程中誕生的重要職業羣體，許多美國工程師也對計劃懷有濃厚興趣。著名工程師弗雷德裏克·泰勒在1911年出版的《科學管理原則》中，生動闡述並總結了他將科學方法和計劃手段運用於工廠生產管理的經驗。該書在當時流傳甚廣，受到泰勒學説啓發的工程師們於同年創建了泰勒協會，旨在宣傳推廣科學管理原則。與前文提到的那些社會科學家相似，這些濡染了科學管理學説的工程師們，對於專業知識的社會效用有着十分樂觀的信念。他們相信，科學管理和技術治理的手段能夠最大程度協調、利用各種不同的經濟要素，幫助解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出現的資源浪費和失業等社會問題。

此外，在進步主義時代美國的市政改革、環境保護和城市規劃等社會潮流中，我們也都能夠清楚地觀察到管理主義文化和計劃理念在美國社會基層的萌芽。在隨後的近半個世紀裏，這些治理經驗逐漸上升傳導至區域和全國層面，而其中積累的大量人員、資源和組織機制，也為20世紀上半葉美國的國家計劃實驗奠定了重要基礎。

**▍**第一次世界大戰到新政時期美國的國家計劃實驗

**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場完全意義上的總體戰爭。為了充分動員國家資源和實現戰時社會經濟的穩定，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個主要參戰國家，在此期間紛紛進行了空前規模的國家計劃實驗。**與歐洲國家相比，美國由於國家機器發育遲滯、行政力量長期孱弱，其國家計劃的開展很大程度上需要借用和吸收社會領域業已存在的諸多人力、組織與信息資源方能實現。

戰爭期間，一百多位經濟學家受邀加入聯邦政府臨時設立的戰時機構，領導或參與戰爭資源統計和物價管控等工作。由於缺少關於可徵用船舶數量和運載能力的關鍵數據，美國在參戰之初難以及時有效配置、協調航運資源。為了解決這一緊迫難題，威爾遜政府聘請哈佛大學商學院首任院長埃德温·蓋伊和他的專家團隊，成立專門的計劃統計處，負責收集、分析船舶和物資進出口等方面的重要信息，並提供相關建議。蓋伊等人隨後又受命組建中央計劃統計局，基於各部門提供的數據信息，撰寫綜合報告，為戰爭動員核心機構戰時工業委員會及相關的私人企業提供諮詢服務。

與此同時，“一戰”也為美國企業界與政府合作管理國家經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機。早在美國正式參戰之前，包括華爾街商人伯納德·巴魯克、哈德森汽車公司副總裁霍華德·科芬在內的一些商界人士已積極致力於推動政商合作。他們相信，美國的戰爭動員要想成功，就必須獲得工商界的支持。在這羣商界領袖的努力下，聯邦政府與美國企業界之間最終合作建立起一套平行交叉的戰時經濟管理結構，政府動員機構與由各工業部門代表組成的戰時服務委員會共同協商，對戰爭期間美國工業生產、銷售和行業規範等一系列問題進行協調與決策。

儘管隨着戰爭的結束，戰時工業委員會等動員機構迅速遭到解散，但戰時經歷還是給美國社會科學界、企業界和政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戰後，各方積極尋求通過其他方式，在儘可能不擴大聯邦政府幹預經濟權力的前提下，延續“一戰”期間的自由合作主義計劃模式。共和黨政府商務部長赫伯特·胡佛雖然篤信個人主義，但出身工程師且有着豐富企業與政府管理經驗的他，對於利用社團組織和專業知識技能的力量建立更加協作有序的美國社會同樣抱有強烈期待。在他的大力協調推動下，聯邦政府在20世紀20年代與包括國家經濟研究局、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在內的智庫機構和學術聯合組織，共同發起了一批具有開創性意義的關於失業、生產浪費及商業週期等社會經濟問題的調查研究項目；與此同時，美國商務部推動建立了大量全國性商會組織與職業協會團體，並與後者合作，成功搭建起一系列產業激勵與計劃機制。這一時期美國的國家計劃，因而也呈現出反國家主義與管理主義合流的鮮明特徵。

然而，隨後降臨的大蕭條表明，僅僅依靠企業界的自願性計劃協調和政府的信息引導，並不能避免資本主義週期性經濟危機的發生。在各界精英嚴肅反思現行政治經濟體制弊端的背景下，一種更具國家主義的國家計劃路徑，在富蘭克林·羅斯福政府執政初期獲得了實驗的可能：聯邦政府在全國社會經濟事務中不再僅僅扮演輔助協調者的角色，而是在鼓勵行業自願協商的同時，積極承擔起調控工農業產品價格和對全國勞動力市場進行集中監管等干預職能。新政之初通過的兩項標誌性的復興法案——《全國工業復興法》和《農業調整法》——旨在通過國家權力，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做出全面綜合的調整，這在民主憲政國家的歷史上從未有過先例。

