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到底難在哪裏？_風聞

作者：温伯陵

1

在中國歷史上，“北伐”二字的背後充滿了血淚悲壯，“北伐難”也是歷代英雄豪傑們的共識，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這篇文章，我們通過幾個歷史小故事，簡單聊一下。

公元351年，羌人首領姚弋仲爭奪關中失敗，便派使者向東晉請降，被東晉封為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北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單于、高陵郡公，其子姚襄被封為持節、平北將軍、都督幷州諸軍事、幷州刺史、平鄉縣公。（魏晉南北朝的官職真的太複雜了）

次年春，姚弋仲病死，姚襄統帥三萬户南下，正式歸附東晉，東晉命令姚襄屯駐在譙城。

為了取得東晉的信任，姚襄不僅送弟弟到建康做人質，本人也親自渡過淮河，到壽春和安西將軍謝尚見面，聊的非常愉快。不久後，姚襄、謝尚便參加了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殷浩主持的北伐戰爭。

然而，姚襄和謝尚的北伐軍，被出關爭奪中原的秦國丞相苻雄、衞大將軍苻菁擊敗，狼狽逃回南方。

關於這次北伐，王羲之在給會稽王司馬昱的信裏，提了一個觀點——“功未可期，**遺黎殲盡，勞役無時，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

東晉的基本盤太小，為了這場北伐戰爭，士兵們死傷殆盡，民間的勞役和納税已經過量，再也經不起折騰了。

一句話，東晉的生產力不發達，人口太少，經濟太差，不可能和中原持久作戰。

那以後怎麼辦呢？

王羲之給殷浩的信裏，提出一個建議——“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

南方軍隊擅長水戰和步戰，北方軍隊擅長騎戰，所以北伐軍進入中原以後，往往敗給騎兵。一旦獲勝，北方軍隊便要南下，直逼淮河。

既然北伐失敗，東晉的財政不足，那不如放棄淮河，南北政權以長江為界，反正長江足夠寬闊，是天然的屏障。

王羲之的建議是戰略收縮，放棄一切不擅長的東西，利用天然的地理環境和水戰特長，保護長江以南。以後東晉不北伐，北方政權也過不來，維持不打、不和、不統的均勢狀態。

雖然王羲之的建議沒有進取心，字裏行間充斥着小資產階級的懦弱，東晉朝廷也沒有接受，但王羲之説出了東晉大部分官員的心裏話——

“當初南下就是逃命的，要是能打贏早就打贏了，何必等到現在？別折騰了。”

實事求是的説，王羲之的建議是符合東晉實際情況的。

軍事上用步兵對抗騎兵，經濟上以弱勢對抗優勢，政治上以經歷重大失敗的偏安政權，對抗朝氣蓬勃的新生政權，基本上沒有任何優勢。

這是北伐難的第一個原因。

2

北伐失敗後，姚襄屯駐在歷陽城，殷浩屯駐在壽春城。

姚襄覺得，北方的燕國和秦國正氣勢如虹，東晉短時間內不可能再次北伐，便在駐兵的地方屯田，一邊積蓄糧草，一邊訓練士兵，為下次戰爭做準備。

但對於殷浩來説，姚襄不是東晉世家門閥出身，又有獨立於朝廷的軍隊，屬於實打實的異己。

現在姚襄屯田練兵，等以後發展壯大了，誰能制約？他會不會攻入建康奪皇位？

每次想到這些問題，殷浩就想提前除掉姚襄。

於是呢，殷浩囚禁了姚襄的弟弟們，還派刺客刺殺姚襄，但是姚襄的人格魅力太強，殷浩派出的刺客見到姚襄，就把實情告訴他，讓他注意安全。

刺殺不行，殷浩決定派安北將軍魏憬統兵五千襲擊姚襄，結果姚襄一戰斬殺魏憬，兼併他的五千兵馬。

從此以後，姚襄和殷浩的矛盾公開化，再沒有緩和的餘地。

公元353年10月，殷浩統兵七萬北伐，不知他是怎麼想的，還讓姚襄做了前鋒。

對於姚襄來説，這正是報仇的絕佳機會。於是姚襄埋伏在殷浩的必經之路上，和殷浩打了一仗，“俘斬萬餘，悉收其資仗”，隨後屯駐在盱眙，招撫流民勸課農桑，兵力達到七萬以上。

