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起點收入”——以共同富裕之策走出經濟困局_風聞

本文為2022年初我錄製的“未來起點收入”的專題視頻講座的文字記錄稿。之所以拿出來再次發佈，是因為兩個原因。一是近期有多位網友在後台建議我發佈一下此講座的文字版，説文字版有助於他們閲讀、傳播和引用，讀文字比聽講座要更高效也更有助於深度思考。二是最近的經濟形勢不太好，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失業率比較高，消費需求遠不如預期，國際上甚至出現了所謂的“中國見頂論”。在我看來，中國手中其實抓了一把好牌，但是許多人插錯了牌，把四個二拆開了當“三帶二”裏的小對子打。一旦弄明白大小是非，搞清楚遊戲規則，那麼中國未來的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前途無限，不但我們的經濟規模可以在一代人裏擴張到美國的兩三倍，而且產業競爭力和科研創新力也會高於美日歐的平均水平。其中的關鍵，就是用本文講的“未來起點收入”來實現總書記要求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尤其是在中國集中了全球最主要的產能而本土需求增長乏力的時候，巧妙的財富再分配是一條必由之路。説得直白一點，那就是要相信社會主義的力量，而不要光拿它當口號。我們搞的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然日本歐洲等資本主義國家都可以搞福利體系，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對自己的民眾好一點呢？寅吃卯糧固然不可取，那麼有多大的能耐吃多大的餅總不過分吧？今天的中國人，除了高端芯片等極少數產品還在被人卡脖子之外，剩下的幾乎各種產品和服務，我們都可以比世界上多數發達國家更顯富強先進。那麼讓中國的福利支出佔GDP比例趕上OECD國家的中等水平並不過分吧？中產階級不是靠科技進步創造出來的，因為科技越進步，勞動者相對於資本的談判地位越弱，最終連大部分腦力勞動者都可以輕鬆地被機器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取代。從歷史來看，美日歐等國在二戰之後的中產階級是福利體系創造出來的。免費的基礎教育普及知識和勞動技能，住房、養老、醫療、失業保障等方面的福利開支誕生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他們的大規模消費需求讓全球的投資和產出擁有了最大市場。我們要想做大中產階級，就必須迅速搞好中國特色的福利體系。未來起點收入，很可能就是較優的答案。

以下為正文：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非常高興再次跟大家見面。在年前，我在財科院做了一個演講，後來我們把財科院的演講視頻發佈到我的賬號上之後，其中一些話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最熱門的一個問題就是我所提出的，“通過‘未來起點收入’來推進共同富裕”的這樣一個思路。許多人認為這個思路非常好，也有很多朋友認為説，你這個思路有可能引發各種問題，不現實，太激進，太理想化。所以針對這個討論，我想今天我們利用大約一個小時的時間，把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更加系統地闡述一下。

當今世界的一個全局性、時代性的問題，就是嚴重的貧富分化。央行貨幣政策擴張，科技快速進步，所有這些所帶來的巨量的增量財富，主要為富人和精英所獲得，而它的衝擊和代價，則由中產和底層人民所承擔。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新時代的中國有必要，也有能力探索出一條切中時代脈搏，而又適合本國國情的共同富裕之路。美歐有那麼一部分左翼學者和政治家，他們提出了全民基本收入（UBI）的思想，也就是説給他們本國的所有老百姓發錢，而且他們進行了不同規模的、不同方式的試驗。在我們看來，他們這種理念值得借鑑，但是他們的做法有待改進。考慮到當前世界政治經濟的格局中的競爭態勢，並且結合我們中國自身的具體國情和傳統，我和我的幾位同事、幾位朋友一塊提出來“未來起點收入”這樣一種構想，也就是説全民基本收入UBI的中國版和改進版，以作為中國在新時代推進共同富裕的備選路徑之一。

我和我的合作者們，包括統計學專家和人口學者黃文政博士，政治哲學學者李石教授，經濟學家劉陳杰博士，以及我的博士生王雪瑩同學，我們經過反覆交流和修訂，提出了目前這版更加簡潔更加易於操作的“未來起點收入方案”。

全文目錄如下：

1，中國的國情特點

2，未來起點收入方案的要點

3，理論基礎民本主義政治經濟學

4.1，未來起點收入的政策功能：經濟

4.2，未來起點收入的政策功能：政治與國際關係

5，對質疑的回應

6，結語

一、中國的國情特點

首先我們要説説中國當前的國情特點，以及由此而決定的“未來起點收入”的初步方案的主要內容。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的中國國情，在我們看來最重要的有以下幾點：

首先，從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之後開始，三十年來我們所依靠的外循環為主的發展模式，已經不可持續了。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製造國、最大的出口國、最大的貿易順差國、最大的外匯儲備國。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有明顯優勢，工業產能全球最大，而且有所過剩。美、歐、日近十億人的消費對中國製造業的帶動固然是功不可沒，但是時至今日，無論是從相對體量來看，還是從世界政治環境來看，這種為西方的中產階級而生產的發展模式已經不可持續，必須轉向以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發展模式。

其次，少子老齡化趨勢加速，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之間存在結構性的錯配。（配圖）因為年齡原因而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以低端勞動力為主，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則以大學畢業生為主。但是我們的產業結構的升級爬坡，存在一定的滯後。那麼這種滯後跟勞動力供給結構的快速變形形成了嚴重的不匹配，導致了工廠招工難，而大學生就業難這樣一種雙重困境。

第三方面，政府、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配比例有待改善。在中國中央政府的債務佔GDP的比例位居全球主要經濟體最低的之一。（配圖）中國民眾所獲得的福利開支，政府的財政開支中，給民眾的福利開支佔比遠遠低於其他的工業國家。中產階級規模固然是全球最大，但是佔總人口的比例仍然偏低。中國整體的儲蓄率偏高，但是勞動者所得佔據整體GDP的比例偏低，而且貧富分化和地區失衡都比較嚴重，本土消費市場規模仍在擴張，但是增速在持續下滑，高端商品的本土消費市場規模不足以支持我們本國的科技創新產業，同美國為首的西方體系的競爭。

第四方面，人工智能和數字經濟帶來的變遷，正在對中下層年輕人的生計和前景帶來巨大的衝擊，加劇原本已經嚴重的貧富分化和階層固化的問題。中國是最積極地擁抱人工智能和數字經濟的國家之一，但是經濟的全面數字化和智能化，也意味着資本和精英相對於普通民眾，普通勞動力的談判地位進一步上升，從而導致大學生工資曲線和人均GDP曲線的背離，越來越大比例的人口將發現，自己在智能機器面前，在人工智能面前，將毫無競爭力。越來越多勞動者，他的知識積累和工作技能，將在人到中年的時候，因為技術進步而價值歸零。

