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戰爭勝利70年，汪暉的一篇思考意味深長｜文化縱橫（下）_風聞

二、人民戰爭轉向國際主義聯盟戰爭的政治意義

**▍**作為政治範疇的人民戰爭

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與以往國內的人民戰爭有所區別，它的兩個最主要的特點是：第一，這是一場境外戰爭；第二，這是一場核威懾之下的熱戰，即所謂全球冷戰條件下的熱戰。境外作戰是否具有“革命”的性質，還是隻具有民族的性質？在核威懾條件下，人民戰爭的原則還有意義嗎？或者説，朝鮮戰爭與中國革命中的人民戰爭是什麼關係？這一問題對於理解抗美援朝戰爭及其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的位置具有重要的意義。

為了説明這一問題，需要對人民戰爭做出理論解釋。首**先，人民戰爭不是一個純粹的軍事概念，而是一個政治範疇。**在二十世紀中國的獨特條件下，人民戰爭是創造新的政治主體的過程，也是創造與這一政治主體相適應的政治結構和它的自我表達形式的過程。在人民戰爭中，現代政黨的代表性關係被根本地轉化了，以農民為主要內容、以工農聯盟為政治外殼的人民這個主體的誕生，促成了一切政治的形式（如邊區政府、政黨、農會和工會等等）的產生或轉型。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時候，主要由一些被馬林説成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組成，他們與工農的關係還不如國民黨跟工農的關係深厚。

[注：黨史專家楊奎松在《以論帶史的尷尬》（《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3年12月29日）一文中蓄意將本文所論述的“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時候”擴大成從1921至江西時期，並“説這一時期的中共只是少數知識分子所構成，不是無知，就是瞎説。”關於中共創建初期的黨員構成，參看馬林：《馬林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信》，《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21頁。此外，孫應帥在《中國共產黨黨員數量與結構變化及發展趨勢》（見《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一文中提供的中共創建初期黨員數據如下：一大53人，二大195人，三大420人。中國共產黨重視工人身份，但1922年二大的工人比例只有10.7%，1923年三大的工人比例也只有37.9%。至於其後工農比例特別是工人比例的提高，則恰恰是國共合作條件下的國民革命推動工農運動的結果。]

1925、1926年，由於國民黨接受聯俄聯共政策，國共聯合起來從事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毛澤東所領導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就是這一農民運動的產物。

[注：楊奎松在前引文中質疑我只提毛澤東擔任所長時期的農講所，並指出在我所突出的1925/1926年之前和之後，國共均有工農運動。這裏簡述我的理由：農講所開辦了六屆，這裏僅提及毛澤東擔任所長的時期，是因為只有毛澤東與此後的人民戰爭有直接聯繫。在1925年之前，國民黨有過工人運動，共產黨的農民運動也有聲有色。作為其中的佼佼者，彭湃領導的海陸豐農民運動更是黨史課本中的重要內容。這裏提及1925、1926年而不及其他，是因為這兩年的工農運動最具聲勢，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也相對穩定（發生過問題但不足以破裂）。1925年，著名的五卅運動爆發，廣東全省農民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於5月份在廣州召開；1926年，《中國農民》出刊，4月份第一次全國農民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也正是在1925年冬季，湖南有組織之農民運動才開始，至1926年11月份各縣農民協會會員總計已有1367727人。（參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57-262頁）當然，1927年的運動聲勢也很旺，但此時國共之間的政治危機已經無法彌合，兩者間的徹底破裂正在此年。]

