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司法政治化愈演愈烈_風聞

來源：光明日報

-2023-

07/24

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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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短短兩天時間內，接連作出三項重大裁決，在輿論界引發了一場風暴。這三個案子所涉及的，都是當前美國兩黨鬥爭最為激烈、民意最為分裂的領域，而其結果無一例外，在6名保守派大法官的通力合作下，以三次6比3的表決作出了有利於保守派共和黨的裁決。一時間，美國司法體系不斷加劇的政治化傾向再一次引發了各界人士的批評，法律是否還能夠代表美國人民意志和切實利益的問題也成為輿論焦點。

三項裁決，三次右轉

6月29日，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在高校錄取中系統性考慮種族因素的做法違憲，高校在招生過程中務必將學生的個人經歷而非膚色作為關鍵考量因素。這項裁決推翻了此前奉行的基於《平權法案》的政策，該政策旨在推動校園中的種族多元化，並一定程度上補償在美國漫長的種族歧視過程中受到迫害的少數羣體。外界普遍認為，非裔和拉美裔學生在美國高校中的比例將被壓縮。

美國最高法院的第二項裁決同樣涉及教育領域。最高法院以“違反重大問題原則”為由，裁定美國總統拜登提出的學生貸款減免計劃違法，導致關乎4300億美元和4000萬美國借款人的免債計劃正式宣告破產。其實早在競選總統期間，拜登便承諾要減免學生貸款來爭取大學生羣體的選票。2022年他正式宣佈了該計劃，主要內容是個人年收入低於12.5萬美元或家庭年收入低於25萬美元的學生，可以在申請後獲得1萬美元的聯邦貸款減免。然而，該計劃在國會共和黨人的阻力下未能通過，拜登不得不以總統行政權強制推行。現如今最高法院的判決意味着拜登以行政命令實施該政策的努力也以失敗告終。拜登本人直接表示“當前的最高法院不是一個正常的法院”。

就在第二項判決出爐的同日，美國最高法院就反對性少數羣體一案也給出了裁決結果。在這一案件中，最高法院以“言論自由”為依據，支持了科羅拉多州網頁設計師洛麗·史密斯對本州的起訴。史密斯認為，科羅拉多州通過的反歧視法律將使自己在未來出現被迫創建同性婚姻網絡的可能性。毫無疑問，這是繼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後，美國右翼保守派在分裂的美國價值觀戰場上的又一次勝利。

美國最高法院已是政治的附庸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是美國司法系統最終上訴法院，是美國憲法的最終解釋者，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由總統提名，享有終身任期。由於近年來總統在提名大法官時只青睞跟自己政見一致的人選，最高法院的運行模式從頭到尾都帶有鮮明的政治烙印。對於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而言，誰能控制多數的大法官，誰就能利用美國憲法與法制作為武器攻擊其對手。

目前，聯邦最高法院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和3名自由派大法官，這一格局是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一手締造的。2016年2月，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在民主黨任期內去世，時任總統奧巴馬試圖推舉自由派法官接替斯卡利亞，但當時共和黨人以正在舉行大選為由拒絕立即舉行聽證會，最終特朗普於2017年勝選後提名了49歲的保守派法官戈薩奇出任該職位。在此後的2018年和2020年，又先後出現大法官離世的情況，特朗普抓住機會任命了卡瓦諾和巴雷特兩位保守派法官。至此，保守派幾乎徹底“掌控”了聯邦最高法院。

據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還與政治獻金脱不開干係。知情人士透露，曾有神秘捐贈者向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政治團體一次性捐贈了16億美元，成為美國歷史上已知的最大一筆秘密政治獻金。然而這筆鉅款的捐贈過程卻異常神秘，是通過“一系列不尋常的交易”成功避税後完成的，最終流向了由倫納德·利奧領導的“聯邦黨人學會”。該學會40年來專注於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目前共和黨任命的6名保守派法官都與該學會有關聯，其領導人正是特朗普任期內的司法顧問。據報道，特朗普在擔任美國總統期間，曾多次與倫納德討論大法官人選。

新任法官上任後，不僅弱化了對政治捐款的監管，使得保守派進一步通過各種渠道募集政治獻金，而且在案件審理上被指責不顧是非曲直，只以政治立場作為唯一標準進行裁決。6名保守派大法官之一的克拉倫斯·托馬斯曾對媒體直言：“自由派讓我的生活痛苦了43年，現如今（保守派佔多數），我也要讓他們痛苦43年。”

司法體系政治化加速美國走向混亂

美國正面臨着建國兩百多年來最為嚴重的兩極分化，美國社會在種族、教育、控槍、婦女權益等各種問題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這種分歧原本可以通過公正的立法來消弭，但對於美國來説，不斷加劇的司法體系政治化使這種可能性化為泡影。如果説日前美國司法機構在種族、教育問題上的決定只是引發了爭議，那麼在控槍和婦女權益問題上的裁定則是徹底點燃了美國人民憤怒的“導火索”。

槍支暴力問題是困擾美國多年的社會性問題。據美國槍支暴力檔案網站數據，截至7月22日，今年美國各類涉槍事件已造成超過2.4萬人死亡，2.1萬多人受傷。可以説，美國是世界上槍支暴力問題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然而面對如此緊迫的治安問題，美國政府在控槍方面卻遲遲不採取行動，原因之一可歸咎於司法體系的政治化。作為反控槍集團的“幕後黑手”，美國全國步槍協會通過大量的政治獻金，不斷遊説政客，阻礙控槍立法。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該協會在公開渠道就給予特朗普3000萬美元的捐款。特朗普上台後，坐擁右翼國會勢力和6名保守派大法官，駕駛着立法和司法兩大“民主馬車”，成功將“控槍法案”拖入死衚衕。在這場政治交易中，政客和資本實現了雙贏，代價則是平民的鮮血。

不僅如此，美國司法機構在婦女權益問題上的立場更是令世界震驚。2022年6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宣佈推翻“羅訴韋德案”，美國女性墮胎權從此不再受到美國憲法的保護。受此影響，多達十幾個州頒佈了極其嚴格的墮胎禁令。這一決定使得2200萬女性無法在本州獲得墮胎途徑。就在世人痛斥這一決定是“文明的倒退”時，特朗普卻高調為其操控下的保守派大法官背書，他稱最高法院的這一裁決是“一代人中最偉大的生命勝利”。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專家威廉·高爾斯指出：“憲政民主的成敗取決於制定和實施法律的制度的有效性和可信度，如果你徹底懷疑這些制度，那麼憲政民主作為一個整體就會陷入困境。”根據美國廣播公司最新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有超過四分之三的民主黨選民認為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是受政治驅動的，此外還有三分之一的共和黨選民和超過一半的獨立政見人士持有此觀點。和2022年1月的結果相比，認為美國司法體系被政治裹挾的人數增加了20%。

美國政客將惡鬥延伸至司法體系，“美式民主”的地基岌岌可危。也許美國人已經發現，無論選票投給誰，他們的利益都會被當作政治籌碼出賣。自詡的“民主燈塔”已經淪為笑柄，如今的美國正在一條不歸路上狂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