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今天，我見證了《朝鮮停戰協定》_風聞

中國新聞週刊

2023年07月27日 12:08:36 來自北京

該爭的據理力爭

該讓或不能不讓的，看準時機讓

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簽署，今天正好是70週年。在協定簽署70週年之際，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於本月26日發表聲明，呼籲各方加強外交對話。

本刊曾採訪中國人民志願軍談判代表團成員、後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亞太經社會副代表的楊冠羣，回憶當年親歷停戰談判的往事。內容如下：

親歷朝鮮停戰談判：行止之間

本刊記者/宋春丹

發於2020.9.21總第965期《中國新聞週刊》

1953年7月27日，在板門店，朝中方代表團首席代表南日大將（右側）與“聯合國軍”代表團首席代表哈里遜中將（左側）在《朝鮮停戰協定》中籤字。圖／新華

50餘年間，朝鮮停戰談判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團秘書處的老友時常重聚。

老友聚會以一塊繪有花鳥圖案的黑色石頭為信物。曾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亞太經社會副代表的楊冠羣做東後，信物傳給下一位戰友，之後再沒有聚成過。

這些年，老友接連離世，漸漸沒了音訊。幾乎全程參與了停戰談判的，楊冠羣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碩果僅存的了。但在89歲的他的心中，朝鮮半島上那些風雲往事依然刻骨銘心。

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談判代表團做到了該爭的據理力爭，該讓或不能不讓的，看準時機讓。如同周恩來在李克農和喬冠華赴朝前叮囑的那句古語：“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

101首長

1951年10月，楊冠羣出差回京，尚未走出火車站就接到調令，和十多名外交部幹部匆匆開赴朝鮮。

開城在三八線以南，朝鮮戰爭爆發後被朝鮮人民軍迅速佔領，是個“新解放區”。這裏不僅是中朝談判代表團首腦駐地和前敵指揮所，也是與北京、平壤之間的聯絡站。

楊冠羣一行入朝時，開始於1951年7月10日的停戰談判在中斷兩個多月後剛剛復會。會址從中方控制的開城，移到了雙方控制線中間的板門店。

志願軍停戰談判代表團總部在開城的松嶽山下。崖邊有個居高臨下的風雨亭，晝夜有志願軍戰士站崗。亭前小樹上掛着一個空榴彈炮彈殼，敲起來聲如洪鐘，是代表團的對空警戒哨。

崖下有塊松柏環抱的平台，居中是一棟石砌的漂亮西式別墅，主人早已南逃，就作為李克農和喬冠華的住所和辦公地點。四周漸漸蓋起一排排平房，是代表團秘書處的辦公室。

這裏條件艱苦，蚊蟲肆虐。大家仿照美國轟炸機的型號，稱那些紅頭或綠頭、飛起來聲如悶雷的中號蒼蠅為B-24，個子特大的為B-29。同楊冠羣對桌而坐的是一名牛津大學的海歸，他總是蠅拍在手，來一個打一個，噼啪之聲不絕於耳。和楊冠羣同宿舍的是哈佛大學高材生冀朝鑄，為了對付跳蚤，他把長襪套在手臂上睡覺，傳為趣談。

楊冠羣在朝鮮板門店停戰談判會議室門前。圖／受訪者提供

有幾次，美機飛臨代表團駐地上空低空偵察，甚至還用漢語向下面喊話，聲音清晰可聞，內容無非是“投奔自由”之類。秘書處青年們也對着飛機大聲喊：“找錯人了！滾吧！”

中朝參加停戰談判的，實際分為三線。第一線為以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南日大將為首席代表的5名談判代表；第二線為李克農、喬冠華領導的前方指揮部；第三線是最高決策層。根據斯大林的意見，由中蘇朝三方商定，由毛澤東為最高指揮者，周恩來具體指導。

志願軍代表團下設秘書處、參謀處、戰俘處、新聞處、通信處、機要處和辦公室、政治部等機構。在代表團裏，李克農代號101首長，或稱“李隊長”。喬冠華代號103，幹部稱他“喬指導員”，班子成員稱他“喬老爺”。他們的身份是保密的。

楊冠羣説，李克農在志願軍談判代表團中威信極高，有這樣一位長期在國統區縱橫捭闔的老將掌舵，確是談判的保障。他們平時聽李克農講得最多的就是“團結”二字。

小別墅會議

復會後，開城的歸屬成為雙方爭議的焦點。

談判最開始，中朝方提出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對方則認為這只是一個緯度線，無險可守，且要求對他們在地面戰線之外的“海空優勢”進行補償，雙方差距巨大。這次復會後，中朝方提出一個修正案，建議以雙方實際接觸線為軍事分界線。