國民黨在北伐時期的主要政治創新集中於兩點，其一是擺脱舊軍閥、建立黨軍；其二是與共產黨一起從事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用羣眾運動配合北伐戰爭。黨軍的概念，以武裝的革命來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在最初階段並不是共產黨的發明，而是仍然處於革命階段的、受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影響的國民黨的創新。但在1927年之後，國民黨逐步放棄了社會運動，伴隨其黨國一體，軍隊的政治性也隨之大幅衰落。從共產黨方面説，離開北伐戰爭失敗後逐漸發展起來的人民戰爭，政黨的轉型是不可思議的。無論在成員構成上，還是在社會基礎方面，也無論在工作形式上，還是在革命政治的內涵上，1921年誕生的、由少數知識分子組成的、與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均無實質關係的政黨與江西蘇區時期的政黨有着巨大的差別；在大革命失敗後，由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主導的城市暴動和工人鬥爭也不同於以農村包圍城市為軍事戰略而逐漸展開的人民戰爭。

[注：楊奎松在前引文章中論證王明沒有主導過城市暴動和工人鬥爭，是沒有根據的。作為米夫的高足，王明一直鼓吹城市中心和工人武裝暴動，這在他為《武裝暴動》寫的序言（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裏表現得淋漓盡致：“在武裝羣眾工作中，必須對於工業城市的無產階級加以最大的注意，絕不能把工人階級的武裝暴動看成對於鄉村游擊戰爭的簡單響應或補充。誰不懂得只有工業城市是暴動的組織中心，誰不懂只有無產階級是暴動的領導力量，誰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暴動策略絲毫也不懂。”（參看餘子道等編選：《王明言論選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頁）立三路線失敗以後，中共領導人中很少再有人提議傾蘇區之力以攻打中心城市了，但王明從未放棄過城市中的工人鬥爭，即使在立三路線被拋棄以後，他的主張仍然很激進（他指責李立三不是“左傾”，而是右傾）。事實上，直到1931年5月，王明還要求更廣泛地發動羣眾以掀起各種工人鬥爭，並一直視其為與蘇區政權建設並重的要務。（參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七冊（1931），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第173、289-290頁）因此，説王明沒有主導過城市暴動和工人鬥爭是不確的。]

政黨在人民戰爭中與軍隊的結合、政黨在人民戰爭中與紅色政權的結合、政黨在人民戰爭中通過土地革命而與以農民為主體的大眾的結合，政黨在人民戰爭中與其他政黨和其他社會階層及其政治代表的關係的改變，都提醒我們人民戰爭創造了與歷史上的政黨全然不同的政黨類型，創造了與歷史上無產階級截然不同的、以農民為主要成員構成的階級主體。我將這一政黨稱之為包含着超政黨要素的超級政黨。

**其次，人民戰爭也創造了戰爭的獨特形式。**秋收起義和南昌起義的部隊在井岡山會師，創建江西蘇區革命根據地，是人民戰爭得以展開的里程碑。在根據地，土地改革和武裝鬥爭成為政黨政治轉化為大眾運動的基本方式。井岡山斗爭的中心問題由此變成了革命戰爭條件下的土地改革和政權建設。黨和軍隊的結合，黨通過軍隊跟農民運動、土地改革之間的結合，黨及其領導下的蘇區政府對經濟生活的管理，黨在民眾工作中展開的文化運動，不但改變了革命的具體內容和中心任務，而且也通過政黨、軍隊、政權和農民運動的多重結合，創造了一個全新的革命政治主體。這就是人民戰爭的政治基礎。上述在戰爭中展開的政治進程賦予人民戰爭以與其他戰爭形式不同的特點。毛澤東説兵民是勝利之本，這一命題就包含了人民戰爭的一般原則：第一，只有動員和依靠羣眾，才能進行戰爭；第二，不但要有強大的正規軍，而且還必須有地方的武裝和民兵；第三，兵民的範疇意味着一個與軍事鬥爭密切相關的、以土地改革和政權建設為中心的政治過程。