與此同時，聯邦政府開展國家計劃活動的組織制度基礎，也在這一時期得到明顯擴充與強化。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美國共有近700座城市設立了專門的計劃機構；擁有計劃委員會的州的數量則從新政之初僅有的5個，迅速增加至1935年的43個；在聯邦政府的推動下，南部、新英格蘭和臨太平洋西北等地區也很快建立起區域性的綜合治理計劃機構。在聯邦政府內，區域計劃專家弗雷德裏克·德拉諾和前文提到的倡導國家計劃理念的社會科學家梅里亞姆、米切爾三人，在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一度試圖將他們領導下的國家資源計劃委員會發展成聯邦行政部門的“總參謀部”，負責承擔彙總協調全國範圍內公共工程計劃項目，幫助不同層級行政單位建立計劃機制，在不同計劃部門間充當潤滑角色，以及開展獨立社會調查研究等多項重要職能。該機構網羅了當時美國社會科學界的大批知識精英，其中甚至還包括了日後被視為“新自由主義教父”的米爾頓·弗裏德曼。此外，由梅里亞姆和公共管理專家路易斯·布朗洛、盧瑟·古利克領導的總統行政管理委員會，在1937年向國會遞交的聯邦行政部門重組提案中，曾提出將計劃與財政、人事並立作為現代美國總統權的三大支柱，而國家資源計劃委員會則被設計併入新創立的總統行政辦公室內，成為總統施展計劃權力的中樞機構。不過，由於國會保守勢力的反對，該方案最終未能完全實現。

**▍**美國國家計劃理念的衰落、延續與“雙面國家”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美國再度迎來一輪國家計劃的高潮。但與此同時，戰爭也加劇了新政後期就已表現頗為強烈的、對於政府集權趨勢的擔憂。到了冷戰初期，這種擔憂更進一步地演變為對那些看上去“非美國”治理模式的排斥與恐懼。著名經濟學家加爾佈雷斯在《新工業國》一書中就曾提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及此後不久，計劃都是一個能夠讓美國人產生些許共鳴的詞語”，然而到了冷戰時期，這個詞卻沾染了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保守派竭盡所能地貶低計劃理念，而自由派也對它避而遠之。**在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美蘇對抗日益加劇的高壓政治環境下，許多曾在羅斯福政府內任職過的具有鮮明國家計劃偏好的技術專家都遭到了排擠。**曾在新政之初領導創建全國經濟與社會計劃協會的經濟學家路易斯·勞文，便於1948年被國會調查委員會指控為潛伏在馬歇爾計劃設計者中的八名親共激進分子之一，被迫辭去商務部國際貿易辦公室主任職務。事實上，自新政伊始，羅斯福政府內不少倡導國家計劃理念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那些缺少政治根基的技術專家，就不斷遭受着來自保守派勢力的攻訐。羅斯福“智囊團”的核心人物、經濟學家塔格威爾就被反對新政的國會議員指責為“赤色分子”，而政治學家梅里亞姆同樣被不少人污衊為羅斯福獨裁企圖的幫兇，而他領導的國家資源計劃委員會也在1943年遭到裁撤。

計劃派官員面臨的政治壓力不僅來自國會保守派，有時也來自行政官僚機構內部的政治鬥爭。1933年5月《農業調整法》通過後不久，農業部內部就由於在具體計劃路徑上產生分歧而分裂成了兩派。雙方矛盾在1935年激化，最終以弗蘭克和塔格威爾等東部自由派技術專家被南部農場主利益集團勢力排擠出農業部為結局。而新政初期工業計劃的領航機構國家復興管理局在成立短短兩年後，也由於遲遲無法平衡內部各股勢力的利益訴求，最終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於1935年被裁撤。

新政時期不同利益派別在國家計劃組織方式和政府權力限度等關鍵問題上的激烈競爭，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國家計劃理念的政治吸引力。它的倡導者們漸漸發現，原本設想的用來支撐國家計劃理念的合作理想或官僚自主性話語，似乎在現實政治條件下都難以實現。而自20世紀30年代末起至40年代中期，美國知識界中也出現了越來越多反思、批評國家計劃的聲音。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重申了“自發秩序”的優先地位，並對科學主義導致的道德相對主義趨勢表達了擔憂。他認為計劃派人士對於人類理性的自負信念及由此導致的國家計劃實踐，最終必然會引發政治上的極權主義。該書在美國受到了反對新政的保守派人士的熱捧，並在後者的積極運作下迅速暢銷，而書中塑造的“政府計劃—自由市場”二元對立觀念也隨之深入人心。該書所反映的新的觀念動向與日漸復甦的保守派政治力量相結合，最終導致戰後國家計劃理念在美國國家政治生活中被邊緣化。

