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版的“新棚改”_風聞

7月21日，《關於在超大特大城市積極穩步推進城中村改造的指導意見》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審議通過。

會議指出，在超大特大城市積極穩步實施城中村改造是改善民生、擴大內需、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一項重要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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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遼寧大地煥然一新，為響應省委號召，省政府發佈了遼政辦發[2005]16號文件，即《全省城市集中連片棚户區改造實施方案》，開啓了全國棚户區改造的遼寧試點。

兩年的時間，遼寧改造了1212萬平棚户區，建設了1931萬平回遷樓，改善了120萬户居民的住房條件，遠超“16號文件”中説的，“用兩到三年時間完成806萬平方米的棚户區改造”的目標。

起草文件的人當時並不知道，這份文件將深遠影響中國之後十餘年的經濟路線，重新定義十億中國人的財富。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全球需求斷崖下滑，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不得不繼1998年之後，再一次祭出房地產夜壺，開啓了大規模“保障性安居工程”。

安居工程是個政策筐，如何排列組合，以誰為主，都是要經過充分討論，最終各方博弈出來的結果。

就像1998年3月，時任國務院總理在“兩會新聞發佈會”上宣佈，福利分房的時代終結，中國開啓貨幣化、商品化的住房政策，讓人民羣眾自己買房子。

但實際上，對於商品房如何搞，上海已經搶跑“內測”了七年，正好97東南亞金融風暴爆發，倒逼出了這個“最有效的解決方案”。

同樣，應對全球危機，中美歐之間既要相互博弈，但博弈結束後，也要相互配合，大家輪流去抗。

2008年美國先爆次貸危機，美國印錢刺激，2010年歐洲隨後爆歐債危機，歐洲印錢刺激，2014年中國爆房地產庫存危機，隨後中國印錢刺激。

三個經濟體錯位爆發危機，避開了全球的共振。

只不過，無法對外輸出危機的中國，想要跟着歐美印錢，就只能想辦法為超發人民幣找到回籠的工具。

而這一輪殺入決賽的兩個方案，分別來自遼寧與上海。

2011年，國務院下發了國辦發[2011]45號文件，其中第二條第三款明確要求，“加快實施各類棚户區改造，改造資金由政府適當補助，住户合理負擔。”

同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印發《上海市開展對部分個人住房徵收房產税試點的暫行辦法》，也在遼寧棚改方案之外，另搞出一套上海房產税的辦法。

兩套方案各有利弊，也各有擁躉。

最終，錘子在2013年落下，在新一屆國務院的常務會議上，來自遼寧的新總理強調了棚户區改造的重要性，要求調整優化投資安排，壓縮一般性投資，集中資金重點用在棚户區改造這個“刀刃”上。

甚至還在兩會報告中立下軍令狀，“要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户區和城中村”。

由此，新一輪棚改的正式全面啓動。

隨後，時任遼寧省長陳政高，這位打響棚改第一槍的悍將，奉調入京執掌住建部，把遼寧的棚改經驗進行全國範圍的推廣。

在國家隊有央行配合國開行的貨幣化棚改PSL，地方P2P和各種金融交易所的支持下，中國迎來了有史以來最強的一波房地產的高歌猛進。

中國也憑藉着房地產透支的税金，推動了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將西方的產業鏈和技術大規模的引入，讓我們迎來了持續多年的高速發展。

歷史不會簡單的重複，但是會踩着相似的韻腳。

21-22年美國印錢救市，22-23年歐洲印錢救烏，23-24中國也該出手救經濟了。

過去幾年，上海一直熱衷於城中村的改造，搞上海模式，而近期，北京突然開啓了平急兩用的大規模試點，搞了套北京模板。

隨着問題開始暴露，“最有效的解決方案”也將繞過阻撓，迅速出台。

或是上海的拆城中村，或是北京的平急兩用，或者兩者一起。

前者重市中心，魔聚全資源，偏重市場化融資，後者重市郊，畫圈攤大餅，主要靠財政掏錢，都有着各自的地域特色。

上海方案的拆城中村需要大規模的募資和金融槓桿，所以馬伕人又變回了小甜甜。北京方案的平急兩用需要央企和金融機構牽頭，所以雄安最近露臉也比較多。

參考2014，關注京滬的人事動作，大概就能判斷出啓動的時間。

而兩者都有一個共同點，跟以往都完全不一樣，那就是這一輪大規模基建的範圍很小，只侷限在全國那十來個超大特大城市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