**第三，人民戰爭的關鍵成果之一是割據的紅色政權的確立。**紅色政權的主要政治形式是邊區政府或邊區蘇維埃。

[注：楊奎松在前引文章中批評説：“大家熟悉的‘邊區政府’這一概念是用來指抗日戰爭期間陝甘寧和晉察冀的，沒有誰會拿它來指蘇維埃革命時期的紅色政權。不錯，作者關於‘邊區’的概念是讀《毛選》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得來的，毛澤東在此文中確實使用了‘邊區’這一概念。但作者未免太過粗心，他沒有注意到，無論在此文中，還是在《毛選》其他文章中，毛澤東都不曾把‘邊區’和‘政府’合在一起用過，只是在抗戰期間的文章中才頻頻用到‘邊區政府’一詞。換句話來説，毛澤東在蘇維埃革命時期寫的文章中固然使用了‘邊區’兩個字，但此‘邊區’非彼‘邊區’。”這裏略做辨析：首先，《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中並未使用“邊區”一詞。其次，我使用邊區政府或邊區蘇維埃的概念是從歷史脈絡中做出的有根據的概括，並不限於毛澤東的一篇文章。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中説：“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991年版，第48頁）這裏所謂“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不就是邊區嗎？這個邊區的紅色政權不就是邊區政權嗎？毛澤東還用了“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的説法，而“湘贛邊界的割據，就是這許多小塊中間的一小塊。”（同上，第49頁）第三，毛澤東所説的“紅色政權”就是指這些夾雜在白色政權統治地區之間的小塊的紅色邊界地區。在論述“以寧岡為中心的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時，他提及了“邊界土地革命和民眾政權的影響”；在稍後的段落中，又提及了紅軍、赤衞隊和工農暴動隊的發展，其使命是在“將來能夠保全邊界政權”。（同上，第52頁）這裏所謂“邊界”與“邊區”並沒有文義上的區別，因為“邊區”就是“邊界區域”的簡稱，從而“邊界政權”也就是邊區政權。難道這些證據還不足以説明邊界政權、邊區政權等概念的歷史根據嗎？在寫於1928年11月的《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毛澤東不但提到了“割據地區”、“紅色政權區域”、“邊界”等語詞，還規定了這些地區的地方工作包括“分配土地，建立政權，發展黨，組織地方武裝”等方面。他還提及：“在紅色區域，土地大部分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區鄉政權普遍建立。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都有縣政府，併成立了邊界政府。”（同上，第58，62頁）這裏的“邊界政府”，以及各縣政府，不可以放在“邊區政府”的範疇內加以論述嗎？]

邊區政府是日常生活的組織形式，從而也要借鑑中外歷史上的國家經驗，但這一政權形式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國家，在持續的政治和戰爭動員中，它是獲得自覺的階級的政治形式。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及其政權得到巨大的發展，武裝鬥爭、羣眾路線和統一戰線成為了勝利的保障。解放戰爭時期，抗日游擊戰爭轉化為大規模的運動戰，伴隨着奪取中心城市，運動戰與陣地戰取代游擊戰成為了戰爭的主導形式。

**第四，在人民戰爭條件下，中國共產黨與根據地政府處理的不是簡單的軍事問題，而是日常生活的組織問題。**這就產生了政黨和政府的羣眾路線問題，其主要內涵是：一，為最廣大羣眾謀利益，是黨的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二，邊區政府是羣眾生活的組織者，只有用盡一切努力解決了羣眾問題，切切實實改良羣眾的生活，取得了羣眾對於邊區政府的信仰，才能動員廣大羣眾加入紅軍，幫助戰爭，粉碎圍剿。因此，人民戰爭不僅是採用軍事鬥爭的手段有效消滅敵人的方式，而且也要處理土地、勞動、柴米油鹽、婦女、學校、集市貿易甚至貨幣金融等等構成了人民生活內容的主要問題。軍事與日常生活的相互滲透和轉化成為人民戰爭的核心問題。