上述種種因素使得“計劃”“國家計劃”在冷戰初期淪為美國政治生活中的禁忌語。曾在新政初期被熱烈討論和短暫試驗過的、建立在政商合作基礎之上的總體性國家計劃模式，漸漸在政治上被徹底拋棄。在處理國內社會經濟事務時，聯邦政府轉而更多地在壓力集團的推動下，根據不同產業的具體情形，扮演不同程度的補償性角色。在戰後美國經濟重現繁榮的新時代背景下，美國國家不再追求對資本主義市場競爭體制進行結構性的干預和改革，而主要通過凱恩斯主義式的財政手段來解決全國性經濟問題。

但與此同時，國家計劃理念在戰後美國的外交、國防等領域，卻有着明顯延續。可以認為，國家計劃理念在相當程度上嵌入到了冷戰初期美國“國家安全國家”的構建過程中。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政府發動的一系列“權力創制”活動，均指向強化聯邦政府對財政、軍事、科研、人力等各類國內資源的制度性汲取和動員能力，並且包含了在不同行政、軍事部門之間進行集中統籌協調的重要內容。這無疑與新政時期國家計劃理念的精神內涵不謀而合。此外，在戰後美國的對外政策中，我們一樣不時地可以覓見國家計劃理念的身影。從人員的連續性來看，不少新政時期的計劃派官員，事實上都參與到了戰後美國的對外政策——尤其是美國對歐洲、日本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援助政策——的設計過程中。

20世紀中葉聯邦政府規模的急劇擴張和國家計劃理念在美國國內社會經濟治理中的衰落，最終使美國國家逐漸演變成為政治學家斯科羅內克所説的“跛腳巨人”。另一位著名政治學家艾拉·卡茲內爾森同樣指出，新政時期開創的現代美國國家形態，就像羅馬神雅努斯一樣，包含了兩副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方面，美國國家擁有幾乎不受制約的調動公共資源在國內外追求自由民主霸權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它又時常深陷於利益集團和各種煩瑣程序的糾纏之中。至20世紀70年代，在因經濟滯脹、對外政策受阻和“水門事件”而引發的社會反思中，持續半個多世紀的國家擴張被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視為導致現狀的罪魁禍首。但事實上，**問題的根源並不在於巨型國家本身，而在於國家機器在不斷擴張的同時，卻被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爭奪所裹挾，日漸喪失了回應公共利益訴求和實現社會集體性目標的能力。**就此而言，20世紀80年代以來興起的新自由主義浪潮——包括晚近特朗普政府的某些舉措——選擇將解構管理型國家作為施政重心，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種只見表象、未見“病根”的做法。

**▍**美國國家計劃的歷史節律和美國國家構建的特性

20世紀美國國家計劃理念的興衰，總體上呈現出一種隨重大歷史危機——或者説美國社會精英羣體對於危機的感知——節律性起伏的性狀。19世紀下半葉的快速工業化及其引發的現代性危機，孕育了現代美國國家計劃意識形態的幾項觀念要素；而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又直接催生出美國國家計劃實踐的高潮；同樣，正是在冷戰初期美蘇對抗的緊張氛圍中，美國國家完成了對於自身軍事、國防及對外政策事務組織體制的重大改造。危機與美國國家計劃之間的這一共生關係，在20世紀下半葉同樣表現得十分明顯。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的經濟滯脹和與日本之間的經濟競爭，直接導致當時美國社會出現了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場計劃爭論。而到了今天，這種挑戰和威脅又轉變成了新冠疫情及來自中國的全方位競爭。因此，對於拜登政府上台後所提出的種種計劃方案，以及美國社會中正在悄然興起的新一輪圍繞中央計劃問題的爭論，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了。

與此同時，從本文稍顯繁複的歷史梳理中，我們不難發現，美國國家計劃潮流的興起，在諸多層面都得益於美國社會各界力量的參與和推動。這也折射出現代美國國家構建的一項極為重要的特性，即**美國國家能力的增強，並不是以聯邦政府單方面擴張和集權的方式展開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憑藉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之間的相互合作得以實現的。**這當然一方面與美國國家行政機器長期孱弱，政府專業化、官僚化水平低下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美國社會中大大小小的組織團體，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形成和積攢了足夠充分的人員和組織基礎，因而有能力支撐美國國家的擴張和計劃需求。20世紀美國國家構建因此呈現出所謂的“聯繫性”（associational）特徵，國家深深地嵌入社會之中，依靠各類商業協會、職業社團和基金會等“準國家”力量，凝聚協調眾多個體和利益羣體，最終追求實現整體性的國家目標。也正是這一特性，使美國的國家計劃明顯區別於那些依靠國家權力自上而下對社會實施集中化控制和強制榨取的國家計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