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觀察｜岸田政府“印太戰略”的經濟安全指向及對中國的影響_風聞

走出去智庫觀察

**當地時間7月22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發表講話稱，****“**希望（中日）兩國在保持對話的同時維持建設性和穩定的關係”， 其認為目前中日間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兩國關係仍在“原地踏步”。

走出去智庫 (CGGT) 觀察到，當前中日關係的癥結在於日方對華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日本政府於2022年底通過的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三份安保政策文件，將中國定位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今年3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印度新德里正式提出實現所謂“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構想的新計劃，很明顯是在配合美國的“印太戰略”，謀求地區秩序建設及規則制定的主導權。

日本“印太戰略”有哪些措施？今天，走出去智庫(CGGT) 刊發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孟曉旭的文章，供關注印太地緣政治的讀者參閲。

要 點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1、**日本提出的“印太戰略”在國際上被諸多國家特別是被美、印、澳和歐洲國家接受，令日本在國際上的自信心大為提升，並將之視為重要的“外交資產”。

**2、**岸田政府的“印太戰略”在維持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視野下秉持綜合安全觀，其關注的經濟安全合作既涉及新興技術、關鍵供應鏈和重要基礎設施等具體合作領域，還包含堅持公正的經濟規則和反對所謂“經濟脅迫”等經濟安全環境構築問題。

3、日本在“維持經濟安全秩序”的名義下針對中國的意味明顯，排斥中國主導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

正 文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文/孟曉旭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岸田政府十分重視“印太戰略”。2022年6月10日，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岸田提出的“岸田和平願景”的“第一大支柱”是“着力推動自由開放的印太”,並宣佈將在2023年公佈一項合作重點放在經濟安全保障等領域的“印太和平計劃”。

與安倍及菅義偉時期相比，岸田政府推行的“印太戰略”更具濃厚的經濟安全指向性。2022年5月23日，岸田在啓動“印太經濟框架”(IPEF)的致辭中表示：“為實現‘印太戰略’,日本與美國和區域夥伴合作以鞏固和加強基本價值觀和原則、追求經濟繁榮、確保和平與穩定這三大支柱為中心開展”,突出經濟問題在岸田政府“印太戰略”中的重要位置。

在美國強化“印太戰略”並持續在經濟領域對華開展博弈的新形勢下，日本“印太戰略”對經濟安全的重視及其與美國對外戰略產生的聯動影響值得我們加以關注。

01、岸田政府與“印太戰略”

**“印太戰略”是日本應對大國競爭和謀求秩序構建的重要依託，是“中等國家”日本實現區域大國政治抱負的一種手段。**日本較早關注“印太”並構建出成型的“印太戰略”。2007年8月，安倍在印度做有關“兩洋交匯”的演講中將印度洋和太平洋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提出“擴大的亞洲”的概念。2013年，安倍又在印尼的外交演説中提出“印太一體”的概念。2015年，時任安倍政府外務大臣的岸田文雄提出“印太概念”有三個支柱：(1)“價值和精神”,包括民主主義、自由和法治等普遍價值；(2)“有活力的經濟”,強調經濟的連接功能；(3)“安定的海洋”,主張基於國際法的規定，和平解決紛爭。2016年8月，安倍在肯尼亞舉行的第六屆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TICAD)上的演講中正式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並在此後大力推進。安倍政府的“印太戰略”主要基於民主價值觀構築秩序“指導性聯盟”,普及規則、形成規範，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加強經濟的連接性，提升“印太”安全能力、強化安全秩序等。

繼任的菅義偉政府同樣重視“印太戰略”。2020年10月，菅義偉在就職演説中強調，要以日美同盟為基礎，“與東盟、澳大利亞、印度、歐洲等共享基本價值觀的國家與地區合作，共同實現基於法治的‘自由開放的印太’”。不同的是，菅義偉政府明確脱離安倍政府後期日本在“印太戰略”出現的朝融合型“印太構想”進行的可能轉向，再次回到“印太戰略”的主張上。2021年4月，菅義偉訪美期間突出強調，日美要在維護“自由開放的印太”方面發揮領導作用。