羣眾路線是人民戰爭的基本策略，它是政黨的政策，也是重構政黨的方式：一方面，如果沒有組織，我們就不知道羣眾在哪裏，另一方面，如果沒有與羣眾打成一片、向羣眾學習的過程，組織就是沒有活力的、凌駕於羣眾之上的結構。在廣闊的、尚未工業化的鄉村，以農民為主體的政黨在運動中獲得了政治表達，在這個意義上，正是人民戰爭條件下的政黨及其羣眾路線創造了階級的自我表達，從而也創造了政治性的階級。先前的政黨不可能創造以農民為主體的無產階級，只有通過人民戰爭而自我重構了的政黨才有可能完成這個使命。相對於政黨、政黨政治、蘇維埃政府等源自十九世紀歐洲和二十世紀俄國的政治現象，人民戰爭是中國革命中更具原創性的發明。在這個意義上，不理解人民戰爭，就不能理解中國的革命的獨特性，就無法理解這場革命中的“黨的建設”與此前的政黨政治的深刻區別，就不能理解羣眾路線、統一戰線等在二十世紀中國產生的獨特政治範疇的歷史內涵。

**▍**國防戰爭與國際主義戰爭

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中，抗美援朝戰爭是人民戰爭的延伸，但已不同於傳統的人民戰爭。將抗美援朝戰爭置於紅軍時期的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人民戰爭的序列中進行觀察，我們可以觀察到這場戰爭的若干特點。

**首先，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的第一次境外戰爭，與紅軍時期的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相比，後者的戰爭主體是白色區域當中的紅色政權或抗日的敵後根據地，而抗美援朝戰爭卻是以新中國的建立為前提的。**戰爭形態由此發生了從傳統的人民戰爭轉向了以國防為主要內容的戰爭形式。抗美援朝戰爭的目的不是在境外建立根據地，或者通過人民戰爭創造出新的政治性階級，而是以保衞新中國為目標的。正是在這場戰爭中，中國人民解放軍走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建立一支革命化、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軍。過去是革命軍隊，是參與農民的土地革命的播種機、宣傳隊，是以武裝的革命對付武裝的反革命的暴力機器，但現在則是以保家衞國為首要責任的正規部隊。

**其次，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軍隊和國防建設與工業化過程之間產生了深刻的關係。**正是在高漲的戰爭動員中，新中國的第一個以城市工業化為中心的五年計劃順利進行。保家衞國的口號激勵了全社會的政治熱情，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動員，這是戰後恢復的主要動力；在戰爭中，通過結盟關係，中國獲得了蘇聯的大規模援助，為中國的工業化提供了基礎。朝鮮戰爭也是加速中國成為核國家進程的一個關鍵因素。

**第三，國防的要求為抗美援朝戰爭提供了政治底線，即不允許美軍威脅中國，不允許朝鮮被擊潰，從而中朝軍隊不能從“三八線”退卻。**1952年10月，在談判進程中，美軍宣佈休會，六天後發起了上甘嶺戰役。這場攻防戰對雙方而言都是政治性的：新任美軍總司令克拉克要為美國民主黨助選，而中國軍隊的陣地戰是以不能從“三八線”退卻這一政治原則為底線的。由於在境外作戰，抗美援朝戰爭的基本形態不得不是依託祖國後方、以運動進攻與運動防禦為中心的戰爭。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並盡力得到朝鮮民眾的支持，偶爾也採用騷擾和游擊戰術，但戰爭的基本形式是運動戰加陣地戰。

即便存在上述差別，抗美援朝戰爭仍然繼承了人民戰爭的若干特點。

首先，儘管戰爭在境外展開，但它是以中國戰爭史上少見的全國性動員為前提的。在二十世紀中國，只有兩次全國人民總動員的戰爭，一次是抗日戰爭，即在國民黨主導正面戰場和政治框架的前提下，中國共產黨以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為契機，促成了全面的抗戰動員。第二次就是抗美援朝戰爭。經過漫長的革命與戰爭，中國實現了除台灣地區外的全國性統一，從而為普遍深入的政治動員、經濟動員、文化動員和軍事動員奠定了前提。從1950年到1953年前後，毛澤東的顧慮和最後的決心，都與這場戰爭能否得到全中國人民的支持有關。