二、未來起點收入方案的要點

基於以上的國情特點，我們提出的“未來起點收入”方案，主要包含以下五個要點：

首先是由中央政府的社保部門，給擁有中國國籍的孩子和年輕人發錢，從新生兒開始一直髮到35歲；第二，是對於18到35歲的有勞動能力，但是還在能力提升階段的年輕人，根據中國整體的就業、通脹和國際收支形勢，而動態調整所發放的資金額；第三，35歲以上的成年人一生中應該獲得一次教育或者技能培訓的資助，從而能夠應對技術進步帶來的中年危機；第四，由中央政府用數字貨幣發錢，以提升資金的使用效率，降低監管成本，為國家治理賦能；第五，資金來源主要以中央政府擴大人民幣計價的國債為主，增税僅僅是輔助手段，而不是主要手段。

我們認為，以“未來起點收入”為核心的共同富裕制度，可以給每個中國公民一生有三次相對平等地站到新的起跑線上的機會。首先，給年輕人發錢，就是給普通和底層家庭的年輕人一個相對公平地參與社會競爭的參賽資格。其次，給成年人一次再教育和再培訓的資助，就是讓人在技術變遷和社會變遷所帶來的衝擊之下，有一次重啓人生鹹魚翻身的機會。最後，而給幼兒和青少年發錢，就是給中下層人民一個結婚並且生育下一代，從而將自己的基因遺傳下去的機會。這一方案可以為每一箇中國公民的人生提供三次起點公平的機會，分別是孩子的成長、青年的謀生和中年職業轉型。

未來到底能發多少錢？這個問題我們有三個版本，第一種版本是最保守的；第二種版本是居中的；第三種版本是最激進的。到底是保守還是激進，主要取決於我們從什麼邏輯來確認這個資金規模。第一種最保守的邏輯，是看在不改變目前的通脹水平的前提下，我們可以給老百姓發多少錢。以2021年為例，我們貿易盈餘大約有3萬億人民幣左右，如果我們把這3萬億人民幣全部用來給符合政策的年輕人發錢，那麼國際收支改變，但是通脹沒有變化。第一種最保守方案的做法，是從2025年起給最年輕的六億人發放每人每月400多元的起點收入，此後的十年裏穩步上漲，到2035年起穩定在每月1000元左右，這樣的金額可以讓我們每年出現貿易逆差1000億美元左右，目前的外匯儲備足夠支持三十年。之後，就可以進一步擴大人民幣的輸出了。這樣的方案不帶來任何通脹，而是通過把順差變為逆差，逐步花掉外匯儲備，讓別國承擔本來他們應該承擔的通脹。

換言之，起點收入賦予中國公民的購買力，對應着中國本身的過剩的生產能力和服務，也就是不會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熟悉我的觀眾朋友，大家可能以前看過我的有一期節目，我一個人分飾兩角，演了一個對話劇，講的是東海龍王的故事，東海國國民他們非常喜歡收集龍王的貝殼，所以他們把每年生產的一部分商品扔到東海里邊去祭祀龍王，然後在海邊撿貝殼回來，儲存這個貝殼，然後還覺得自己掙到了錢。感興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這期節目。我講的這個道理就是中國人是不是有必要把我們的一部分的血汗，一部分的資源，一部分的環境成本，換成別人可以無窮印刷的紙片的問題。假如我們不要這貝殼了，我們不要美元了，我們不囤積額外的美元了，把現在的貿易順差讓它歸零的話，我們算下來第一種保守方案它並不會影響我們的通脹。

第二種居中的方案，就是中國作為一個低福利的工業國，福利水平仍然很低，但是已經成長為全球製造業大國，那麼國民的福利理應跟我們的製造業能力相適應。假設到2035年，中國社會的福利支出水平佔GDP的比例勻速上漲到目前OECD國家的整體水平，也就是它的GDP的20%是用來給老百姓發福利的。

社會福利支出佔GDP比例持續上升，向OECD國家的水平靠攏，它的增量部分用於發放給年輕人和孩子的未來起點收入的話，那麼我們算下來大概是從2025年開始是幾百塊錢一個人一個月，然後勻速的上漲到2035年，到2035年之後就穩定。到2035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是7200塊錢，那這個數字就比較可觀了。在這兒我想説一下這裏邊的一個道理，就是關於一個國家它是不是應該壓低本國民眾的福利來換取出口。國家其實就是放大的家庭，我自己的岳父的案例，他是一箇中學老師，夫妻倆其實都是吃財政飯的人，事業單位的人。他們非常辛苦，養了三個孩子。這三個孩子都挺優秀，但是他們的成長過程，我岳父管錢，他管錢的基本原則就是特別的摳門，特別的節省。但是其實作為雙職工，他們的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比大多數的農村家庭要好很多了。那麼他三個孩子從小整天吃南瓜糊糊，每頓吃南瓜糊糊，實在受不了了，改善一下，那就是饅頭配白菜。三個孩子身高因此而成長得都偏矮。道理很簡單，因為你在他長身體的階段，你沒有給予足夠的營養。我的岳父岳母這一輩子下來，他們有沒有因為勤儉節約而富足呢？實際情況是他攢錢的速度根本比不上這個世界上的主要央行印錢的速度。為什麼呢？比如説在80年代，攢下了1000塊錢的話，那你到現在這1000塊錢連本帶息無非就是兩三千，可是當年一整年的積蓄，你犧牲了孩子的營養所換來的1000塊錢，到了今天你這兩三千塊錢無非就是請客一頓飯的事。所以其實是非常不划算的，他把錢存銀行的利息遠遠低於印鈔票的速度。我只好恭喜他，我説您壓低了家庭的福利，犧牲了孩子的身高，給人民銀行做出了額外的貢獻。

同樣的邏輯，咱們國家攢錢換到的也不過是美國、歐洲的兑付承諾而已，也就是美國央行、歐洲央行所印的紙片，或者説美國政府、歐洲主權政府所發行的主權國債，而且其中的購買力還在不斷縮水。這個思維水平豈不是跟我的岳父一個檔次嗎？好在2013年以來，我們的外匯儲備不再增長，我們開始強調綠水青山，開始強調全面脱貧，這方向和思路就對了。但是以我的標準來看，恐怕力度還要更強一些，膽子還要更大一些，步子還要更快一些，配套措施還要系統一些，落實過程還要紮實一些。

