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續與創新——大鵬的《熱烈》_風聞

談一談個人的看法。

對於一部以“夢想”為題材的電影來説，“真實感”始終是最重要的指標。它決定了“夢想”的説服力，反之則是空泛的説大話，無論是實現夢想的努力奮鬥，還是夢想綻放瞬間的光芒萬丈，都會淪為三流動漫一般的小兒科過家家。

“夢想”固然是美夢成真，但絕不應該是白日做夢。因此，“將作品落地”就變成了最關鍵的工作。人物的動機必須合理，才能讓激發夢想的驅動力變得可信，而不是單純的嘴炮和自打雞血。特別是以“熱烈”為標題的電影，其形容詞本身就直接指向了“情緒”和“結果”，是夢想奮發中內心的熱烈，也是夢想實現時氛圍的熱烈。

因此，對於《熱烈》來説，由“真誠”帶來的“落地度”就比一般的夢想電影更為重要，創作的真誠帶來對人事的紮實打磨，隨之組成一個完整的表達系統來提供“落地“，讓人物的轉變和堅持也同樣“真誠“，擺脱浮空與油膩。

以大鵬的一貫架構來説，中年男人在夢想隨現實生活而暗淡後的市儈，對年輕夢想者基於自身利益導向的利用，逐漸被對方“明知被利用也要抓住機會”的單純所感動，重燃自己的夢想火花。那麼，中年男人對夢想的找回必須面對現實客觀因素的牽絆，這是不能被“一頓嘴炮”和“撒點眼淚”就矇混過去的，必須被交代清楚--在何種的感召下，才能放棄自己深涉其中的現實環境，不顧一切地逐夢。

它不僅僅是年輕人的故事，其實中年人也是主角，後者的心理變化更大，更需要做紮實，而前者的“落地”則更多是對於現實的戰勝，不能是非常簡單的程度，而是要受到更多的現實阻力，否則便無法打動同樣受到阻力的中年人--將二者的困難度拉平，因為年輕人在“生活壓力較小”的情況下，先天就帶有比中年人更優越的逐夢條件，這種不對等的“堅持”是很難打動中年人的。

而相比上述“模板“，《熱烈》的表達思路首先是對其的延續，而又在其上更多了一些新意。它反轉了中年人與年輕人的現實困境程度，也改變了中年人的夢想成功狀態。年輕人的現實更嚴峻，而中年人在通向終點的道路上未經困難，夢想也進入了“成功結果”的階段。於是，年輕人就直接成為了中年人的“標杆”，中年人首次面對遲來的困境而墜落，反而與年輕人達到了現實處境的平局，就此完成了“標杆”影響下的夢想回歸。

如此一來，“年輕人的現實困境無法對標失敗的中年人”，“中年人的所受巨大現實挫折感不足以被年輕人輕易抹平”這種過度理想化的表達缺陷，就此不復存在了--年輕人原本就是更加困難的一方，而中年人此前則未經歷過挫折。它保持了“落地”基礎上的“熱烈“，實現途徑則與普通電影有所差別。更重要的是，電影以此展開，做出了“二重現實”與“夢想”的辯證式表意。這也帶來了它的又一個獨特性：對掙扎、糾結等“痛苦破繭”情緒的淡化，對“消化日常困境之現實”與“平淡中享受練習“等快樂的強調。

電影的開頭，黃渤在夢想舞台中的狀態就得到了非常自然的表現。在“熱烈”的街舞賽場上，他的打扮與周圍的一切格格不入，在一眾青春飛揚的舞者中是唯一不關注比賽的人，只是在和自己隊裏的王牌周旋。而當珠光寶氣的王牌出場時，運鏡從之前的流暢瞬間變為慢鏡頭，這是對街舞最不契合的運鏡方式，也説明了黃渤和王牌之於“街舞”本身的遠離，已經變成了功利性更強的“銅臭”狀態：黃渤想要撈錢，王牌則只想不顧一切地贏，甚至罔顧街舞最重要的“團隊性”，想要換人求勝。

這讓黃渤在夢想舞台的環境中呈現出了非常自然的格格不入感，而這已經很自然地傳達了他此前的人生狀態--一開始以逐夢的心態加入行業，卻在經營團隊的過程中逐漸承受到生存的壓力，在不知不覺中喪失了初心。電影也設置了他和王牌的關係線，從另一個角度做出表現：在王牌觀看二人紀錄片的時候，黃渤敍説了自己和他最開始訓練的過往，“給他做紅燒肉吃”，那時候的二人顯然是滿懷夢想的，只是隨着目的性的增強而關係變質，黃渤為了求財而討好兼為富豪和王牌的凱文，而凱文則在擁有巨大財力和勝欲的情況下自視甚高，且對黃渤的變化感到失望，引發了自己的變質。

片中的兩組師徒關係，產生了基於“夢想”和“現實”的持續對比，這也將王一博引入了主題系統，成為與凱文的對比。黃渤和凱文的關係破裂，其實來自於“對現實阻礙的感受度不足”，凱文的天賦和資財太過優越，讓他和黃渤的起家過於順利了，甚至沒有經歷過租場地的阻力。這似乎是他們“單純逐夢”的絕佳基礎條件，但夢想是必須要經受現實考驗的，否則就必然會逐漸變質。

