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丨集束炸彈與自由主義的現實侷限_風聞

2019年10月4日，加州洛杉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前副總統喬拜登在服務業僱員國際工會（SEIU）的一個峯會活動中發表演説時停下來思考。圖源：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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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束炸彈與自由主義的現實侷限

史蒂芬·沃爾特（Stephen M. Walt）

拜登政府向烏克蘭供應集束彈藥的爭議性決定，生動説明了自由主義作為外交政策指南的侷限性。政府的花言巧語頌揚了民主國家相較於獨裁國家的優越性，強調了它對“基於規則的秩序”的承諾，並堅定認為它是嚴肅對待人權的。

但假如這是嚴肅的，它就不會向烏克蘭運送對平民構成嚴重風險的武器了，而且過去它曾嚴厲批評這一類武器在烏克蘭的使用。但正如它在其他突出問題(例如，與沙特阿拉伯的關係，以色列擴大壓迫其巴勒斯坦臣民，或對開放的世界經濟的承諾)上有過的那樣，這些自由主義信念一旦變得不方便，就會被拋棄。這樣的表現不應令我們驚訝: 當國家陷入困境，擔心它們可能遭受挫折時，它們就會拋棄原則，做它們認為能贏的事情。

自由主義始於宣稱所有人都擁有某些自然權利，這些權利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應受到侵犯。為維護這些權利，同時捍衞我們不受他人傷害，自由派認為：政府理當對它們的公民負責(通常通過自由、公平和定期的選舉) ; 受法治的約束; 公民理當如他們所願，自由地發言、敬拜和思考，只要行使這些權利沒有傷害到他人。請留意: 我和任何人一樣喜歡這些原則，我很高興我生活在一個這些原則(絕大多數情況下)未受觸動的國家。

對自由派來説，唯一正當的政府是那些贊同這些原則的政府，儘管沒有哪個政府做得極其完美。因此，當他們轉向外交政策時，自由派就傾向於將世界劃分為好國家(那些擁有基於自由主義原則的正當秩序的國家)和壞國家(差不多就是所有其他國家) ，並認為後者要為世界上的絕大部分麻煩負責。他們認為，假如每個國家都是成熟完備的自由民主國家，利益衝突就會變得微不足道，戰爭的禍害就會消失殆盡。自由派還相當重視規範和制度的重要性，並經常指責非自由國家麻木不仁，違反規範和制度。規範和制度構成那些自詡的基於規則的秩序的基礎。

這樣看待國際事務無疑是令人動心的。自由主義沒有把國家間關係看作是對權力和地位的無情爭奪，而是提供了一個向前邁進、道德清晰的誘人願景和積極行動綱領。它准許美國人(以及他們最親密的盟友)告訴他們自身，對他們有利的事情也會對其他每個人有利。只要繼續壯大自由秩序，最終的永久和平就將出現在一個愈發繁榮和公正的世界中。此外，有其他選擇嗎？真有人想為任意行使權力、打壓自由，或強大的行為者可以為所欲為的説法辯護嗎？

不幸的是，這一自由主義立場至少存在兩個嚴重缺陷。 

首要問題在於自由主義的普遍性自命不凡。因為自由主義國家賴以建立的基礎是，每個地方的每個人都擁有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所以自由主義國家往往樂於替天行道，將外交政策視為正義與邪惡之間非此即彼的鬥爭。小布什在他的第二次就職演説中宣告了這一主張，當時他聲稱，美國外交政策的最終目標是“結束我們這個世界的暴政”。為什麼這是必不可少的？因為“自由在我們的土地上的生存越來越取決於自由在其他土地上的成功”。但假如付諸實施，這一政策將註定與具有不同傳統、價值觀和政治體制的國家發生無休止的衝突。這些信念還可能鼓勵一種危險的過度自信: 假如一個人站在天使一邊戰鬥，並追隨歷史的潮流，他就很容易認為勝利不可避免，而且不會難以實現。

此外，假如世界政治是善與惡之間的摩尼教式衝突，而人類的未來懸而未決，那麼關於你必須樂意戰鬥的地點，就不存在限制了，你在行動時也沒有理由要加以剋制。正如參議員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在1964年競選總統失敗時所論: “捍衞自由過程中的極端主義不是罪惡。……追求正義過程中的節制不是美德。”今天，在烏克蘭聲量最大的自由派和新保守派捍衞者的過激言辭中也存在同樣的心態，他們會迅速攻擊任何對烏克蘭衝突持不同看法的人，視他們為綏靖派、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衞士，甚至更糟。