再説第三種方案，就是更加激進的方案。更加激進的方案，不是從貿易盈餘的角度，也不是從福利支出的角度，而是從國家債務率的角度，這就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拓展貨幣史的知識。以前我們把債務看作問題，但假如你把債務看作一種好事的話——請注意，一定是用本幣計價的中央政府發行的債務才是好事，這個前提非常明確非常重要，用本幣計價的國債它其實不是一種惡，而是一種善，這一點下邊我會專門講。假如你改變了對待債務的基本態度和看法，認識到它的本質特徵，那麼假設我們2035年中國一般的政府債務率由目前的66.33%（IMF的統計口徑），勻速上漲到發達國家整體水平的122%，新增部分裏邊的大頭投資大量的新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補貼科技研發等等，因此我們把增量債務部分只有30%用於發放未來起點收入。假如我們中國公共部門的債務率在2025年達到71.39%，也就是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債務，2025達到71.39%，2035達到122%，這意味着我們在2025年的時候可以給全國的6億年輕人發放每個月300多塊錢，然後勻速上漲到2035年漲到每個月9200多塊錢，這個力度就非常強了。

三、未來起點收入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基礎

下邊我再來説説“未來起點收入”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基礎。本人的理論體系，我自己起了個名叫“民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未來起點收入”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基礎是由我本人所提出的民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它的基本理念跟咱們今天所説的“未來起點收入”相關內容包括以下幾點：

首先，民本主義認為，財富的來源不是物而是人。這個所謂的“人”，包括人的勞動、創造和消費等各種行為。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提出勞動價值論，否定了自由主義經濟學對物和貴金屬的痴迷，這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它仍然受限於第一次工業革命，英國工業革命，歐洲工業革命的早期經驗，從而形成了蘇聯計劃經濟體系的基因性缺陷。那麼藉助兩個世紀以來，全球產業發展和市場發育的後見之明，當代中國的學者和知識分子完全應該可以把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進行中國化、時代化的改造，必須認識到財富的源頭不能僅限於人的一般性勞動或者基礎性勞動，而應該是包含了人的創造，人對商品和服務的生產，以及消費的整個經濟活動全過程。新一輪科技革命導致基礎性勞動的功能越來越被複雜技術所替代，人的重要性越來越體現為創新和消費之中。

第二點，民本主義關注大眾和精英之間的辯證關係。江山代有才人出。基因遺傳的“均值迴歸”規律，決定了精英產生於大眾，精英又離不開大眾。所謂精英相對大眾固然有巨大的價值和優勢，人跟人的天賦和努力差別的確非常巨大。那些高智商的、努力的、自律的、自我驅動的、有創造天賦的精英，他們所創造的財富遠大於人數成百上千倍但平庸、保守、懶惰的羣氓。在市場競爭的規則下，一個精英一天掙的錢可能就等於普通人一年掙的錢。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從代際遺傳的長週期角度看，精英的孩子大概率不再像父輩那麼優秀，這就是“均值迴歸”的規律。你的孩子的身高、智商、運動天賦大概率是向整個族羣的平均值迴歸的，這就是天道的作用。再優秀的人，在生育下一代的時候，會被老天爺收取一個不菲的“遺傳税”。比如我經常喜歡説的一個段子，姚明跟葉麗的女兒很可能既不如姚明高，也不如葉麗高；而潘長江的孩子很可能比他們夫妻倆都高。古人説“君子之澤，三世而衰，五世而斬”，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下一代最優秀的精英來自被上一代精英踩在腳下的那些普通家庭，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普通人的人口基數足夠巨大。

第三個方面，民本主義主張競爭和優勝劣汰帶來的持續改進和先進性，所以我們倡導機會平等，從而促進和保持競爭。極左翼的思想偏好結果平等，而極右翼的思想容忍甚至縱容嚴重的不平等。在民本主義看來，前者缺乏智慧，後者缺乏良心。冷戰時期蘇聯模式導致幹好幹壞一個樣，追求結果平等，打壓了競爭。這個方面我們中國人是吃過虧的，因為我們前30年認真學習蘇聯模式，對其中“幹好幹壞一個樣”的問題有痛切的體會。而美國模式，尤其是美國共和黨的保守主義理念，縱容嚴重的不平等，嚴重的貧富分化和教育、醫療、法律資源的按財富分配，剝奪了大多數家庭的下一代參與競爭的資格。所以競爭其實也很不充分。舉個例子，比如説美國的前總統小布什，這個人的人品不錯，但是他真的是智商不高，他的智商測試只有90多，也就是白人的平均水平都不到，但是他就能上名校，他就能做總統。他能上名校、做總統主要原因不是他為人好，而是他家庭的財富和政治資源和人脈資源。所以中國要想在同美國的科技競爭中勝出，並且不斷地取得優勢，就必須要想辦法把我們的每一代年輕人中間，那些近似隨機地散佈在各個階層的各方面的天才給挖掘出來，並讓他們得到發揮天賦創造奇蹟的必要的機會。因此，能夠為年輕人提供平等競爭機會的那些社會，比那些不平等或者追求結果平等的社會更有競爭力。我們相信，給優秀的年輕人以出路，給占人口多數的窮人以活路，先富起來的人才有後路，而中華民族才能走上堅實的復興之路，未來起點收入是不左不右的中間道路。（中國道路其實是對蘇聯道路和美國道路的融合與超越。新時代是對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兩個三十年的融合和超越，他們都符合“正題-反題-合題”的這樣一個辯證發展邏輯。）

第四，民本主義將政府和國債視為“善”而不是“惡，”，認為有效而繁榮的市場離不開政府和債務的擴張。自由主義的傳統認為政府是一種“必要的惡”，是一個負面的東西，也認為國家債務槓桿率的升高意味着宏觀經濟風險。但是通過實證的全球數據的檢驗，我們發現對於它本國的國民的生存和發展質量而言，世界各國的政府是一種“善”的因素，而不是一種“惡”的因素。政治發展的現代性意味着更大的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一個有效的市場本身就是政府為它的國民提供的一種公共產品。自由主義學者把國家和市場對立起來，認為國家擴展了，市場就會萎縮；市場擴展了，國家必須退縮。這樣一種國進民退、民進國退的兩分邏輯是錯誤的。而國家債務在金本位或者金銀複本位時代，也就是在1971年之前的世界中，只要債務增加，無論誰的債務，無論是私人債務還是國家債務，債務增加就意味着宏觀風險和利息負擔。但是在1971年以來的信用貨幣時代，本幣計價的國債本質上是一種變換了形式的税，也有學者把它稱之為“國家的股權”，而不是債權。無論是利率還是還款期限都沒有了硬約束。更加重要的是，大國發行的國債，它就是全球的貨幣基礎，如果大國的國債不擴張或者擴張速度不夠快，那麼技術進步帶來的產出增加，最後只能導致通縮而不是繁榮。（請聯想當下的中國經濟。）

