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分量極重的“中央31條”，果斷打破一個所謂的“禁區”｜文化縱橫_風聞

華 生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校長

【導讀】202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正式發佈，提出31條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政策（以下簡稱“31條意見”），引發積極而強烈的社會反響。有論者指出，民營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主體，為什麼一直需要打氣加油？民營經濟在今日面臨何種壓力與困難？

**經濟學家華生認為，**發展民營經濟，必須釐清四大問題：**第一，允許和發展民營經濟，是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權宜之計？**第二，什麼是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和政治基礎？第三，怎麼科學地概括社會主義的多種所有制和多種經濟成份？**第四，經濟領域問題能不能廣開言路、自由討論，討論要不要設“禁區”，能不能解放思想？**華生也指出實踐中長期存在的出身歧視、地位歧視、安全歧視、扭曲的所有制反向歧視等四個問題，這些都與民營經濟的發展處境密切關聯。他認為，“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立”，或許可以成為助推民營經濟發展、推動改革開放再出發的有力抓手。

從最新出台的“31條意見”看，不僅上述問題得到了回答，而且還有更多、更為切實的政策設計。**其中還特別強調，**鼓勵民營企業家積極主動與各級黨委和政府及部門溝通交流，講真話、説實情、建諍言，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輿論環境，持續培育關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社會氛圍。

**本文是2018年華生在武漢大學改革開放新徵程論壇上所作的“以所有制中立啓動改革開放再出發”的演講。**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參考。

以所有制中立啓動改革開放再出發

——在2018年10月27日武漢大學

改革開放新徵程論壇上的演講稿

最近（編者注：2018年秋），幾家權威政府機構的負責人、發言人密集提出了“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立”的口號。從直接原因看，似乎是回應國際上把中國的國企打入另冊的歧視。其實“競爭中性”過去中國很早就提出過，而且應當説“中性”“中立”與我們黨和政府文件中一直強調的對不同所有制企業“平等對待”、“一視同仁”，是完全一致的。儘管如此，不能不説這兩個提法出來後還是讓很多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那麼，**為什麼黨和政府的文件一再闡述，民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卻始終被認為是個問題，以至需要不斷喊話來穩定人心呢？**我覺得這恐怕主要是因為迄今為止在所有制問題上，我們還有一些重要的理論和政策問題沒有回答，實際做法上與“競爭中性”“所有制中立”還有較大距離。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將這些口號作為應對外界壓力的策略手段，而是應當用開放倒逼改革，以改革擴大開放。副總理直至總書記都出來講話，再次高度肯定民營企業的地位、貢獻和作用，應當説，中央對這個問題重視的程度已經難以復加。現在的問題是要落實和聚焦到實處。就我的觀察來看，有以下幾大理論和實際政策問題，如果能真正解決落實好，人們的預期就能穩定，民營經濟的繁榮發展，乃至公有經濟的活力煥發都指日可待。中國企業走出國門和走向世界也會更少阻力和更有底氣。

**▍**首先是四大理論問題

（一）允許和發展民營經濟是否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權宜之計？

過去講私有經濟存在的原因，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主要依據是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還比較低。這樣就難免給人以權宜之計的印象。似乎生產力發展了，到了社會主義中級、高級階段了，私有經濟就可以消滅了。其實，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社會主義本身並無階段，它本來就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中國改革開放40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實踐是對原有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模式的根本突破。隨着改革開放的推進和我們認識的深化，民營包括私有經濟也從社會主義的有益補充，組成部分到成為基本經濟制度。**因此，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現在有必要與時俱進，進一步明確各種所有制的平等地位和平等保護，明確多種所有制不是某個階段上的權宜之計，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所有制基礎，與社會主義社會共始終，與政黨與國家共始終。

（二）什麼是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和政治基礎？

過去多位黨的領導人強調了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經濟基礎，也是共產黨執政的重要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這當然是正確的。但這並不是意味着非公經濟就是異己的力量，就不是我們的基礎。在9月份私有經濟似乎四面楚歌時，我寫過一個內部智庫報告，題目是“所有制理論的重大創新正當其時”，其中強調**如果我們現在真去限制消滅非公包括私有經濟，把國有經濟無限擴大，不會增強相反會從根本上動搖我們國家的經濟基礎和黨的執政基礎。**因此，今天我們需要強調非公經濟也是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執政的重要基礎。