**在俄烏衝突背景下，岸田政府更加重視印太地區的秩序問題，進一步深化“印太戰略”,並注重對外開展戰略合作。**2022年5月23日，日美首腦聯合聲明就“印太戰略”表示：“儘管歐洲危機仍在繼續，但兩位領導人重申印太地區對全球和平、安全和繁榮至關重要，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面臨日益嚴重的戰略挑戰。”同時，岸田政府更是利用“印太戰略”開展歐洲-印太的聯動外交，以在變動形勢下引起其他各國多方的戰略共鳴，通過集體性聯合制衡共同加強維護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拜登政府上台後積極推進“印太戰略”，並將之作為對華開展競爭的重要手段。為防止具有“宏池會”背景的岸田傾向“友華政策”出現“短板”,美國要求岸田政府在“印太戰略”上配合美國。在岸田政府完成組閣的第二天，日美首腦首次電話會談就確認“共同努力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2022年7月9日，在安倍遇刺身亡的第二天，拜登在日美首腦電話會談中強調安倍主張的“印太戰略”要持續下去。9月2日，美國駐日本大使伊曼紐爾在題為《我們聯盟未來》的演講中，強調美日同盟從“盟友保護時代”進入“向印太地區同盟投射的時代”,稱“美日兩國戰略願景從未像現在這樣契合”。

深化“印太戰略”也是岸田政府迎合國內政治需求的政策。**日本提出的“印太戰略”在國際上被諸多國家特別是被美、印、澳和歐洲國家接受，令日本在國際上的自信心大為提升，並將之視為重要的“外交資產”。**岸田認識到，“日本迄今推進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願景在國際社會日趨贏得廣泛的支持”,“放眼全世界，美國、澳大利亞、印度、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與歐盟等各行為體都提出了與印度太平洋相關的願景”。作為在安倍政府內長期擔任過外相的岸田，囿於自身派系屬黨內小派閥的現實制約，也願意在“路徑依賴”下利用“印太戰略”繼續展示外交成績，爭取保守層支持。畢竟“日本政治右傾化和右翼勢力的助推”是日本構建“印太戰略”的重要“動因”。岸田的政治意圖就是提升政府支持度，意在維持長期執政。

岸田政府的“印太戰略”與安倍政府、菅義偉政府的“印太戰略”相比，其更重視經濟安全。一方面是因為經濟安全在岸田政府的戰略視野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岸田政府重視推進經濟安全戰略。2021年10月8日，在首次施政演説中，岸田就修改《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稱將“果斷推進經濟安保等新時代課題”,強調日本增長戰略的“第三個支柱”就是經濟安全保障，提出要“實施確保戰略性物資、防止技術外流的舉措，構建自律型經濟結構。制定相關法案，打造牢固的供應鏈，推進日本經濟安全保障”。而經濟安全戰略的一個主要方向就是對外維持基於規則的經濟安全環境。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大國競爭下經濟領域成為美國重點爭奪的戰略領域，美國“印太戰略”重視經濟安全，並要求日本在地區上配合以及發揮盟友“力量倍增器”作用。同時，面對中國的經濟崛起，日本也想利用自身的經濟優勢和地區經濟合作基礎，配合美國在經濟領域削弱競爭對手，並增強自身在印太地區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02、日本“印太戰略”聚焦經濟安全

岸田政府的“印太戰略”在維持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視野下秉持綜合安全觀，其關注的經濟安全合作既涉及新興技術、關鍵供應鏈和重要基礎設施等具體合作領域，還包含堅持公正的經濟規則和反對所謂“經濟脅迫”等經濟安全環境構築問題，以及提升小國經濟能力應對地區經濟安全發展脆弱性等一系列與經濟安全秩序密切相關的領域。2022年1月17日，岸田在國會演説中表示，“印太戰略”下還將在為實現數字時代的基於信任的跨境數據流動(DFFT)的國際規則制定中發揮核心作用，將數字經濟也納入其中。同時，在俄烏衝突背景下，日本“印太戰略”還關注能源安全和糧食安全等廣義經濟安全問題。

**一是利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機制這個“印太戰略”核心框架，深入推進印太經濟安全合作。**2022年5月24日，在東京舉辦的QUAD峯會發布的《聯合聲明》確認，在基礎設施領域未來五年將提供超過500億美元的援助與投資，構築“四方債務管理資源門户”(QDMRP)平台，促進債務的可持續性及透明性，強化相關國家應對債務問題的能力。在關鍵和新興技術領域，強調要利用互補優勢以實現多樣化和競爭性的半導體市場，併發布《關鍵技術供應鏈原則共同聲明》,推進在半導體和其他關鍵技術方面的合作，確保印太地區的技術發展以共同的“民主價值觀”為指導，並與行業夥伴建立聯繫，擴大關鍵和新興技術資本。