最後，民本主義把可貿易品視為財富，而把不可貿易品的存在定義為財富在特定領域、特定區域內部的再分配過程。舉個例子來講，你去看任何一個地方要想過得好，一定是當地有那麼一個買賣或者幾個買賣，讓他們能夠從別的地方掙來錢；當地有一批人因為這個買賣而掙錢，掙了錢之後，他們吃飯理髮都會付得起高價，哪怕是給他們搓個澡，所有當地的那些不可貿易的那種服務，其實都是這個社區內部的其他人，分享他們從外邊掙來的錢。

但問題是由於技術進步，大量原本不可貿易的商品和服務，現在變得越來越可貿易了。這就導致財富的生產和分配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失衡。因此，要想維持原有的社會團結、社會均衡，必須用其它的新的再分配手段來彌補這樣一個社會變遷、技術變遷所帶來的失衡。

四、“未來起點收入”的政策功能和實踐價值

“未來起點收入”的實施，既有利於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又有利於政治穩定和國家統一，還有利於加速中國迴歸世界舞台的中央。

4.1，未來起點收入的政策功能：經濟

從經濟角度來看，“未來起點收入”的制度創設，大大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

首先，相比西方的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等領域的傳統福利支出，我們為受益者保留了個人和家庭支配資金的選擇權，發給你這筆錢，究竟你是想買藥看病，還是想改善住房，究竟在哪個醫院看病，在哪裏住，在哪裏學，你有比較大的自主選擇空間，從而保留並且完善了市場競爭機制和優勝劣汰的空間。

其次，這種再分配過程簡單而且比較少腐敗，潛在的跑冒滴漏發生的地方無非就是身份和年齡造假，但是通過數字貨幣轉賬和支付路徑，加上消費大數據與身份信息系統的匹配和自動識別，要找到那些弄虛作假的基層幹部，其實成本是非常低的。

第三，未來起點收入制度，將大大提升中國政府的經濟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因為它提供了宏觀經濟政策的新手段，能精準地把購買力輸送到政策鏈條的末端，它還提升國民統計信息的精確度，有利於精準施策。

第四，由於給孩子和年輕人發錢，因而能鼓勵國民的生育，延緩中國社會現在愈益嚴重的少子老齡化趨勢，從而有利於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從經濟指標上看，這個政策將推遲中國經濟的零利率、負利率的出現，也能夠為國內總需求的擴張提供新的動力。

第五，它還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因為它不僅會加速人民幣數字貨幣的普及，而且還會擴大本幣計價的國債池子。現在全球政府的外匯儲備和養老金都需要足夠廣度和足夠深度的金融市場一個資產池子，尤其是優質的資產池。但問題是，歐洲國債市場是分割的，德國國債、法國國債、意大利國債、西班牙國債相互之間是分割開的。日本國債是負利率，歐洲也有很多負利率債券。所以以前大家尋找優質的無風險的足夠大足夠深的資產池的時候，主流基本上就是買美國國債。最近幾年，人民幣定價的中國國債，正在成為全球儲蓄者的一個新的選擇。世界各國的政府，世界各地的王公貴族都可以把一部分的儲蓄分流到人民幣計價的中國國債裏邊，而不需要擔心美國找個理由把他們的資產、存款全部凍結掉。到2035年左右，我有個大膽猜想，如果中國能順利實施未來起點收入，那麼人民幣國債有可能比歐洲國債更吃香，人民幣的國際地位挑戰歐元的地位也是完全可能的。

第六，它有利於創新發展和高質量發展。因為從供給側角度來看，它將年輕人中的那部分天才從謀生的壓力中解放出來，讓他們得以從事更有價值的學習和創造性工作。有了未來起點收入，炎黃子孫就很難再被各路資本所剝削，年輕人不會再為了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不得不去做那些傷害自己健康、人格和前途的所謂工作了。工資上漲就會迫使資本方不得不去運用更多的高技術設備來替代人力，類似於中世紀末期歐洲勞動力減少所驅動的技術進步，它就是這樣一個正循環。

從需求側來看，科技產品的迭代演進依靠的是富裕的中產階級的消費需求所提供的驅動力。以前，全球科技創新依靠的需求來自於美、歐、日的十億人，尤其是這十億人中間一半的那個五億中產階級的購買力。所以中國的創新科技產品的生存發展非常困難，它除了依賴西方的此前積累的一些核心技術、關鍵技術之外，還需要依賴美、歐、日的那五億中產階級的消費。有效需求是怎麼來的呢？有效需求是人的慾望加上人的購買力，兩者結合在一起才能構成有效需求。當今世界包括中國在內，需求難以擴張的矛盾，就在於年輕人有慾望，但是沒有錢；而中老年人有儲蓄，但是慾望在萎縮。當今世界的總需求擴張的瓶頸就在於，中心國家可以無窮地創造貨幣，創造國家信用，創造購買力。但他們的人在變老，而且他們的政府不想帶咱們玩了。而外圍的發展中國家、南方國家他們人口很年輕，但他們很窮，沒有足夠的購買力。為什麼他們窮？其實從某種角度來講，他們無法創造被生產方，也就是被東亞國家願意接受的那種信用貨幣，通俗地講，就是他們印的錢咱不認。中國發放未來起點收入之後，將有六億充滿慾望的年輕人獲得穩定的現金流，他們將為中國本國的高價的高科技產品創造出巨大的消費市場，從而有利於自主創新的發展和高質量發展。

第七，未來起點收入的實施，由於資金是中央掏的，對全國各地的年輕人一視同仁，所以有利於減緩內陸地區地方政府和基層政府的財政困境。中西部人口大省的消費市場將獲得大幅增長，帶動本地的投資和税收的增長。