實際上，究竟**誰能成為基礎，還是要看三個有利於，即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發展，有利於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整體實力。**長期虧損要靠不斷輸血的殭屍企業，違法違規危害社會和環境的投機企業，無論什麼所有制，都不會是社會主義的基礎。從歷史上看，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勝利建立政權時，還幾乎沒有國有經濟，靠幾億個體小農的支持就成功了。反之，蘇聯解體時，幾乎全都是國有和集體經濟，還有位於世界上最強大之列的軍隊和警察，但一夜之間就土崩瓦解，表面上雄厚的經濟基礎、政治基礎立即蕩然無存。因此，**黨真正的執政基礎還是人心向背，是人民的支持。**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三）怎樣科學概括社會主義的多種所有制和多種經濟成份？

在計劃經濟時代，全民所有制企業被稱為國營企業，地方企業叫地方國營，也有少部分地方經營的集體企業，這反映了當時政府所有並經營企業的情況。改革開放以後，隨着為企業鬆綁和政企分開的要求，國營企業逐漸被改稱為國有企業，並一直沿用至今。至於其他所有制經濟成份，最初是隻有個體工商户。後來允許僱工後又叫私有經濟企業。90年代允許和發展民間發起的各類有限責任公司後，長時間內統稱非公經濟或非公企業。近年來似乎是因為非公的説法多少有點異己之意，又採用民間説法，更多使用民營經濟或民營企業的稱謂。

現在的問題是，**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並非科學對稱的名稱和分類。前者是按所有制分類，後者是按經營分類。**其實現在一般所説的國有企業，私人和外資參股的情況很普遍。而所謂民營企業，國家參股的也不少。故這個分類既不嚴謹也不科學。從全球化的國際視角看，發達國家的國企通常就是國家全資所有並直接經營的企業，許多國家還為這類企業專門立法管理。除此以外其他所有在市場上運行的企業，無論其所有制成份如何，統稱Private economy 或者Private firm,基本等同於我們民營企業的稱謂，不表明其所有者成分，只是表明這是民間運營的、與政府無隸屬關係的經濟或企業。只有我們國內仍然把所有制和股東已經多元化的企業，仍然稱為國企，仍然按國企的一套制度管理，這也是我們的這些企業在國際上遭到誤解，並被認為是隸屬於政府的非市場化企業受到排擠打壓的重要原因。

實際上，將股權多元化的企業，按控股股東、很多時候只是按單一最大股東的所有制屬性來定義企業性質，將大股東屬性延伸到企業，按照管理國有大股東的制度和辦法管理多元股份制企業，忽略了其他股東的平等權利，違反了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立的原則。誰是老大誰説了算，那是資本主義古典企業主企業的做法，已經不符合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在現代企業制度下，不是誰的股份多一點，企業就由誰説了算，誰就可以把自己的朋友家人、自己的家法搬進企業，而通常是由股東們共同委託的經營者主導、所有者監督。**因而多元混合所有制企業成為市場經濟中的主導企業形式，可以兼容不同所有制成份共同發展。

**按照計劃經濟下的國營企業管理辦法來管理有國有資本參與的混合所有制企業，既容易搞死國有持大股的企業，又人為劃線和分割了不同成份的混合所有制企業，讓具有不同所有制成份大股東的混合所有制企業成為楚漢分明的對立物。**這既不利於國有資本、也不利於多種所有制成份的發展，不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須知馬克思主義主張公有制的初衷是為了公平分配從而人的自由解放，而不是為了控制。

因此，建議對真正國家需要的國有全資企業，恢復國營企業的稱謂，專門立法管理。對於所有多元股份的混合所有制企業，統稱混合所有制企業，割斷與政府的行政關聯，按市場化原則，由國資委通過管資本為主的原則以出資人身份進行管理監督。

（四）經濟領域問題的討論是否要設禁區？能否解放思想？

現在許多行業和企業的經營受外部環境和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很大。**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轉向、搖擺或失誤往往決定大批企業的生死存亡。**現在企業家對宏觀環境和政策的關注度極高。由於他們身處市場經濟最前沿，信息最靈，體驗最深。各界的專家學者由於接觸面廣、較少條條框框的束縛，也有很多真知灼見。因此，在經濟問題上廣開言路、聽取各種意見，允許民間各種不同意見的討論爭論，有益無害，或者至少是利大於弊。