其次，在境外戰爭的條件下，軍隊與人民的關係發生了重要變化，很難重現人民戰爭中的那種軍隊與根據地人民的魚水關係，但志願軍入朝後試圖在跨國條件下重建這一關係。1950年10月8日，在由毛澤東簽署的“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中特別提及志願軍進入朝鮮境內，“必須對朝鮮人民、朝鮮人民軍、朝鮮民主政府、朝鮮勞動黨、其他民主黨派及朝鮮人民的領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愛和尊重，嚴格地遵守軍事紀律和政治紀律，這是保障完成軍事任務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政治基礎。”這一命令一方面顯示出中共對於境外作戰的特殊環境有清醒的認識，另一方面則表明志願軍將在境外環境中靈活運用中國革命中的人民戰爭的經驗。

第三，抗美援朝的國內前提是新中國的建立，而它的國際前提則是一個以人民民主國家為主體的東方體系和以此為基礎的國際團結。戰爭不再是過去的人民戰爭，而是人民戰爭傳統在跨國戰爭條件下的一個延伸，其中同樣包含統一戰線和羣眾路線等要素，但由於基本環境發生了變化，其含義也勢必發生變化。在戰爭條件下，全世界人民民主國家（包括蘇聯）和在亞非拉地區出現的的民族解放運動，共同構成了國際的統一戰線。如果考慮入朝參戰對東方、對世界的意義，這場戰爭的深刻的政治性恰恰體現在它與新的世界格局下的革命延續問題之間的密切關係。抗美援朝、保家衞國的政治發生在兩個陣營的對峙條件下，從而戰爭的政治性超越了一般所謂國家間戰爭的意義。如果不能解釋抗美援朝戰爭的這一政治含義，而僅僅將戰爭解釋為民族戰爭或國家戰爭，歷史解釋就不是透徹的。因此，抗美援朝戰爭具有雙重的性質，既具有民族戰爭的性質，又是一場抗擊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戰爭。就武裝鬥爭、羣眾路線、統一戰線等人民戰爭的邏輯在國際領域的拓展而言，抗美援朝戰爭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戰爭的延續。

境外戰爭的核心問題是戰爭的性質，即是基於國際主義原則的援助戰爭，還是基於單純國家利益的民族戰爭。那種全盤的、不加區分地否定民族戰爭的論調無法確定民族戰爭的政治內涵：就民族主義而言，存在着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的區分，存在着帝國主義戰爭與民族解放戰爭的區分，存在着舊世界的民族主義與新中國及其它民族的反帝反殖民族主義的區分。就中國而言，抗美援朝戰爭與抗美援越戰爭都是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戰爭，從而具有國際主義的特點。

**▍**核威懾條件下的第一場戰爭：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還是物？

朝鮮戰爭是人類歷史上出現了核武器之後爆發的第一次大規模戰爭。

為什麼是“冷戰”？因為出現了核武器和核威懾。在核威懾的戰略平衡下，戰爭以冷戰的形式出現。在朝鮮戰爭中，中國與第一個有能力實施核打擊的超級帝國主義大國，發生了軍事上極其不平衡的戰爭。在二次大戰之前，誰都不知道美國正在研製並且可能生產出核武器；但中國入朝參戰，展開一場與擁有核武器的霸權國家之間的戰爭，怎麼可能不考慮核戰爭的可能性？這種在武器裝備上極不平衡的戰爭是否根本改變了人民戰爭的可能性？

美國在朝鮮戰爭中曾經有過兩次動用核武器的具體計劃，而這兩次計劃又都與重新武裝日本、讓台灣參戰的設想聯繫在一起。

在1945年美國使用核武器之後，毛澤東在1945年8月13日的《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直接討論了核武器，指出只有原子彈而沒有人民的鬥爭，是無法終結戰爭的。1946年8月，他在接受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採訪時，提出了原子彈是“紙老虎”的著名命題。毛澤東當然知道原子彈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他相信最終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所謂“原子彈是紙老虎”不是一個事實判斷，而是一個政治決斷。在核威懾條件下，如果中國不站出來跟美國在朝鮮戰場上進行較量的話，所謂中國人民被欺侮的歷史一去不復返的宣示，所謂東方由於十月革命，由於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建立，帝國主義霸權可以為所欲為稱霸的格局一去不復返的宣示，就不過是阿Q式的豪言壯語了。如果中國不能有效抵抗美國的入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整個歷史含義都會被改寫，甚至由於出現了東方世界而形成的世界格局也會被改寫。毛澤東的宣示具有不可後退的政治的性質。