4.2，未來起點收入的政策功能：政治與國際關係

剛才講的我們都是從經濟角度來看問題，我們再從政治和國際關係角度來看問題。從政治和國際關係角度來看，未來起點收入制度的創設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首先它將有力地改變中國社會的財富分配結構，把原本的金字塔型的社會，在一代人的時間裏邊轉變成一個橄欖型社會，就是頂端小底下少，中間肚子大的那麼一個橄欖型社會。它可以加大社會的縱向流動性，擴大中產階級規模，緩解已露苗頭的民粹浪潮，有利於中國社會的長期穩定和黨的長期執政。

其次，它能普遍地提升中國人的道德水平，降低整體的治理成本。古人説，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未來起點收入普及之後，夜不閉户、路不拾遺的局面，它出現的時間將會大大提前。我記得2001年我第一次出國是到法國的Sciences Po巴黎高政做交換博士生。那個夏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們的歷史建築或者其它的設施環境，而是他們的每個廁所裏邊，無論是在辦公樓裏還是宿舍樓裏邊，每個廁所里居然都有大卷的免費的衞生紙，根本不擔心有人來偷。所以我就充分地體會到那句話，倉廩實而知榮辱，衣食足而知禮節。我相信隨着未來起點收入的普遍發放，中國的年輕人有了基本體面生活之後，整個中國，中華民族的整體道德水平將會有大幅的上升。

第三，有利於保持社會團結和階層之間的妥協。中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之後，許多富人就很焦慮，因為他們擔心會出現了削峯填谷、劫富濟貧式的存量博弈，以至於多個部門都站出來，反覆地澄清和安撫，説共同富裕不會搞平均主義，我們不會搞劫富濟貧。未來起點收入用本幣計價的增量國債來做大蛋糕，各階層年輕人獲得更多的支付能力和成長機會，而富人則能獲得更大的本土市場來做大他們的買賣。共同富裕的遊戲就從大家所擔心的那種存量博弈變成了增量博弈，從而贏得各個階層的支持和國內的團結。

第四，有利於減緩乃至逆轉區域和城鄉之間的不平等惡化趨勢，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和民族共同體的政治向心力。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就是強者愈強，弱者恆弱，全世界來看無不如此。人跟人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競爭，都是這種馬太效應。未來起點收入給中西部和北方的年輕人一筆錢，雖然不寬裕，但是能夠相當穩定地支持他們的成長，或者説，其實是給他們一種投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對沖市場競爭所帶來的區域失衡作用。

第五，它可以有力地提升中國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華人華僑，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有利於推進祖國的統一事業；也有利於吸引海外優秀華人的迴流。當別人再質問你：你愛國，這個國家愛你嗎？你可以非常自豪地回答説：這個國家真的愛我，這個國家真的有恩於我，這個國家真的培養了我。

第六，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時代化和中國化，並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也可以把它視為在開放市場經濟條件下，審慎地實踐“共產”和“大同”的一種初步探索。其實到目前為止，中國過去70年的發展道路的各種元素，從土改到改革開放，再到自主創新等等等等，它都可以從蘇聯、美國、日本、新加坡等等原先領先於我的這些國家和地區找到各種啓發。那麼“未來起點收入”將是我們真正原創的領先於全球的制度進步，具有重大的世界政治意義。

最後，“未來起點收入”的實施，有利於中國在同西方的合作和鬥爭中取得優勢。它會有力地解決國內消費市場增長趨於停滯的問題。到2035年左右使中國國內消費市場規模，等於乃至於超過美、日、歐三家之和，帶來強大的國際談判地位。其實我們回顧人類進入工業化之後的兩百年曆史，非常明確的一個規律就是在和平條件下，市場即權力。誰的市場更大，誰掌握更大的消費市場，誰就擁有權力。未來起點收入將會大大改變中國同世界市場的關係。中國向世界市場輸出的要素，原本我們輸出的是通縮，因為每年我們有巨大的貿易順差。以後我們將轉變為輸出通脹，通過採購發展中國家的商品和服務，中國將為廣大窮國創造更多就業，讓大家意識到誰跟着中國走，誰就能發財。未來起點收入也可以減少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迫使美國人更多地自食其力。

五、對質疑的回應

那麼以上我們講的都是“未來起點收入”它的功能、它的好處，但是也有很多朋友提出了非常多的質疑、擔心，他們説“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你要給年輕人發免費的午餐，難道就沒有代價嗎？難道就沒有後果嗎？下邊我們重點以較大的篇幅來分別回應一下這些質疑。

所有的政策都有代價和風險，“未來起點收入”也不例外，關鍵在於我們權衡它的得失利弊。下邊我們將以較大的篇幅重點展開對代價和風險討論，並且對各路擔憂和質疑提供初步的一種回應。

第一種最常見的擔心，是説你大面積地借債和給年輕人發錢，是不是會帶來更高的通脹？大面積借債和發錢是否帶來通脹，取決於這一經濟體整體的生產供給能力。我們把一個經濟體的生產供給分成兩個部門，一個是低生產效率部門，一個是高生產效率部門。古典的理論認為，貨幣政策寬鬆對生產並沒有顯著影響，所以貨幣供應量的增加主要體現為價格上漲，也就是通脹。但事實上貨幣政策寬鬆對生產有影響，而且各個行業影響不一。低效率部門在面臨貨幣寬鬆的時候，它的供給能力較弱，它是有供給瓶頸的，不能在低利率環境下迅速擴大供給。寬鬆的貨幣政策很容易體現為產品的價格上漲。高生產率的部門，最典型的就是高科技部門、工業化部門，在面臨貨幣寬鬆的時候，只要有人願意掏錢訂購，它的供給擴張能力很強，分分鐘就可以擴產，在低利率環境下迅速擴大供給。寬鬆的貨幣政策不會體現為價格的上漲，當供給增加較快的時候，寬鬆貨幣政策刺激供給，有可能體現為產品價格的下降，也就是説寬鬆的貨幣政策和部分行業的通縮共存。