QUAD成員國是日本“印太戰略”最重要的戰略合作伙伴。在雙多邊的經濟安全合作上，日本更側重與美國和澳大利亞的經濟安全合作，戰略合作更加深入和廣泛。2022年5月23日，日美《聯合聲明》確認，將在“保護和促進關鍵技術方面進行合作，包括通過使用出口管制，支持各自的競爭優勢並確保供應鏈的彈性”。日美還同意成立一個聯合工作組探索下一代半導體的發展”。同年6月，日美創設名為“礦物資源安保夥伴關係”的新型國際框架，保障稀土等重要礦物資源的穩定供應。為強化經濟安全合作，日美還創設經濟版“2+2”部長級磋商機制。同年7月29日，日美經濟版“2+2”首次會議主要討論了通過基於規則的經濟秩序實現和平與繁榮，對抗經濟威壓和不公正不透明的貸款慣例，促進和保護重要、新興技術和重要基礎設施，強化供應鏈的韌性等經濟安全問題。

日澳兩國多次在雙邊層面確認經濟安全合作的重要性。2022年10月，日澳首腦《聯合聲明》就經濟安全合作提出三方面的合作：(1)解決和應對“經濟脅迫”,加強信息共享，並探索應對挑戰的方法。(2)提升關鍵和新興技術方面的合作，支持促進共同價值觀的技術設計、開發、保護、治理和使用。(3)將利用關鍵和新興技術，建立有彈性和安全的電信網絡。新簽訂的《日澳安全合作宣言》表示，合作推動“以規則為基礎、以市場為導向的貿易和投資體系，以及多樣化和有彈性的供應鏈，繼續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經濟安全的方式包括建立彈性供應鏈，促進高質量基礎設施和透明可持續的貸款做法，加強對關鍵基礎設施的保護包括電信安全和復原能力，解決強迫技術轉讓問題包括手段更為複雜的技術轉讓，加強邊境和執法合作，抵制經濟脅迫和虛假信息。

日本與美、澳、印還建立了三邊合作關係。2021年12月，日美澳就基礎設施和重要礦物領域的合作達成協議。2022年10月，日美澳三方升級三邊基礎設施夥伴關係(TIP),強調提升項目的公平性和透明度。日澳印三邊則主要致力於構建彈性供應鏈。同年3月15日，日澳印三國舉行貿易部長級會議並發表共同聲明。三國一致同意，將盡快制定“供應鏈原則”,重視可持續發展、環境和人權，確保數據的透明性和可信賴性，以強化印太地區的供應鏈。

**二是積極加入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謀取共同主導經濟規則的制定，鼓勵和支持美國對印太地區的經濟參與，鞏固日美經濟安全合作和謀求共同主導印太經濟安全秩序。**岸田就“印太經濟框架”強調，在供應鏈彈性、脱碳和清潔能源以及數字經濟方面開展合作非常重要，主張在這個框架下共同構建經濟秩序。日本認為，IPEF有利於“維持和加強基於規則的經濟秩序，並促進該地區法治和包容性的經濟增長”。“印太經濟框架聯合聲明”關注四大領域，包括在貿易領域強調“尋求建立高標準、包容性、自由和公平的貿易”,承諾促進可持續和包容性的經濟增長：在供應鏈領域，強調致力於提高供應鏈的透明度、多樣性、安全性和可持續性，使其更具彈性和整合性，確保獲得半導體和關鍵礦物等：在清潔能源、脱碳和基礎設施領域，提出支持可持續性基礎設施的發展以及提供技術援助，尋求提高競爭力和加強連通性。在税收和反腐敗領域，提出促進公平競爭，根據現有的多邊義務、標準和協議，制定和執行有效而強大的税收、反洗錢和反賄賂制度，以遏制印太地區的逃税和腐敗，並推進負責任和透明的制度。2022年9月9日，IPEF部長級會議進一步具體化“四大領域”的經濟安全合作，包括各國將任命負責信息收集的協調人以儘早掌握供應鏈斷裂狀況，強調普及降低對化石燃料依賴度的技術，推進通關手續順暢化和保護勞動者權利及致力於防止貪污和逃税等。

