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件事看美國對華政策可能有變_風聞

最近發生兩件事，可能深刻影響美中關係走向。第一件事是基辛格訪華，第二件事是CIA局長威廉·伯恩斯提拔進入內閣。

基辛格在52年前秘密訪華，打開了通往中國之路。他的歷史功績無人可比，但他以百歲高齡老將出馬，力圖把美中關係重新拉回正軌，這是出人意料的。

基辛格離開美國政界已久，甚至有早已過氣的説法。確實，在人走茶涼的美國政界，還把他當回事的政客和媒體已經沒有多少了。

直到現在。

現在有什麼特別呢？

特朗普四年是美國“蠻幹派”當政。他們只相信直覺，崇拜蠻力，風格業餘，遭到可恥的失敗。拜登重用學院派，但精緻反華的才子黨同樣不接地氣，美中關係惡化得美國自己都害怕了。在官方、民間的溝通渠道都失靈的現在，只能祭出基辛格這個本應留存於歷史文獻的老人，因為只有他才在中國説得上話。

確實，基辛格可能是歷史上唯一在同一次訪華中先後會見中國國防部長、中央外辦主任、國家主席和總書記的外國人。估計他在中國想見任何人，中國都會買他的面子。在美國“求見”李尚福而不得的現在，基辛格首先會見李尚福尤為可貴。

中國當然不放過機會，高調接待不僅大超規格，也傳達了誠意：中國不怕鬥爭，但中國更願意合作。地球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在這個意義上，中美之間也是搬不走的鄰居，共存是唯一的選擇。習近平主席在接待蓋茨的時候説到，他是今年會面的第一個美國朋友，傳達的也是類似的意思。美國可能也聽懂了，沙利文開始嘟嘟囔囔長期共存了。

其實基辛格傳的話，中國可能對布林肯和沙利文也説過了。但在中美高度對抗、缺乏互信的情況下，所有的外交對話都被看作話術，要麼過度解讀，要麼不當忽略。基辛格作為中美都相對信任的老人，可能加重雙方對傳話誠意的認同。

布林肯（估計還有其他美國高官）期待與基辛格會面，聽取他的訪華見解和傳話，應該不是誇張之言。實際上，只要基辛格還有精力，排隊求見的可能還有一溜，包括沙利文、奧斯汀、伯恩斯等。布林肯也談到，在基辛格出發前，他已經與基辛格深談過。所以基辛格是雙向傳話的。他有這個資格。

事實上，到底是基辛格自己提出要訪華，還是美國政府暗示他訪華，還是中國政府暗示“讓基辛格來，別人我們都信不過”，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未來回顧中美關係史的時候，基辛格必定是一章，這可能是其中有意思的一段。

不管是哪一種情況，基辛格親自出動，意味着白宮和國務院都意識到在中國徹底失去信用，中國都沒興趣和美國談了。沙利文還抱怨説，中國對護欄和安全帶缺乏興趣，因為中國認定不解決安全開車理念問題的話，綁上安全帶、加上護欄後，只會鼓勵更加瘋狂地開快車。

不明白沙利文有什麼好抱怨的。美國在做的本來就是瘋狂和肆無忌憚的探底，安全帶或者護欄只可能導致更加瘋狂和肆無忌憚的探底。渣男的保證值得花時間認真嗎？

美國重新啓用基辛格作為溝通渠道，説明已經意識到學院派路線也破產了。

基辛格代表的是現實主義國際政治路線。也就是説，外交與安全方針的出發點是“能做到的”。另一路是理想主義國際政治路線。也就是説，外交與安全方針的出發點是“想要做到的”。

誰都喜歡不戰而屈人之兵，誰也都喜歡在經貿中賺的缽滿盆溢。在力量對比接近或者弱勢的時候，現實主義佔主流，“政治歸政治，經貿歸經貿”。在力量碾壓的時候，理想主義佔主流，“人權超越主權，經貿服從價值”。