電影其實帶來了兩重的“現實”，首先是起家之前的“困境”，隨後是夢想初步實現後的“誘惑”。凱文和黃渤沒有經歷第一重，因此二人從未進入過現實，情感關係只是浮在空中的“純夢想夥伴”，一旦面對第二重的物質與勝利的誘惑，就會招架不住。只有突破了現實的阻力，夢想的隊友才能擁有最堅實的情感羈絆，從純粹的夢想夥伴變為更現實的同道者：一起面對現實社會的“討生活者”，感受到更深切的共鳴。

這正是王一博一直接受的事情，從第一次出場開始，電影就一直在展現他“在現實裏的街舞堅持”。他在地鐵裏練習，穿着跑場的演出服練習，在打工的洗車店裏練習。他承擔着現實生活的壓力，在這般困境中始終不曾放棄，這其實已經成為了他的生活習慣，而沒有了對“苦悶堅持”特別強烈的直觀感受。而這種深度接觸了第一重現實阻力的夢想，才能在第二重的現實誘惑中把持自我---當他能接受用街舞去奔命賺幾百塊錢，面對“對面是豪車而自己只是洗車工”的經濟力落差時，依然不放棄似乎毫無收益的街舞時，才能在物質化的目標下不受動搖。這一點其實也體現在了王一博的家人身上，他的母親擁有歌唱夢想，為了生計開了飯館，卻依然習慣性地演唱，對其的享受並沒有因為困境而打折，心態也是“自如開心”而非“刻意堅持”，也不抗拒用歌唱去跑廉價的場子賺錢，而他的舅舅想做雕像藝術，將自己的作品擺在了臘味飯館裏，聊做妝點。他們的夢想放在現實困境裏，並不顯出突兀的“悲情式激昂“，反而別有一種自得其樂，並與在蠟像周圍做日常練習的王一博相得益彰

這也是王一博和凱文的本質區別：夢想不是與現實全無關係的浮空存在，反而與之時刻深度綁定，經歷現實困境淬火的夢想恰恰才是永葆“純粹”的，因為它終究要面對來自不同角度的現實影響。王一博深入現實的夢想堅持行為看似並不火熱，並沒有太戲劇性的“放棄與否”的掙扎，但這種習以為常的平淡反而才是基於現實困境的深度“熱烈”。而始終未能處於地面現實之中的凱文，表面上似乎更加“熱烈”，對市儈的黃渤表達了明顯的不耐煩，甚至脱離了“拜金”的舞團而自組“純粹團隊”，但他的行為其實已經走向了“只為勝利”的另一種“市儈”，其他大神級隊友也只是為了金錢而來，與他自認為的“純粹”根本挨不上關係。當王一博的團隊在比賽中激情相擁時，鏡頭馬上切到了凱文的團隊，他們在高端會所裏喝洋酒，隊友們奉承着他，所謂的團隊其實並不平等，依然受制於他的財力與目的性。

無論是黃渤和王一博的師徒關係，還是整個團隊，都經歷了第一重現實的困境考驗。黃渤一開始只是將王一博當作“用後即拋”的替代品，在看到王一博的生活困境且依然“不上場不拿錢也願意”的態度後，方才真正將王一博當成徒弟，也落到了一種更接近“現實地面”的關係交互中，帶着王一博去打工後一起吃餛飩。此外，當凱文撤資後，黃渤被扔到了與王一博更對等的現實困境，“夢想受到經濟實力不足的困擾”，他就更有了“受到王一博消化困境”的打動，從而進一步深化二人的羈絆。一開始的他並不能接受為了金錢去廉價商演的情況，但這正是王一博一直在做的日常，後者也確實欣然答應了穿垃圾桶跳舞的工作，這就讓黃渤再沒有了藉口，帶着全隊一起商演，並將王一博納入正式團隊。而作為整個團隊而言，他們也從“不接受，他不是團員”的“浮空式夢想者”狀態下落地，接受了現實，這才帶來了他們的交心。

而在隨後的階段中，黃渤遇到了又一次的“現實誘惑”。凱文帶回了冠軍的可能性和國家隊教練的位置，這都是黃渤一直以來的夢想目標，代價便是放棄王一博。實現前者，似乎符合更純粹的“夢想初心”，而與王一博的關係則始終是“受迫於現實的困境下選擇”，從替代者到討生活的師徒，這也導致了他的暫時”棄明投暗”。然而，這其實反而是離初心最遠的選擇，它關於勝利和名譽，而無視了最原始的熱情和“團隊夥伴情”。當黃渤和凱文第一次攜手時，他們經歷的正是這個過程，並因為“未經第一重的現實困境考驗”而無法扭轉它。而黃渤和王一博的關係則始終是在現實困境中打滾，似乎永遠都“不純粹”，但也正因此才熟悉了“現實”，反而能夠在現實的第二重誘惑下找回平常心。電影並沒有特別強調黃渤的掙扎，包括王一博在此時的“放棄街舞”，而是將之迅速地一帶而過，這説明了表達上的傾向：這並不是什麼持久的痛苦掙扎，而是深諳現實並泰然處之後的一種習慣性必然。