是人決定戰爭的勝負還是武器決定戰爭的勝負，是人民戰爭與帝國主義戰爭之間相互區別的關鍵命題之一。不可否認：這是毛澤東根據他對全球政治和軍事格局的分析而做出的正確的軍事判斷，更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物這一人民戰爭邏輯對於以核威懾為槓桿的冷戰邏輯的勝利。人民戰爭的基本原則是依託人的力量、在人民的日常生活動員的基礎上，通過靈活的戰略戰術和強韌的戰鬥意志戰勝對手。重視人的力量絕非否定武器的重要性。毛澤東在戰爭初期要求蘇聯的空軍支援、武器裝備支援和技術支援，高度重視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但這一切沒有改變他對戰爭進程及其政治性質的判斷。

抗美援朝是新中國軍隊的第一次境外作戰、人類歷史上在核條件下爆發的第一次大規模戰爭、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場國防戰爭，這三個獨特性提出一個問題，即在這三個條件之後產生的戰爭，到底是人民戰爭還是非人民戰爭？

毛澤東出兵朝鮮，表明他相信核武器並沒有改變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武器這一人民戰爭的邏輯。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由於戰爭的決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從而戰爭的勝負不僅取決於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和自然的各種各樣的客觀條件，作戰雙方的能力、意志、戰略和戰術等主觀因素，也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環節。能動的主觀的政治是中國革命政治的一個特徵。抗美援朝將革命時代的羣眾路線轉化為在新中國條件下的全面社會動員，就顯示出了政治的能動性。通過國際結盟與跨境戰爭，新中國將國內革命的統一戰線邏輯有效地用於國際戰爭了。1951年開城談判破裂後，美軍利用空軍優勢展開所謂“絞殺戰術”，但依託新中國的全民支持和中國軍隊的全面動員，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志願軍形成了一條打不垮、炸不爛的後勤補給線。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人民戰爭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抗美援朝戰爭是一場政治的戰爭，而不僅僅是一場技術的戰爭。戰爭的高度政治性正是人民戰爭的特點。武裝鬥爭必須與羣眾路線、統一戰線、根據地建設等政治過程相互配合，就是戰爭的政治性的體現。由於戰爭是有政治性的，戰爭的決定性因素是人，從而存在着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的區分。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戰爭是沒有正義性的，反對帝國主義霸權及其瓜分被壓迫民族的戰爭是帶有正義性的，這個判斷就是正義戰爭的概念的基礎。抗日戰爭與抗美援朝形態不同，但都是對於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稱霸世界的態勢抵抗。以武裝的革命打退武裝的反革命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以跨國抵抗戰爭的形式對抗帝國主義戰爭，則是新中國建立初期為保衞和平而採用的軍事性的政治手段（或政治性的軍事手段）之一。