寬鬆的貨幣政策在各個不同的經濟體為什麼反應不一樣？主要就是因為不同國家不同經濟體裏邊，它的低效率部門和高生產效率部門的比例是不一樣的。當一個國家一個經濟體裏邊製造業，尤其是中高端製造業的佔比較高的時候，那麼寬鬆的貨幣政策，雖然在低效率部門仍然表現為通脹，（你比如説你印的鈔票多了，我相信理髮的價格肯定會漲，因為理髮師的能力，他無法因為你利率的下降，貨幣供給的增加，而大幅提升他的效率），但是在高生產效率部門，比如説生產手機的、生產電腦的、生產服裝的，這些部門你一旦貨幣寬鬆了，或者給老百姓發錢了，這些部門的擴產是非常容易的。所以這個角度也就可以幫助大家理解，為什麼日本、歐洲、美國這些經濟體大規模的印錢，但是它們仍然面臨通縮。當然美國，由於特殊情況，在去年通脹起來了。（2023年注：即便新冠疫情期間美國聯邦政府給老百姓發了那麼多現金，美國的通脹也只不過衝到年化10%的水平，而到了2023年夏季，已經掉到3%的正常水平了）。但是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你比如在津巴布韋、委內瑞拉、阿根廷這些經濟體，你只要敢稍微印點鈔票，哪怕印得不是特別多，它那個通脹立刻形成一個爆發的完全失控。原因就在於它的經濟體的結構是不一樣的。

中國怎麼樣？中國剛才我們講過了，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國家，全球最大的出口國。所以我們根本不需要擔心這個問題。中國製造業工業部類廣，而且我們經濟體裏邊有較高比例的高生產效率部門，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而不用擔心帶來較為顯著的通脹壓力。

在少子老齡化的工業社會，由於生的孩子越來越少，年輕人的新增需求越來越萎縮，而科技進步帶來的產能擴張其實是無窮的，因為你可以不斷地用新的自動化的機器，甚至用機器人、人工智能，來接替那些退休的老職工，所以通脹難以維持高位。十幾年來，美、日、歐的量化寬鬆實踐已經向我們説明了這一點。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製造國，而且少子老齡化最嚴重，所以需求增量和供給潛能之間整體上不會存在持續的大缺口，而且剛才我們講到了，2021年中國的貿易順差3萬億人民幣，如果讓這個順差歸零，也就是説把本來運到海外交給美國人，交給歐洲人，交給東南亞人去消費的那些產品和服務，在結構略作調整之後，留下來給本國的年輕人用，那麼，中國國內通脹率幾乎不會受到實質性影響，只不過是把貿易順差歸零而已。換言之，我們不再把自己的勞動和資源換美元國債了，讓美國和世界承擔他們本應該承擔的較高的通脹率，而留下這些東西來讓我們自己多生一點孩子，讓我們國內少一點留守兒童，少一點失學兒童。如果考慮到由此帶來的本土需求擴張，考慮到用工成本上漲，可以刺激本土的設備投資和技術進步，以及考慮到合意的適度通脹（也就是每年你應該通脹2%到3%，這才是健康的經濟體）；再考慮到人民幣國際化之後，通脹壓力很大部分可以對外轉移，就可以去考慮實施較為激進的那些方案了。

第二種質疑。第二種質疑是説你給年輕人發錢，會不會導致年輕人變懶呢？不願意工作呢？全民普惠的福利方案難免會換取國人關於過去“大鍋飯”“幹好幹壞一個樣”的這樣一些不良記憶和擔憂。但是“未來起點收入”它不是“大鍋飯”，因為它不給中老年人發，所以人生的結局仍然主要取決於個體的努力。它也不會導致大規模的懶惰和怠工，因為它不同於失業補貼，失業補貼意味着有工作，你就不能領錢，有些生活要求比較低的人，因此就願意賴在家裏不工作。但是未來起點收入僅跟你的年齡有關，而跟你是否有工作無關，也就是説你的工作會帶來增量收入，那就形成了正向激勵。世界各地關於全民基本收入它已經有各種實驗了，這些實驗，這些量化統計研究發現，基本收入的發放並不會降低工作意願，甚至在某些領域提升人們去做更有挑戰性的那些工作的意願。更何況未來起點收入它意味着你到中老年之後，你要靠年輕時候積累的能力和儲蓄來生活，而不工作就不會有儲蓄，不工作也不會提升你的能力。

所以未來起點收入可以庇護中國年輕人不被資本剝削，因為他們不必再為了三餐而從事低價值或者有害身心健康的勞動，但是它的金額肯定不會很高，不足以讓這些年輕人富足地享受生活；更重要的是，35歲之後你就沒這個東西了，這意味着他必須在35歲之前為後半輩子的財務狀況打好基礎。事實上，未來起點收入發放將導致年輕人面臨更加激烈的競爭，什麼道理呢？因為在原本殘酷的金字塔型社會財富分配結構裏邊，只有來自塔尖和塔上部的10%、20%的家庭，他們的孩子才有資格接受好的教育，才有資格參與中高端的崗位的競爭。而未來起點收入發放之後，80%以上的家庭的孩子都有資格參與中高端的競爭，這個社會縱向流動性大大增強。也就是説誰都不能躺平，而且誰也不能光靠着父輩的支持，你就可以繼續高居在社會的頂端。

這裏我們還需要轉變一種觀念，就是對“玩”的態度。未來起點收入發放之後，會有一批孩子，他會先玩，這是人性。注意了，玩也是有巨大價值的。你只要能玩出名堂來，無論是玩籃球還是玩乒乓球，無論是玩遊戲還是玩別的什麼滑板，只要你玩得好，你也可以掙錢。我覺得我們中國人也需要樹立一個新觀念，就是玩的本身也是有價值的。我們這個時代技術進步非常快，真正財富分配得合理的話，其實你本來只需要家裏邊一部分人工作，其他人就應該享受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你玩出了花樣，玩出了名堂，本身就是在創造財富，創造了新的消費增長點。就是前面我説的，消費它本身的價值也是非常巨大的。

第三種質疑是給所有的孩子和年輕人發錢，中央政府的財政負擔是不是太重了？債務積累太多，宏觀經濟風險是不是太大了？首先，年輕人邊際消費傾向高，給他們發放的起點收入將很大比例地轉化為消費支出和市場繁榮，進而帶動財政收入的增長。那麼這種財政收支的螺旋鏢（飛去來器）效應就是，你把錢發出去給年輕人了，比如説每增加1萬億支出，這1萬億帶動的消費和新增的投資，因為市場繁榮了，做生意的人就會增加投資，那麼你各級政府收到的税就會增加，所以這種扔出去1萬億，可能回來個5000億，所以你的債務實際的增量只有5000億，那麼它導致財政赤字的積累並不快。只給年輕人發錢，使未來起點收入相比於西方他們所設想的全民基本收入構想，或者現行的西方的福利體系在財政上為什麼更加可持續？原因就在這兒。