**三是俄烏衝突背景下側重與歐洲等國在“印太戰略”下加強經濟安全合作。岸田在與歐洲首腦會談中多次強調印太安全與歐洲安全密不可分，這更是日美的共識。**日美首腦《聯合聲明》強調“與歐洲和加拿大等其他區域志同道合的夥伴合作的重要性”。2022年2月22日，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在由法國和歐盟聯合舉辦的“印太合作部長級會議”上，呼籲日歐要在經濟安全領域開展合作以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並陳述歐洲遭受的網絡攻擊和“經濟脅迫”,強調俄烏衝突下包括印太在內的各地區，權力的邏輯正日益明顯並動搖國際秩序，提出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維持和鞏固基於規則、自由和開放的國際經濟秩序。林芳正強調，他所説的“權力”不僅涉及軍事實力，還涉及經濟和技術影響力。林芳正主張，“志同道合”的日歐需加強合作，制定有關數據流的共同國際規則，強調實現經濟安全至關重要，通過減少基礎設施和供應鏈的脆弱性提高自主性，並通過防止尖端技術外流保持優勢，在擁有實力的基礎上阻止經濟脅迫。5月12日，日本歐盟首腦《聯合聲明》表示，通過包容性合作建設“自由開放的印太”,強調促進經濟安全，應對或緩解過度依賴的風險，以應對半導體和原材料等關鍵全球供應鏈的風險，確保關鍵基礎設施安全，反對“經濟脅迫”,並宣稱將“通過在相關領域制定新的標準、規則或規範來加強全球經濟體系，以支持我們的共同價值觀”。日本歐盟首腦還就創設新合作機制“數字夥伴關係”達成共識，促進數據自由流通等。

2022年10月，日加達成“為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作出貢獻的日加行動計劃”,強調加強經濟安全，努力提高供應鏈的彈性以促進可持續和可預測的貿易，鼓勵在人工智能和量子技術等新興技術方面加強雙邊合作，強調共同應對“經濟脅迫”,承諾共同努力，識別、預防、威懾和應對經濟脅迫，分享有關經濟脅迫的信息，並探索開發新的外交和經濟工具以應對挑戰。

**四是對小國重點就提升經濟安全能力開展支援性合作，構築印太經濟安全秩序環境。**岸田政府的“印太戰略”關注小國尤其是東南亞國家，日本認為東南亞是大國“競相擴大影響力”的重要外交舞台，在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增強的形勢下與東盟開展協調合作十分重要。2022年10月3日，岸田表示為推進“印太戰略”將“加強與東盟、歐洲、大洋洲等志同道合國家間的合作，我將為此制定新的計劃”,將東盟排在了第一位。“岸田和平願景”也強調：“在印太地區與東盟的合作不可或缺”,“太平洋島嶼國家也同東盟國家一樣，都是日本非常重要的夥伴”。

岸田就任首相後最先訪問國就是東盟輪值主席國柬埔寨，其後訪問的是印尼、越南和泰國等東南亞國家。2022年5月2日，日泰首腦會談商定為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而合作，並就經濟合作與經濟安全交換了意見。6月11日，日本新加坡首腦會談確認將通過舉辦旨在強化供應鏈的研修活動等方式，擴大兩國在經濟安全領域的合作，並商定儘快召開數字領域的專家會議。9月18日，日本經濟產業大臣西村康稔在柬埔寨舉行的東盟經濟部長會議上提出雙方開展新經濟合作項目，雙方企業積極共享庫存和物流等數據信息，加強供應鏈安全合作。

在與太平洋島國的經濟安全合作方面，2022年5月24日，QUAD峯會《聯合聲明》強調：“將單邊與集體行動相結合，強化與太平洋島嶼國家的合作，以提高其經濟福祉、衞生基礎設施和環境恢復能力，改善海洋安全和維持漁業，提供可持續的基礎設施”。9月9日，日本帕勞首腦會談後就合作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達成共識，日本承諾為完善帕勞電網提供最高21.4億日元的無償資金援助。另外，2021年12月，日美澳宣佈共同出資開發海底光纜項目，為瑙魯、基里巴斯和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等三個太平洋島國提供服務，應對“地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經濟和戰略挑戰”。

03、對中國的影響

儘管岸田多次表態願意構建建設性、穩定的中日關係，日本當前的舉措不是“倒向美國還是中國”的問題，而是“守護還是失去普遍價值與和平秩序”的問題。但是，日本“印太戰略”及其經濟安全指向帶有明顯的制華意味，對中國具有複雜的影響。