這是因為，毛澤東看出對方構築的“堪薩斯防線”是其底線，無論如何不會放棄，且就地停戰其實中朝方並不吃虧，因此改變了原先的設想。

對方也不再提“海空優勢”補償論，只要求讓出開城一帶，甚至可以交換，因為開城是李承晚一再提出不能放棄的“古都”。對此，中朝方堅決拒絕了。

在談判桌之外，“傷心嶺”戰役又傷亡了3700名美法聯軍。在美國的一場民意測驗中，三分之二的人把朝鮮戰爭評述為“一場全然徒勞的戰爭”。

11月6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致電“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認為對方建議已基本滿足了己方“最低限度的要求”。幾日後又再次致電表示，“亟待早日解決”，為此可以做一些小小讓步，比如放棄開城。

消息傳來，美方談判代表都感到泄氣。李奇微回電力爭無效，指示部屬：“我們是受命做我們認為錯誤的事情，但是，軍人就得執行命令。”11月17日，對方提交了一項新提議，實質上贊同了中朝方的建議。

11月20日，李克農在“小別墅”的會議室主持了一次小型會議。雖然陣陣朔風不斷向開城平原襲來，但炕已燒得很熱，與會者都喜氣洋洋。

李克農説，最主要的問題已得到解決，因此要努力爭取在年內達成停戰協議。至於戰俘問題，他説，這既有國際公認的準則，又是一個人道主義問題，中央估計不難達成協議。

只有喬冠華表示了一些隱憂。他説，最近第八集團軍司令範弗裏特的軍法處長漢萊竟污衊我方殺害戰俘，這是個信號，美國有可能要在這個問題上做文章。

但這並沒有引起與會者的過多擔心。夜宵時，李克農拿出一瓶茅台酒，與大家幹了一杯。

小別墅會議後，中朝方面開始為戰俘問題的討論做準備。志願軍政治部副主任、分管戰俘工作的杜平被調來代表團（代號102），着手準備符合國際紅十字會要求的詳細戰俘名單和我方被俘人員名單。

楊冠羣此時在參謀處，他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整理戰俘材料。

開城的冬天，陽光充足。院子裏擺開兩張八仙桌，楊冠羣和戰友細緻地整理名單，包括戰俘的國籍、姓名、部隊番號、級別、所在戰俘營等，都要標註清楚。還要核對陣亡美軍的遺物，確認其身份。在室外可以取取暖，還可以借紫外線對這些遺物消毒。看見一些美國大兵同妻兒的合照，他不免心下黯然，看到有美軍在東京摟着妓女拍的照片，又感到作嘔。

10:1的懸殊數字

軍事分界線談妥後，就進入第三項議程（第一項議程是確定議程本身），討論實現停火的具體安排，包括監督機構的組成和權責等。這項談判並不順利。對方建議，另開一個小組會，平行討論第四項議程——戰俘問題。中方也希望加快進程，遂欣然同意。

12月11日，討論戰俘問題的小組會開始。談判桌的一方為中方的柴成文、朝方的李相朝，另一方是美國海軍少將魯思文·利比和陸軍上校喬治·希克曼。

會議一開始，中方即提出停戰後迅速遣返全部戰俘的原則，對方拒絕表態，堅持先交換戰俘名單。僵持一週後，為免給對方的拖延以藉口，中朝方同意了。

12月18日，雙方交換了戰俘資料。中朝方交出11551人的名單，其中美軍3192名；美方交出132571人的名單（中朝方的內部統計是11萬人左右，其他屬於平民和義勇隊成員），其中志願軍20720人。

國防大學教授徐焰在其所著的《毛澤東與抗美援朝戰爭》一書中分析，其實朝中方面俘敵數量並不少，但之前未考慮到交換戰俘問題，還按照革命戰爭年代的做法，將部分人就地釋放，多數朝鮮籍俘虜參照過去“解放戰士”的方式被補充進人民軍，還有各種原因造成的死亡和散失，因此交換時就所剩無多。戰俘問題談判之所以如此艱難，原因之一便是雙方保留的戰俘數量相差懸殊。通過這次談判交鋒，毛澤東等領導人增加了國際軍事政治鬥爭的新經驗，從此就按照世界現代化戰爭的特點來全面考慮各方面問題了。

交換材料後，對方對中朝方面拘留的戰俘數量如此之少表示“震驚”，並想利用數字差距來做文章，於1952年1月2日提出了“一對一交換”方案，即如果軍人換完了，可以拿願意去南方的朝鮮平民來換，而且交換時要實行“自願遣返”的原則。