美國一直認為碾壓中國，即使在已經碾壓不動的時候，依然幻想能推行理想主義路線。搬出基辛格不僅因為他的人脈，也因為被迫承認到了重回現實主義的時候了。

這也從威廉·伯恩斯“晉升”到內閣看出來。

CIA局長是重要職位，但在911之後，地位下降了。美國情報系之複雜，世所罕見。CIA在組建的時候，肩負整合美國情報系統的重任，但能夠整合的實際上只有對外情報系統，聯邦調查局從來不在CIA的領導之下，NSA也是後來才有的。

911暴露了美國情報系統的裂隙，CIA、國家安全局、聯邦調查局等各自為戰，導致關鍵恐襲預警落入三不管地帶，最終造成911。為此，美國重組情報系統，建立國家情報總監職位，統掌政治、軍事、司法情報系統。

但在反恐重要性滑落、大國競爭重回國際政治舞台中央的現在，CIA的重要性徒增，伯恩斯秘訪莫斯科和北京，更是重拾OSS故技。

最重要的是：白宮對於沙利文和布林肯對美中大勢和中俄實力的判斷已經失去了信心，需要CIA局長直接坐在會議桌上，提供直接和無偏的評估。

伯恩斯是老資格外交官。在小布什末年和奧巴馬早期，他是政治副國務卿，他的前任是尼古拉斯·伯恩斯，就是現任住中國大使，繼任則是温迪·舍曼，在拜登時代再次出任這個職務，負責中國事務，併為布林肯-王毅會談打前站。在希拉里擔任國務卿期間，他出任副國務卿，繼任就是布林肯。

外交和情報是通的，外交官本來就是公開身份的情報官。不過作為情報官，重點在於情報的完整、準確、無偏，而沒有外交官向對方政府和公眾（實際上是上層）傳遞信息的任務，所以較少受到政策導向的“主觀濾鏡”影響。

白宮把CIA局長直接拉上內閣的決策桌上，是意識到本來負責彙總和提出綜合判斷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務院被自己的“主觀濾鏡”帶偏了，致使決策依據偏差，導致政策被動。

美國重回現實主義的外交和安全路線與實事求是的對華評估未必帶來對中國有利的政策變化，但至少是更接地氣的。

中美必有一戰嗎？這是複雜的問題。中美都不想打這一仗，這一仗也很可能波及到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誰都不想打這一仗。

中國敢打嗎？美國敢打嗎？這則是沒有意義的問題。大戰從來不是因為敢打而打起來的，也不會因為不敢打而能避免。戰爭的爆發有其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幾乎可以説是“命中註定”。還記得歷史唯物主義嗎？不記得的話，回去翻翻書，或者問問中學老師。

當然，在戰爭沒有爆發之前，對這個“命”的解讀各有不同，人們也會盡力避免戰爭的爆發。你可以把這看作無謂的“改命”，也可以看作避免對“命”的誤讀導致歷史錯誤。歷史唯物主義像“看不見的手”，在推動歷史前進，但常常只能“事後諸葛亮”，事情過後才能看清歷史到底是往那裏走的。沒辦法，人不是神。

但歷史唯物主義也不是歷史神秘主義。從歷史經驗，人們是可以解讀出一定的歷史發展軌跡的。很重要的一條是：歷史的前進從來不是靠復刻先來者的成功，“英國、美國都是這樣的，為什麼中國不能？”這不是好問題。歷史進入每一個新紀元，都是因為領導國家或者地區在文明和經濟發展上做出榜樣性的重大新貢獻，而不僅是GDP。“江山輪流坐，今天到我家”，這是説笑，不是為國之道。

中國是否能重登世界文明頂峯，取決於中國對世界文明和發展的新貢獻，取決於中國是否成為榜樣和明燈。GDP重要，幾千幾萬核武器重要，但推動文明和發展才是最重要的。中國在做，做得很多，但需要把全社會的能量都聚焦到這上面。上下同欲者勝。

反過來，歷史也不因為先來者曾經先進而停止。

但回到現實，這永遠是一切理性決策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