其次，中國中央政府的債務率非常低，即便把地方政府和融資平台的負債全部都加上，也明顯的低於其它工業化國家，還有極大的增長空間。根據IMF的數據，2020年中國的政府的總債務，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債務佔GDP比例是66%，如果我們再把各種隱形債務，比如説名義上不是政府的，但是由政府設立的融資平台的國有企業的負債我們全部給它算進去，當然這是儘可能寬口徑了，那也是80%不到。它跟工業化經濟體平均水平123%左右的中央政府的債務率還有很大的差距。跟美國的134%，意大利的142%，日本的254%等債務率較高的工業化經濟體，那差距更為顯著。中國公共債務尚有很大的擴張空間。

更加重要的是，認為國債多了會導致宏觀風險，這種觀念是完全錯的，這種觀念最大的錯誤是他們的大腦還停留在1971年之前的金本位時代。只要瞭解了世界貨幣演進史，只要瞭解了今天我們這個貨幣體系的基本運行邏輯，就不會説出這樣的傻話來。

我們的量化研究發現，國債風險的高低，不在於債務率的高低或者上升速度的快慢，而在於債務定價貨幣的發行權到底在誰手裏。那麼這一點連“去槓桿”理論的最著名的旗手瑞·達里歐，他也不得不在書裏邊承認這一點。實際上他原本不知道這一點，是經過了類似於我這樣的這批朋友，我們一直在反駁這類觀點，他聽到之後他覺得有道理。所以他在書裏邊進行了一定的修改。但是無論他怎麼修改，他無法改變整個他自身的理論的底層邏輯的錯誤（用槓桿率解釋一切，把現象當原因）。1971年美元和黃金脱鈎以來，國際貨幣體系進入無硬錨的信用貨幣時代，主要發達國家央行資產負債表持續擴張，我計算過1971年到現在50多年，央行資產負債表它的擴張速度複利，利滾利是每年擴張9%左右，但它的債務償付能力卻並沒有受到質疑，因為它們是以本國的貨幣來融資的，只需要發行更多的本國貨幣來償債即可。甚至可以在通脹比較低的時候，把基準利率降為負數，因而並不存在違約風險。債務擴張，主權債務擴張到底有沒有上限？只要是用本幣計價，只要本幣不跟貴金屬或者不跟實物掛鈎，那麼理論上你的國債是沒有上限的。而且債務根本就不是問題。國債就是錢，國債就是貨幣，假如這個世界上只有中國一個國家，只有咱們14億人，那麼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政府不增加國債，14億人整體上就根本無法掙到更多錢。他們的技術進步只能帶來通縮，他們生產得越努力通縮就越厲害，蕭條就越嚴重。這一點，我知道超出了絕大部分聽眾、普通人對貨幣的想象。要想大家理解這個問題，因為時間關係、主題關係我在這兒不多展開，在網上的不少視頻中間，我曾經講過”翟幣“的這樣一個概念，大家感興趣就可以去了解一下。

第四種質疑是説人工，中國的人工可能因為你發放未來起點收入而變得更貴。人工變得更貴了，那麼就會影響我們發展製造業，不利於我們的就業。這兒我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們發展經濟、發展製造業的目的是讓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人是目的，產業是手段，你不能把本末給倒置了。中國勞動力市場目前已經出現了大學生就業難和低端製造業招工難的結構性錯配，要解決這種錯配需要的不是為保留低端產業而壓低本國年輕人的福利和發展空間，而是要創造出更多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端製造業。這就需要從美、日、歐等等經濟體手中去爭奪這些高端製造業的就業崗位。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會倒逼科技的應用，這是歐洲工業化歷史所揭示的核心機理，這也意味着體力勞動的工資上漲，將迫使企業投入更多的研發和設備採購，從而為中國的大學畢業生創造更多寫字樓裏的那些研發、設計、營銷、融資等領域的工作崗位。當然了，在中國年輕人獲得起點收入的庇護之後，一部分無法支付較高收入水平，而又無法用機器設備、人工智能來代替人力勞動的那些出口行業，將會加速從中國本土消失。它們會順着東亞生產網絡的地理擴張而轉移到周邊小國，尤其是RCEP的一些成員國，但是這種轉移會給周邊小國參與國際分工的機會，提升它們的國際收入，增加它們對中高端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比如説它們就想要買手機，這種情況下，由於是我們在買它的商品，我們是它最大的貿易伙伴，更加重要的是，我們是它最大的市場，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提出要求，你想用從我們這邊掙來錢去買手機嗎？那你不能歧視華為手機。在東亞經濟進一步整合的背景之下，這種就業置換可以增加中國高端製造業產品的國際市場份額，有助於為中國的年輕人創造寫字樓裏的工作。

第五種質疑是，國債和央行資產負債表擴張會帶來美國那樣的資產價格上漲，你印鈔票多了嘛，股價、房價就漲，最終是不是導致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呢？與之類似的質疑是，你們反覆提倡的擴大國債、人民幣要國際化、給老百姓要發錢，豈不是在重走美國道路嗎？那我們的回應是，美國的道路是有問題的，中國要吸取它的教訓，但我們説美國道路有問題，美國體制有問題，並不是説凡是美國乾的事情，我們都必須反其道而行之。美國能戰勝歐洲和蘇聯，能在犯了這麼多的錯誤，存在這麼多的先天缺陷的前提之下，仍能夠維持今天的國際地位，維持全球頂級的人均收入水平，説明美國一定是做對了某些重要事情的。對於它做得高明的事情，我們要認真地研究，虛心地學習。比如説用長期的雙赤字政策支持貨幣國際化，大家以前對雙赤字有各種批判，這種批判它的口徑，它的説法來自於哪裏？恰恰就是來自於美國的共和黨的原教旨主義者。這種批判其實錯的。對於它所做錯的那些事情，我們要堅決摒棄，比如説信奉自由主義而縱容貧富分化。