在一般的語境中，夢想都要與現實保持距離，在實現過程中“排除金錢掣肘”，只為了表演而跳舞，才能不被其影響玷污而保持純粹。但本片帶來了另一個解讀方式，不進入現實的夢想是離地浮空的，而由於我們生活在地面上，夢想終有一天會從天空中落下來，能排斥的只是現實之於實現過程中的困境一面，而實現後的落地則會必然面對誘惑，讓結果變質為市儈的狀態。反而是一些身處於困惑的夢想者，像被迫放棄練習的銷售員和洗車工一樣的人，才能更加“剝離目的性”地沉浸於街舞之中，單純為了它而吶喊，絲毫沒有“我要獲勝”的想法。

這種理解方式，在模板式的夢想題材電影裏是不多見的。王一博和黃渤的關係在表層上從來都是“不純粹”的，因此才反而獲得了“內裏的精神純粹”。王一博能為了賺錢養家而跳舞，才能在拍擊地板的“感受街舞之神”中完全排除外物，掙脱現實層面的能力自我懷疑，進入獨自的“夢想世界”地縱情一舞。而同樣地，黃渤等人能夠平淡地接受隊員因現實困境的放棄，大家一起笑容滿面地為他送行，他們才能在名利的“表層夢想目標”中掙脱出來，找回“夥伴享受”的“內裏本質夢想”---在高潮段落中，黃渤親自上陣，讓他完全擺脱了此前一直保持的“經營者與指揮者”形象，徹底解除了與初始街舞者不同的全部身份，完成了最後也最直觀的迴歸。

凱文與之前的黃渤，其實也有着夢想。凱文對黃渤市儈的不滿，與王一博最後的對決，甚至對王一博純粹夢想姿態的嫉妒，都説明了這一點。但是，就像黃渤不知道朋友為了生計去代駕的“離地浮空”狀態所表現的一樣，他們師徒二人與身後的團隊都完全擺脱了現實的困境，也就無法將夢想的純粹性保留到“成功後的面對誘惑”之時。這也體現在了結尾的轉折之中：在失去冠軍後，凱文自己也終於撞上了現實的挫折，隨之與同樣經歷困境的黃渤達成了迴歸夢想夥伴時期的和解。

這讓電影實際上吻合了現實裏的很多創業案例---創業過程中往往動搖較小，而友誼與夢想看待方式的真正變質則發生在“結果”階段。比起困境，誘惑才是現實中最為威力的那一部分。而對於戰勝它的方式，電影給出的答案則是“對困境的深度體驗，從而自如地應對現實裏的一切”：當有關夢想的所有內容都根植於現實之時，“現實的影響”就成為了夢想運轉的日常組成部分，而一帆風順的全然浮空看似強大，實際上卻經不起早晚到來的現實考驗，跳關第一重困境便會躲不過第二重的“誘惑”。

深入現實反而是保持純粹的必要基礎，這種解法甚至有了點辯證的意味。這也賦予了這部電影以一定的獨特性，它看上去與普通的夢想題材電影大同小異，但在主題的理解方式上卻有區別，這也導致了通向它的表達系統的獨特性：沒有過度強調內心在現實與夢想之間的糾結，情緒表達上更沒有太多的痛苦，所有人物整體上都是快樂而輕鬆的，對夢想不是刻意的“堅持”而是“於現實中習慣”的日常，似乎在困境中的練習就應該是這個樣子，談不上咬牙刻苦，也不需要“放棄與否”地擰巴。

事實上，對於大鵬來説，“真誠度”是他在創作初期就有所展示的既有特質。他導演的首部電影《煎餅俠》雖然欠缺完整度，手法也比較粗糙，但他自己飾演的煎餅俠就有一種笨拙的真誠感，並與其本人形成了深度的互文效果---作為“煎餅俠“的他在努力地當一個自己無法承擔的超級英雄，而作為導演的他則在同樣努力地拍攝一部自己可能力有不逮的電影作品，以此追逐高高在上的藝術之夢。此後的《縫紉機樂隊》相對商業類型化，結尾處的beyond大合演更略顯疲態，無論是大鵬本人還是出演的搖滾老炮兒們似乎都是如此狀態，但同樣不乏整體上的真摯情感。而《保你平安》和《吉祥如意》，則在類型化與作者性的兩個層面上對他的笨拙堅持給出了相對的回報。

因此，《熱烈》需要的“真誠”俱在，“落地”也就隨之而來。並且，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大鵬的創作習慣性套路，不再是“油膩中年算計夢想青年/另一種形式的“隱性青年”宋茜，夢新青年傻二楞反激發油膩中年的夢想，最後合演煎餅俠/合唱beyond/合力扭轉輿論送骨灰”，而是有了更大的新意。

沒有了“戲劇性的壓抑”，《熱烈》似乎並不夠“爆發性的高潮”。但正是這種對日常困境的平淡態度，才帶來了內在藴含的純粹夢想之“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