**抗美援朝是一場區別於國內革命戰爭、民族解放戰爭等人民戰爭的正義戰爭。正義戰爭的範疇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判斷，即一方面以和平為目標，另一方面必須超越一般所謂和平主義，即以戰爭促和平。**毛澤東在朝鮮戰爭的背景下重申《論持久戰》所探索的和平與戰爭的辯證法，指出核威懾所形成的戰略平衡並不能導致和平。正義戰爭的概念是與必須終止帝國主義戰爭邏輯的訴求密切相關的。革命戰爭、正義戰爭的最終目的是永久和平，但既然是戰爭，和平的目標就必須與有效打擊敵人的有生力量相關聯。正是在軍事失敗中，美國的軍事將領才不得不對中國軍隊視死如歸的勇氣和精明高超的戰術表示敬意：中國已經不是過去的中國；中國軍隊已經不再是過去的中國軍隊。二戰之後，美國的全部中國認識正是由朝鮮戰爭的失敗重新奠定的，那種居高臨下、頤指氣使的學術態度必須用較為審慎的方式加以調整。對於美國而言，朝鮮戰爭與“越戰”都是雙重失敗，即軍事失敗與政治失敗。“越戰”的政治失敗在美國是更為清晰的，但其基礎也與朝鮮戰爭的失敗有關。

戰爭與和平能夠相互轉化，戰爭與和平之間存在辨證關係，主要是由戰爭的政治性決定的。戰爭的政治性還體現在敵我關係的確立與轉變之上。戰爭以敵我之間的清晰界定為前提，從而戰爭總是為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展開的。但正因為戰爭是政治的一種形式，而政治範疇的敵我關係是隨着歷史條件的變動而變動的，從而即便是戰場上的敵我關係也可以在其他條件下轉化為非敵我關係，即敵人可以轉化為非敵人，可以轉化為盟友；敵我矛盾可以轉化為非敵我矛盾，轉化為又鬥爭又團結的關係。敵我矛盾的轉化不是敵我矛盾的取消，不能用矛盾轉化的結果去衡量矛盾轉化前的鬥爭。在抗日戰爭中，伴隨着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之間的敵我矛盾逐漸轉化為又鬥爭又團結的次要矛盾，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就是在這個矛盾轉化中成立的。這一矛盾及其轉化的邏輯同樣存在於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的國內國際關係之中。戰爭既是政治的形式，也為新政治的展開開闢道路；沒有對於矛盾及其轉化的理解，就不能理解新政治得以展開的前提。

三、並非結論：停戰體制與去政治化條件下的戰爭

朝鮮停戰六十年後，停戰體制仍在半島延續。朝鮮處於被孤立狀態，核威懾導致了半島的有核化進程――朝鮮半島的核問題是從美國介入朝鮮半島時代開始的，這一點任何時刻都不應該忘記。伴隨着美國實施所謂“重返亞洲”（何曾離開過？）的政策，朝鮮半島的局勢更加緊張，中國與日本、韓國與日本、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朝鮮與韓國之間的矛盾和衝突顯示出激化的趨勢。就矛盾和衝突的激烈程度而言，很難説現在比過去更為危險。

但是，在今天，戰爭的正義性與非正義性的清晰區分日益含混，促進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團結的萬隆會議已成歷史的遺蹟，能夠衝擊霸權體制的解放運動和反抗運動早已煙消雲散。我們到處可以看到霸權和壓迫的結構，卻難以發現改變這一結構的能動的力量。從哪裏產生政治的力量？從哪裏產生正義的尺度？從哪裏尋找超越了冷戰格局的新的國際主義？所有這些問題正是促使我將抗美援朝戰爭置於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中加以考察的原因。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曾經論證戰爭是政治的最高形式，作為政治範疇的人民戰爭最深刻地體現了這一命題；但伴隨二十世紀的終結，這一命題似乎正在被修訂：在當代條件下，戰爭與其説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毋寧説是政治失敗或消失的後果。帝國主義意味着戰爭這一命題仍然正確，但由戰爭促發革命不再是現實。我們時代盛產的是去政治化的戰爭形式，它既不能體現人的決定作用，也無法區分正義與非正義，從而難以在不同國家、不同羣體的運動中產生類似於六十年代西方社會的反戰運動與其他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的那種相互激盪和有力支持。這正是我們重温抗美援朝戰爭的意義所在：即便在核威懾成為現實後，抗美援朝戰爭和隨後爆發的越南戰爭也並沒有像奧威爾設想地那樣陷入冷戰，而是以熱戰的形式展開了為爭取和平而戰的政治進程。