到了公元355年的時候，姚襄恢復了元氣，但和東晉的關係也徹底破裂，正好麾下將領們想念北方故鄉，便勸姚襄北歸。

姚襄考慮一番，同意了北歸的意見，同年5月便提兵北上，攻佔許昌。

姚襄説來就來，説走就走，招呼都不打，還劫掠兵員和裝備，徹底打了東晉朝廷的臉面，這讓天下人怎麼看？讓後來者怎麼看？如果不討伐姚襄，其實就是縱容叛亂，自我否定東晉朝廷的權威。

而此時殷浩因為屢次北伐無功，被徵西將軍桓温逼的離職下野，桓温掌握了東晉的軍政大權。於是在公元356年2月，東晉朝廷封桓温為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起兵北伐，征討姚襄。

在北伐的路上，桓温登上大船北望中原，説出一句話：“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東晉偏安江南，北方淪為夷狄的土地，都是王衍等人作的孽啊。

聽到這句話，出身陳郡袁氏的記室袁宏辯解道：“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這樣的結果都是天數，和王衍等人沒關係吧。

同樣是出身門閥世族，王衍有罪等同於陳郡袁氏有罪，那麼給王衍洗白，就是給陳郡袁氏的祖先洗白，也是給現在的地位尋找合法性。

歸根到底，袁宏和王衍有相同的政治立場，也有承前啓後的政治利益，不允許桓温觸碰他們的蛋糕。

所以聽到袁宏的話，桓温勃然大怒：“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

桓温的意思很明白，你們這些門閥世族就是千斤大牛，佔盡天下的利益，卻什麼事都做不成，將來國破之後，首先殺的就是你們這些門閥世族，然後重新分配利益。

桓温和袁宏的對話，説明東晉做為偏安政權，已經走到歷史週期律的晚期階段，官員們的利益糾葛非常深，根本不願意損害自己的短期利益，實現國家的長期利益。

一個暮氣沉沉的政權，不可能削除既得利益者實現復興，更不可能完成北伐中原這種剛猛的軍事行動，只能眼見江河日下卻束手無策。

等死而已。

這是北伐難的第二個原因。

3

公元356年8月，姚襄正在圍攻洛陽，所以桓温大軍直抵洛陽城南，屯駐在伊水附近，隨後一戰擊敗姚襄，斬殺數千人。

姚襄統帥僅剩的數千騎兵，經北邙山逃跑，然後一路西進，準備取關中為家，結果被秦國的衞大將軍苻黃眉、建節將軍鄧羌擊破，姚襄兵敗身死，弟弟姚萇率領剩下的兵馬投降秦國，暫時蟄伏下來。

而收復失地之後，桓温留下兩千兵馬鎮守洛陽，東晉朝廷也派司空車灌到洛陽，修復司馬懿等人的陵墓，以示後輩不忘祖宗，依然是以孝治天下。

其實在很多年前，桓温便請求遷都洛陽，和慕容燕國、氐人秦國逐鹿中原，慢慢的恢復晉朝江山。現在去了一趟洛陽，桓温更加堅定了遷都的想法，不斷的上書朝廷，要求皇帝和文武百官、門閥世族們北歸洛陽。

公元362年，桓温再次提出遷都的意見——“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實河南。”

永嘉之亂以來，大量的流民和門閥世族們遷徙到江南，總人口將近百萬。桓温要求他們都回去，一方面堅定東晉朝廷的北伐決心，另一方面充實河南的人口，給洛陽提供賦税和兵員。

桓温的遷都計劃是大手筆，但是東晉朝廷不同意，門閥世族們不同意，已經定居江南的流民更不同意。

散騎常侍孫綽的上書，就代表了東晉朝野的意見：

“今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

**遷徙到江南的流民和門閥世族，已經生活了幾代人，從地域認知到生活習慣，都是徹徹底底的南方人，北方故土只是記憶中的概念而已。**現在讓百萬人拋棄熟悉的世界，舉家遷徙到完全陌生的河南重新開始，根本沒有可操作性。

論難度，和把台灣的外省人重新遷回大陸是一樣的。

除了精神上不願遷徙以外，最重要的是百萬人的經濟利益、生命安全沒有保障：

“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照頓欲拔之，驅踧於窮荒之地。提挈萬里，逾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僕道途，飄溺江川，僅有達者。”