**一是加劇大國競爭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博弈，加大中國在印太地區面臨的戰略壓力。**日本“印太戰略”中經濟安全指向的目標是加大與美國為核心的共有價值觀國家開展經濟安全合作，意在印太地區形成日美共同主導的經濟安全秩序。2022年5月23日，日美兩國確立“競爭力和韌性夥伴關係”,明確提出要合作加強印太地區和世界基於規則的經濟秩序。岸田政府的日本“印太戰略”更明顯地體現出配合美國“印太戰略”的特點，在關鍵方面出現美主日從的趨向。日本將經濟利益置於其後，積極配合美國“印太戰略”的經濟計劃，加入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容忍其對自身主導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的競爭性挑戰。另一方面，日本也有利用美國深化“印太戰略”的契機，再次將美國的戰略重心引向印太地區，防止其被俄烏衝突吸引而被置於歐洲地區，目的就是加強對中國的聯合牽制，特別是在經濟上對華形成具有優勢的經濟聯合競爭力。同年10月12日，拜登政府首次公佈外交和安全領域的指導性文件《國家安全戰略》(NSS),將中國定位為“兼具改變國際秩序意願和能力的唯一競爭對手”。基於美國的戰略動向，日本將會繼續在“印太戰略”下配合美國開展戰略應對，加強美國的競爭優勢，共同與中國展開“較量”。2022年2月19日，林芳正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發言就曾表示，日本應和美國等國一同在台灣問題、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生物科技等領域與中國展開較量。中國面臨來自日美“印太戰略”的聯合戰略壓力將持續增大。

**二是日本在“維持經濟安全秩序”的名義下針對中國的意味明顯，排斥中國主導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在俄烏衝突背景下，日本在“印太戰略”下不斷強調“明確譴責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的同時，還積極推動共同討論“中國與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不一致的持續行動，包括通過經濟和其他手段進行脅迫”等所謂“挑戰性”問題。2022年7月29日，日美外長會談提出，考慮到中國不斷向印太地區施加經濟壓力，一致認為美國參與區域經濟秩序建設愈加重要，林芳正重申希望美國儘快重返TPP。和對美國的態度相反，日本“印太戰略”不希望中國加入TPP。10月12日，日澳經濟部長對話就CPTPP表示，歡迎遵守高水平規則的國家參加，同時認為經濟施壓及不當貿易慣例違反協定的目的，暗示將慎重對待申請加入的中國的批准程序。關於中國申請加入CPTPP,日加外長一致認為應“保持其高標準和維護CPTPP的精神和原則的重要性，CPTPP不容忍經濟脅迫和不公平的貿易行為”,意在排斥中國，主導區域經濟合作。

**三是增大“一帶一路”面臨的挑戰。**日本將人權和債務問題作為維持經濟安全秩序的重要合作內容，目的就是阻礙“一帶一路”的深入推進。在價值觀外交主導下，日美《聯合聲明》強調停止使用強迫勞動的道德和經濟必要性，表示認識到為供應鏈中尊重人權的企業營造有利環境的重要性，並重申在二十國集團共同框架下促進債務可持續性和透明度的重要性，以及國際公認的規則和標準對主要債權國的重要性等。為牽制“一帶一路”,在泰國與中國面臨潛艇交易與高鐵計劃開展受阻的情況下，日本則趁機與泰國加強“印太戰略”合作，將日本對泰政策的出發點落在戰略合作而非其“印太戰略”宣稱的價值觀外交上，對華的對抗意味明顯。

04、結語

為吸引各國加強合作並在印太地區投入更多的戰略資源，岸田宣稱日本“印太戰略”是“以包容性為基本理念”,並強調追求經濟的繁榮。但在戰略實施中，“印太戰略”的經濟安全指向上卻有的明顯的對華針對性，這種“對抗性”挑戰地區國家的切身經濟利益和發展關切，暴露出日本“印太戰略”與現實的背離。

被日美視為“印太戰略”中心的東盟，重視與中國的經濟友好合作關係，2022年5月25日日本外務省公佈的在東盟各國實施的對日輿論調查結果顯示，選擇日本作為未來最重要夥伴國家的回答佔43%,次於選擇中國的48%。地區國家更需要和平發展的穩定環境，希望走合作共贏而非對立對抗的道路，不願意在大國戰略競爭中選邊站隊，更不想成為日美“對抗中國”的棋子。而且，在地區產業鏈實施“去中國化”帶來的風險，也不符合日本自身的國家利益。

在國際形勢複雜多變和地區發展面臨嚴峻挑戰的當下，日本應在大國間發揮推動合作的橋樑作用，與中國一道在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穩定和建設性的中日關係下深化地區合作，推動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

來源：東北亞研究通訊

(原載於《東北亞學刊》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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