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滅明，蒙古滅宋，跟秦滅六國類似嗎？是進步還是倒退？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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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長臉：

這位北大的王珊博士認為“秦滅六國是野蠻征服了文明”，邏輯在於白起坑殺趙軍降卒，有違當時禮教習俗，因此秦軍乃至秦制是野蠻的產物，國家成為以勝利為目的的戰爭機器，以突破下限的方式攻滅六國，是野蠻征服文明的過程。

這樣的論理邏輯存在偷換概念的情況。國際法學界一般區分jus ad bellum和jus in bello這兩個概念，前者指發動戰爭的合法性，後者指戰爭中行為的合法性。二者是有着很明顯的不同的。白起坑殺降卒，屬於戰爭中的不法罪行，在當時也是廣泛受到譴責的，他本人甚至也認同殺降行為的不祥，在自盡時表示：“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為自己的戰爭罪行付出了代價。

但是這並不影響秦發起統一戰爭的歷史合法性，更不用説拿來攻訐發起戰爭的國家制度的文明與否。相反，正是商鞅變法後的制度先進性才使得秦國國力大增，最終結束了周朝衰落之後，諸侯互相侵攻的不義之戰。到了承襲秦制的漢朝，漢宣帝對於太子（元帝）不喜刑獄、偏好儒生進行了批評，主張：“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住德教，用周政乎！”這也表明了凝聚法家思想的秦製得到了後繼者的認可，併成為此後千餘年中國製度的濫觴。

説到這裏，王珊博士的論調是不是有了一些熟悉感？日本人就是以這種方式來解構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性，冒充戰爭受害者並改寫歷史的。按照王博士的邏輯，美國人對日本城市進行大規模戰略轟炸，並且使用原子彈的時候，各國也沒有預見到對於平民目標進行大規模無差別攻擊的戰爭手段，這是否也代表了老熟人李梅和杜魯門總統突破了道德的下限，因此反法西斯戰爭也是野蠻戰勝文明，甚至美國也是一台被求勝利所裹挾的戰爭機器呢？（後者似乎是個事實）這就是一個經典的jus in bello否定jus ad bellum的反戰敗論調。

更深遠來講，王博士以及她背後的知鴉，又何嘗不是在進行認知作戰呢？冷戰中里根與赫魯曉夫的廚房論戰，核心論調就是生產力代表制度先進性，生產力的蓬勃發展就是文明，蘇聯生產力不強，因此不文明。但是在中國國力蓬勃發展的今天，這種冷戰腔調倒是容易反過來打美國人一槍。這也是美國精英們一直極為焦慮的根源。而要打破這一困境，重新調整口徑就是必然，那就是生產力不代表文明，文明是一種道德，不遵守道德就是生產力再強也是野蠻，而野蠻戰勝文明也是勝之不武的。

看到這裏，相比各位就對王珊博士和她背後的知鴉想要推進的議題有所瞭解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傅正：

講到白起，我歪個樓，秦國戰略有過一個重要的變化：

秦惠文王至昭襄王中期，秦軍尚且“取其地而出其人”，從昭襄王晚期開始，轉而“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戰國策·秦三》）。

不要小看這個變化，它反映了重大的時代變革。春秋時期的著名戰例，往往一天之內分出勝負，也不以大量殺傷敵方有生力量為目標。

但以長平之戰為典型，戰國中後期的戰爭不僅曠日持久，更以消滅敵方有生力量為重心。這個變化的原因是領土國家的出現。

春秋時的“國”尚且是“點”，而不是“面”，只是相對於“野”而言的存在。一國之強弱，與領土、人口之關係並不顯著。

戰國時則不然，商鞅廢井田，開阡陌，確立縣制，“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史記商君列傳），國野之別全然消滅。領土國家的出現，一則建立了垂直化的行政體系，再則使人口多寡成為國家實力的重要標誌。不理解這個變革，就無法理解白起何以不放過趙國降卒。

長平之戰，秦軍幾十萬人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大迂迴，大縱深，大包圍，大殲滅戰，所有這些足以體現出了秦軍高度的組織化和專業化。沒有深刻的社會變革，根本做不到這點。

我認為歷史學者不能只看到白起的殘酷，而忽略了背後的時代變革。這也是我不滿意辛神漢武帝研究的重要原因，漢武徵匈奴確實不仁慈，但不能因此忽略匈奴戰爭對於漢代財政汲取能力的變革作用。僅以這類抽象道德為尺度，我們也無法理解歐洲現代國家的產生。

當年王船山尚且評價秦始皇“秦以私天下之心，而能罷侯置守”“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我們今天的歷史學者不能還達不到古之前賢的高度。

@來去之間：

好奇，清滅明，蒙古滅宋，在主流學界看來跟秦滅六國類似麼？是進步還是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