**一旦決定遷徙北上，那麼江南的田地、房地產市場就要崩盤，這百萬人便要面臨不動產無法變現的困境，數十年積累的家業要化為烏有。**這是涉及社會經濟和國民治安的大事，更威脅着東晉政權的穩定。

而且遷徙河南的路途遙遠，交通工具的儲備不足，道路不夠完善，那麼遷徙路上必定有大量人口死亡。

這到底是為國為民，還是傷天害理呢？

孫綽不講北伐的宏大敍事，只談百萬人口的現實利益，直接激起朝野的同情心，導致桓温的遷都計劃失去操作的可能。

從這件事也能看出來，遷徙到江南的流民和門閥世族改變了地域屬性，形成“南方人保護南方利益”的共識，並隨着時間的推移產生了強大的歷史慣性，他們不願意為了陌生的北方，犧牲現在的美好生活。

這就是北伐難的第三個原因。

其實很多時候，一些重大問題看起來是朝廷的決策，實際上是朝野形成的共識推動的，而這些共識，就是百萬人真正的精神訴求和利益所在。

畢竟，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

4

以上三個歷史故事，折射出三個北伐難的原因，歷次北伐失敗，基本都可以用這三個原因來解釋。

東晉和宋齊梁陳是三個原因全佔。

在江南沒有全部開發之前，南朝的經濟、人口根本沒法和北朝相比，再加上軍隊戰鬥力的差距、舊的利益集團盤根錯節、遷徙江南的人口形成“南方人”的共識，導致南朝有轟轟烈烈的桓温北伐和劉裕北伐，但不能鞏固勝利果實。

南宋是佔了兩條半。

那時江南已經開發成熟，南宋有發達的生產力，但自從岳飛死後，南宋軍隊的戰鬥力就直線下滑，尤其是步兵，根本不能和金、元的騎兵抗衡。

而在北宋時期，江南就形成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風波亭事件以後，他們和定居江南數十年的流民，為了避免出軍費以及向窮困的北方轉移支付，便成為北伐的巨大阻力。

南明則是佔了一條半——江南新兵的戰鬥力，不如北方邊軍和八旗，萬曆年間開始的黨爭內鬥，和江南的各方勢力結合在一起，出現“內鬥大於抗敵”的局面。

原本軍隊戰鬥力就差，還不能形成合力，那就等着滅亡吧。

中國歷史上能成功的北伐只有兩次。

一次是以江南為基本盤的朱元璋，憑藉巨大的經濟優勢和人口優勢，拉起數十萬兵馬，而且元朝在江南建了大量的牧場，這就給朱元璋組建騎兵提供了基礎，抹平南北軍隊的差異。

而且朱元璋是明朝的開國皇帝，帶領淮西豪傑們創建的政權朝氣蓬勃，可以全方位壓制江南的既得利益集團和地主們，這才能把江南的錢糧物資集中起來，打着“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旗號，向軍閥混戰不能形成合力的的元朝復仇。

另一次就是以兩廣為基本盤的國民政府。

國民黨用蘇聯送來的武器裝備國民革命軍，用蘇聯給的盧布充實國民政府的財政，再加上革命思想和共產黨的基層動員，最終通過兩次北伐，徹底打垮暮氣沉沉且一盤散沙的北洋政府，在名義上統一中國。

可以發現，這兩次成功的北伐也是有共通性的，那就是新生政權集中了全部資源，用沒有代差的武器裝備，擊敗了混亂的北方政權。

這三個條件缺了任何一個，北伐都不可能成功。

不過考慮到中國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建都南方的政權往往是北方政權的二次創業，所以南朝、南宋、南明的“北伐難”才是歷史主流，朱元璋和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可以説是歷史的偶然，不能視為常態。

點擊「温伯陵的煙火人間」閲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