中國道路和美國道路的關鍵區別，不在於市場和計劃元素的多寡，而在於“權為誰所用，利為誰所謀”。美國擴張央行資產負債表，印了鈔票給本國老百姓發的錢，其實是很少的比例，主要還是用來購買金融市場上的股權和企業債等高風險資產，拯救那些破產的華爾街金融機構。換言之，他們向全世界的儲蓄者徵收了鑄幣税，大頭不是補貼給老百姓，而是補貼給了本國的大資本集團，補貼給了富人，補貼給了精英。而中國的未來起點收入則是把國債所籌資金補貼給各個階層的年輕人，而不是用來拉抬資產價格。所以關鍵不在於説你印不印鈔票，而在印了鈔票你給誰的問題。在此基礎上再配合以遺產税、移民税，也就是移民脱籍税，因為我們剛才講過了，給年輕人發了錢之後，富人也是能獲益的，但他們獲益之後我們一定要收遺產税，收移民脱籍税，配合這些税收措施，中國的貧富分化指標將會進入一個緩慢而長週期的下降通道。

第六種質疑是你只給年輕人發錢，不給中老年人發錢，是不是難以獲得中老年人的支持呢？而且對他們似乎也不公平。自古以來，人類社會中的絕大部分權力其實掌握在中老年的，尤其是男性手中，社會內部的對資源的分配和規則的制定，主要由這個羣體所掌握。所以我們認為給中老年發錢是對權力的奉承和對資歷的獎賞。而給年輕人發錢，則是一個民族對自身未來的投資。我本身也是中年男性，我呼籲中國的中老年男性一定要有這樣一種責任意識，要把責任放在權利之前。在同一個族羣中，年輕人是中老年人生命的延續，是他奮鬥的價值寄託之所在。在信奉那些個體價值本位的歐美文化中間，這也許真的是一個值得爭吵的大問題。但是在高儲蓄率的、信奉集體價值本位的東亞社會，這個問題在我看來就不是一個問題。

除了以上質疑還有一些其它的擔心，比如説年輕人有了起點收入之後，髒活累活就沒人幹了，水管工工資和蔬菜價格將會因此而大漲，因為蔬菜它其實是需要大量勞動力的。偷渡和難民因此而大幅增加。某些人意識到靠多生孩子就能生活得不錯，某些低端人口可能反而生一大堆孩子，降低全民族的人口質量。富人利用中國年輕人的消費能力，從中國賺到更多錢，然後移民或者轉移資產，以躲避高税率等等。這些擔心都是有一定道理，但是完全有足夠多的配套政策以控制它的負面代價。比如説除了給孩子和年輕人發錢之外，也給中國最年長的那1%的人口，也就是1300多萬最年長的那些人也象徵性發點養老錢。這個自動可以算出來，全國的人口數據實名數據庫建立之後，用數字貨幣基礎來建立之後，你完全可以計算，誰是最年長的1%的人，在愛幼的同時也適度的尊老，從而符合中國的傳統價值觀。未來起點收入的金額先少後多，在5到10年內逐步上升到目標水平，從而允許供給側的產能有時間穩步的擴張，避免短期內對物價形成脈衝衝擊；強化對富人的遺產、贈與和移民脱籍税徵收；每一對夫婦的子女中可以享受的未來起點收入的人數不能超過三人，超過部分由你父母額外交税來補足；加強工業、農業、服務業生產的智能化、無人化，減少對外部廉價勞動力需求，等等，我們有足夠多的舉措來應對這些潛在的、負面的代價。

六：結語

新思路和新制度的出現，必然衝擊原有的利益格局和人們的思維慣性。要理解和接受我們這套新主張，除了要求大家要有開放的頭腦去思考，還需要我們反思並且更新，我們原本大家一貫所接受的對一系列社會科學基本理論問題的認知，包括：什麼是債務，什麼是貨幣，什麼是通脹，什麼是順差，什麼是科技進步，什麼是社會有效需求，什麼是機會平等，什麼是價值本位，等等這些概念，它牽扯到政治、經濟、金融、歷史等等多個學科。

其實歸根結底，我希望大家能夠意識到，中國人不是生來就要被拴在機器邊或者餐桌邊去擰螺絲或者擦桌子的。作為智商最高的人類大的族羣，我們其實更適合承擔寫字樓裏邊的研發、設計、營銷工作。作為最和平、最世俗的民族，我們其實更適合遊走於世界各國各民族之間，彌合各種宗教、各種族羣之間的分歧，撮合各種交易。今天中國大多數孩子不得不做的髒活累活，可以交給機器人去做，交給還沒有脱離絕對貧困的那些窮國的孩子去做，從而也帶動他們的發展改善。

2013年以前的現實，其實是一種較低層次的均衡狀態，也就是我們用高房價和低福利政策，迫使幾乎每一箇中國老百姓努力打工養家餬口，犧牲本國的環境和工人血汗換取別人印的紙片，還自以為有了這層利益關係，中國和世界霸主，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就有了壓艙石，就能夠長期穩定。這種背景之下，由於本國的低福利、低收入，本國最有創造力的一部分精英在持續地移民到發達國家為別人效力。因為只有在那裏，他們才能獲得跟他們的能力和潛力相匹配的高工資、高福利；只有在那裏才能從事創造性的工作的環境。因為這是由你跟世界的分工所決定的。

而我所構思和描述的，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均衡，是給本國的年輕人賦能，讓他們使勁地消費，讓他們成長，創造出全球最大的市場，用他們的需求拉動本國的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並讓其中最優秀、最有潛力的年輕人得以自由成長。與其讓美國、歐洲、日本替我們和全世界印鈔票，不如我們來替全世界提供信用貨幣和高科技產品。由於中國擁有強大的政府和全球最大規模的最優質的人口；由於中國擁有70年的資本和技術積累；由於我們中國共產黨的初心是給全體中國人民實現共同富裕，是讓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實現，從低層次的均衡向高層次均衡的躍遷。

在新時代，我們要想推進共同富裕，要想促進“以人民為中心”的高質量發展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要想做大本土市場規模，以實現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要想緩解新生兒數量急速下降的趨勢；要想推進創新、協調、開放、共享等等新發展理念的落實；要想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之下，改善外部發展環境和提升我們國際鬥爭能力，要想確保社會和政治長期穩定，……要想實現上述所有這些目標，就必須要認真對地出真招、出實招、出硬招。我們認為，國內許多問題的共同核心癥結就在於分配和再分配體系沒有與時俱進，而實現“未來起點收入”就是解決上述難題的一個重要抓手。如一綱舉而眾目張，明月升而百川映。看似簡單的方案背後，其實凝結着對蘇共道路、美國道路和歐洲道路的哲理批判和借鑑，紮根於前沿的政治經濟學思想基礎。未來，經過學界和政策界同行們互相的砥礪和改進，我們相信，它最終能為豐富和完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重大理論和制度創新做出一定貢獻。

好，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