我們建國以來歷史上犯的大的經濟錯誤，如大躍進那樣慘痛的教訓，就是因為把經濟問題政治化，造成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重大損失。**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面對不同階段上的複雜局面和重重挑戰，一直避免了犯全局性的錯誤，有時有了錯誤的苗頭或傾向也能及時糾正，就是因為在經濟領域的討論無禁區，允許不同意見包括尖鋭的批評意見。**鄧小平同志在政治問題上從來旗幟鮮明，但他明確表示把經濟領域的問題政治化，就是左。習近平總書記也説過，**對於善意的意見和批評，不論是和風細雨的還是忠言逆耳的，都要歡迎。**現在確有一些企業家和財經精英因為對經濟問題、經濟政策有看法、有意見，又感到自己無能為力，不能用嘴説話，就用腳跑路。因此，在經濟問題上劃框框、定調子，搞出一堆敏感詞，這個不準討論，那個不準批評，是缺乏自信的表現，結果只會是閉目塞聽，害了我們自己。

**▍**除了這些理論問題之外，還有四大實踐和政策問題上的所有制歧視

（一）出身歧視

在中國，誰是政府的企業，誰是民間的企業，一聽一看名稱就知道。如中國移動、中國石油這樣的企業，其名稱上獨一無二的壟斷者身份，不問也是中央政府的央企，到國際市場上其身份也是不打自招。地方政府的企業也是如此。民間的企業就不同了，工商註冊首先不能冠以中國，在地方名稱後先得有與別人不同的企業名，然後是行業屬性等等。行業准入也是如此，依所有制劃線、大股東劃線准入的領域比比皆是。近年來開始給民營企業中的巨無霸開了口子，可以經專門批准進入特許牌照經營的領域，但結果不過是給民間幸運的大寡頭們錦上添花，與不同所有制的平等對待還遠不是一碼事。

（二）地位歧視

國有企業的領導通常是與同級政府各主要管理機構同等或相近級別，出席和列席黨和政府的各種重要會議，閲讀同級別政府官員的文件，相互之間的職位調動也很普遍，交流和解決問題自然容易。國有企業的重大問題也都會由相關級別黨政會議去研究，並部署協調解決。民企當然不會有這樣的自己人待遇。參加的會也是歸統戰那條線。這樣當然也就很難做到政企分開和競爭中性。

（三）安全歧視

民營企業家最關心的是安全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人身安全比財產安全更重要。因為經常是人身安全出了問題，財產安全不是沒有意義，就是很快也喪失殆盡。國有企業領導出了問題會被立案審查，但好賴知道人在哪裏。民營企業老闆則是常常失聯，誰也不知道人去了哪裏。我幾年前在一次領導召集的會議上就提出過，朗朗乾坤，天下太平，怎麼媒體上天天報道人失聯了呢？這不是人為製造緊張空氣嗎？有問題會失聯，沒什麼問題也會被約談恐嚇羞辱。因此，我們法治建設如何推進，如何公平合規執法，顯然任重道遠，還需要下大力氣。

（四）扭曲的所有制反向歧視

所有制不中立和歧視不僅是對民企，反過來對國企、特別是對國有股為大股東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一樣存在，在很多場合下甚至也更加嚴重。現在國有控股或佔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完全按國有企業管理。這類企業的領導任命、薪水報酬、機構設置、任務負擔必須完全聽命於政府。結果企業的大量時間不是用於市場經營，而是用於無窮無盡的檢查、學習、開會，優秀的人才很難留住。企業領導人的眼睛主要也不是盯着市場，而是盯着決定其烏紗帽的政府。各種與企業經營無關的繩索和負擔使企業市場化經營步履維艱。如果不依賴國家給予的壟斷資源和優勢地位，在市場中很難競爭、存活。這既是對這類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企業其他股東權益的歧視，實際上也人為地大大貶損了混合所有制企業的活力和生命力。因此，為國有參股、持大股或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鬆綁，割斷行政干預，消除所有制反向歧視，既是這類企業參加市場、特別是國際市場公平競爭的需要，也是發展、壯大國有資本、搞活國有經濟成份的必由之路。

綜上所述，**競爭中性、所有制中立可以成為改革開放再出發的抓手。**這一條做到位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中國企業在全球化市場中的競爭地位，就都有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只有這樣，改革和開放才會相得益彰，可以真正做到用更大的改革開放去回應外部的壓力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