相較於早期的人民戰爭，技術在朝鮮戰爭中起着前所未有的作用，但戰爭中的意志、戰爭目標、指揮員的戰略戰術和應變能力、戰鬥員的士氣、理念和技戰術水平，仍然決定着這場戰爭的勝負。這裏所説的“人的作用”不但指戰場上的鬥爭，而且也指風起雲湧的民族解放運動、美國和西方世界內部出現的反戰運動，以及聯合國內外豐富的外交鬥爭——正是這一廣闊的政治進程將美國的戰爭逼進了死衚衕，導致這個霸權國家在軍事和政治兩個戰線上的同時失敗。

在今天重提這個問題，有什麼意義呢？在越南戰爭之後，帝國主義發動了一系列侵略戰爭，如馬島戰爭、南斯拉夫戰爭、兩次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利比亞戰爭及箭在弦上的敍利亞戰爭，但戰爭並未催生類似於二十世紀的人民戰爭的抵抗運動和社會革命。今天的戰爭性質顯然發生了改變：沒有先進的武器，就不可能贏得戰爭；除了大國圍繞各自利益而進行的霸權博弈，那種以武裝鬥爭、羣眾路線、統一戰線及文化政治相互結合而產生的深刻而寬廣的政治進程不復存在。這是不是意味着人民戰爭的基本原則、戰爭的政治性質逐漸被取消了？對這一問題存在着不同的回答，而我的回答是：不是新式武器的出現改變了戰爭的性質，而是政治的條件發生了變化，從而人民戰爭的邏輯不再居於主導地位。戰爭中的人的作用，不僅是在人與武器的對比關係中呈現的，而且也是在政治的與非政治的區分中展開的。説到底，戰爭中的人的因素就是戰爭的政治性。

在軍事領域，對人民戰爭的否定、對人的決定性因素的否定與對軍事技術的崇拜共同構成了去政治化的理論背景。正如我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書中所討論的，去政治化的過程遠遠超出了戰爭和軍事的範疇；“政黨國家化、政府公司化、媒體政黨化、政客媒體化”等等複雜現象正是這一過程的表徵。為了改變這一格局，人們試圖從二十世紀的歷史遺產中吸取經驗。在政治領域和理論領域，重提羣眾路線便是嘗試之一。但是，在完全不同於二十世紀的語境中，重提作為人民戰爭的產物的羣眾路線的確切含義是什麼？作為一個形成中的政治主體，羣眾的誕生意味着新的政治形式的誕生。重提羣眾路線，與其説是對一段歷史的迴歸，毋寧説是對一個可能的、不確定的未來的探尋，它不可避免地與下述問題密切相關：我們需要創造什麼樣的政治力量、鍛造怎樣的政治主體、指向怎樣的政治未來？

上述討論已經脱離了朝鮮戰爭的語境，但對於理解圍繞這場戰爭而展開的當代辯論卻是有意義的。讓我重述一個命題：**抗美援朝戰爭以及稍後展開的抗美援越戰爭既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人民戰爭的延伸，也是其終結。我們對於和平的探索已經是在一個後人民戰爭的、去政治化的時代語境之中了。在這個新的歷史時刻，能夠遏制帝國主義戰爭、打破朝鮮半島和海峽兩岸的分隔體制、緩解東亞區域內的國際衝突的條件在哪裏？人民戰爭是一個政治範疇，是一個能夠產生政治能量的過程。**對於蘇聯的解體、東方集團的垮掉，很多人幸災樂禍，但這一過程的另一面是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整個美國霸權無所顧忌的時代的到來；對於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創新，許多人棄之如敝屣，但當代中國是否像1949年那樣代表着一個朝向前所未有的未來的政治進程早已不是自明的問題。現在非但沒有人民戰爭，也沒有正義戰爭，從而戰爭意味着政治的終止，而不是政治的延續。

在這個意義上，二十世紀終結了，重新政治化成為一個新的時代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