次要問題在於這些自由主義信念經歷考驗時所展示的脆弱性，如總統喬·拜登向烏克蘭提供集束彈藥的決定所表明的那樣。假如(邪惡的)敵人終究比預期的更有韌性，而且勝利沒有很快到來，那麼自封的自由派將開始接納他們在更美妙的光景下可能會迴避的政策或夥伴。小布什或許頌揚了自由的美德，但他的政府也虐待過囚犯。正如前鋒組織（Forward ）報告的那樣，最近的一個例子是，2023年6月，亞速營的代表訪問了斯坦福大學。亞速營是一個烏克蘭民兵組織，其納粹和白人至上主義的過往歷史已被充分記錄在案。普京聲稱烏克蘭必須去納粹化，這是誇大其詞，但邁克爾·麥克福爾(Michael McFaul)或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這樣直言不諱的自由派人士樂意歡迎亞速營代表前往斯坦福，也展示出一種令人側目的道德靈活性。（前鋒，是美國一家獨立的非盈利猶太人媒體組織，成立於1897年，初期倡導貿易工聯主義和温和民主社會主義。邁克爾·麥克福爾，生於1963年，曾在2012 至2014年擔任美國駐俄羅斯大使，目前任教於斯坦福大學政治學系。弗朗西斯·福山，任教於斯坦福大學。——譯註）

當然，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而且有時為達到更重大的目標，必須犧牲道德信念。例如，美國與斯大林主義的俄國結盟以擊敗納粹德國，而且這種道德上的權宜之計是普遍存在的。正如亞歷山大·唐斯(Alexander Downes)在其有關戰爭中針對平民傷害的詳盡研究所表明的那樣，民主國家往往與威權國家一樣，簡直就是樂意殺害平民，而且是故意這樣做的。第二次布爾戰爭（Second Boer War）期間，英國發動了殘酷的平叛戰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盟軍的封鎖使德國平民捱餓;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和英國故意轟炸了平民目標(包括對日本使用兩枚原子彈)。後來，美國在越南戰爭期間向越南投下近600萬噸炸彈(這大約是二戰期間美國向德國和日本投放炸彈數量的三倍) ，其中包括對越南城市的蓄意襲擊。其“以實施制裁為樂事”（sanctions-happy）的外交政策還傷害到敍利亞、伊朗和其他地方的平民。當自由主義國家(或其盟友)犯下戰爭罪或暴行時，它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掩蓋罪行，否認責任。（第二次布爾戰爭，是1899 年至1902年，發生在英帝國與南非的兩個布爾人共和國之間爭奪帝國影響力的戰爭。亞歷山大·唐斯，任教於喬治華盛頓大學。——譯註）

當然，對現實主義者來説，這種行為並不令人意外。他們強調，世界政治中中央權威的缺乏迫使各國擔心自己的安全，有時還會導致它們對其他國家採取咄咄逼人的行動，因為它們自己確信，這樣做會令自身更安全。這一人們熟悉的趨勢並不能證明採取咄咄逼人的行動是正確的，也不能為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有時的過分行為都找到藉口，但它確實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好的”自由主義國家和“壞的”獨裁國家之間的區別，並不像自由派所堅稱的那樣清楚明確。

事實上，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用來説明，相較於那些所謂冷血無情、缺乏道德的現實主義者，善意的自由派替天行道人士要為多得多的麻煩負責。正如邁克爾·德施(Michael Desch)所論，對世界政治採取一種廣泛的現實主義態度，會造就一個更理智、更和平的世界，這恰恰是因為這種態度拒絕普遍的替天行道，並承認其他社會有價值觀，而那些社會想要維護它們的價值觀，並不亞於我們或許想傳播我們自己的價值觀。（邁克爾·德施，任教於美國聖母大學政治學系。——譯註）

出於這一原因，現實主義強調，當力量均衡發生轉移時，必須將其他國家的利益納入考量，並進行謹慎的外交調整。這一進路原本可以幫助美國避免單極時代的一些適得其反的過度行為，那些錯誤造成了相當大的痛苦，並玷污了美國在許多地方的形象。

（作者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關係學教授。本文原題“Cluster Bombs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Liberalism”，由《外交政策》雜誌網站發佈於2023年7月19日。譯者聽橋，對原文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