對此，李相朝斥之為“人口買賣”。他説：“你們應該知道戰俘的釋放與遣返並不是人口買賣，20世紀的今天更不是野蠻的奴隸時代。”對方説可以把“自願遣返”改為“不得強迫遣返”。李相朝説：嚴格按照日內瓦公約辦事是所有簽字國必須遵守的義務，怎能污之為“強迫遣返”？對方説：釋放全部戰俘就等於增加你方的軍事力量。李相朝説：這説明你們真正關心的不是戰俘的人權和幸福，而是戰鬥人員與武力。

此時，美方戰俘營中也出現了日益激烈的流血鬥爭。朝鮮人民軍戰俘多為北方人，大多堅定要求迴歸，而志願軍戰俘情況則比較複雜，原國民黨軍俘虜成分佔70％以上。但這些人大多數內心是願意回到祖國和家鄉的，真正“不願遣返”的所謂“反共戰俘”，估計有3000人左右，多為原國民黨軍黨團骨幹分子和軍校畢業生等。

對於多少人拒絕遣返，美方一開始也沒有數。4月1日，希克曼通知柴成文，約有11.6萬人可以遣返。十多天後又推翻了自己的説法，説“甄別”的結果是隻有7萬人可以遣返，其中志願軍戰俘為5100人。對此，中朝方表示不能接受。談判不歡而散。

秘書處

在參謀處工作半年後，楊冠羣被調到為談判提供綜合性服務的秘書處。

公開場合以朝方為主，是代表團的一條原則。有段時間，秘書處青年們中間流傳着一些關於朝鮮生活的“怪話”，什麼“門小窗大、官小架子大”，受到領導的批評。

談判初期，秘書處僅有數人，至停戰前後已發展至八九十人，包括會議組、打字組、翻譯組、負責監聽和抄電碼的新聞組。此外還有一個5人的專家組，包括後來的兩彈一星元勳、時任北京大學物理系副教授朱光亞，以及周珏良等外語教授。他們幫忙審校，出謀劃策，從國際法角度對處理戰俘問題提出建議。

新聞組通過收集美聯社、合眾社、BBC、VOA等媒體的戰地記者報道，整理成《For Your Information Only》，即開城版“參考消息”，提供給朝中懂英文的記者和工作人員。

楊冠羣要根據《For Your Information Only》彙總中朝方戰俘在戰俘營中被打死打傷的情況，交給代表團領導，用以辯駁美方或提出抗議。楊冠羣調到秘書處後，幾乎兩三天就要抗議一次。後來毛澤東指示，不要一事一抗，才停歇了。

代表每次從板門店歸來，除向李克農、喬冠華直接彙報外，還必須向中央報告。有時因板門店休會遲，或因會議內容多，簡報寫完，經喬冠華修改，送李克農審批時已屆深夜。等發去的電報從北京批覆回來，往往已是次日清晨。此時，秘書處又需根據指示修改或重擬發言稿。

發言稿有兩類，一是長篇發言，系統駁斥對方論點，二是短兵相接時使用的臨時發言稿。

喬冠華思維敏捷，語言鏗鏘有力，是有名的“秀才”。他常在寬敞的辦公室裏低頭沉思，來回踱步，口中授詞，通常由浦山執筆。

秘書處處長浦山，1948年獲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有“人民的驢子”之稱。改革開放後許多人出國改穿西裝，而他總是一套半新不舊的毛氏制服。談判最緊張時，他搬到李克農和喬冠華的住所打地鋪，隨叫隨到。有時連續幾夜只能睡兩三個小時，因壓力太大，常常在睡夢中大喊。

浦山寫成文後，再經喬冠華過目定稿。楊冠羣等秘書處工作人員則靜候在旁，每定一稿，就立即用五張白紙夾上四張複寫紙，用力謄寫五份，久而久之，中指上形成了厚繭。其中兩份，立即送去翻譯。這都需要趕在談判代表上車出發去板門店前，時間十分緊迫，必須高效才能完成。楊冠羣説，其中喬冠華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在談判會場，楊冠羣主要做英文會議記錄，後期兼做翻譯。

美方有職業速記員，幾人輪流作業，10分鐘換一次班。中方則是二人一組拼命同記，每次做完時間較長的會議的記錄都頭昏腦漲。回到開城，還需相互核對記錄，有時還需找參加會議的翻譯和參謀幫忙。一旁還有英譯中的人員在等候，實行流水作業，整理出一頁翻譯一頁。

談判順利時，遇有重要發言美方還會遞交一份發言稿；談判瀕於破裂時，美方代表稿子念得飛快，這種發言又大都是罵人的，不能向對方索要稿子，速記員只能全力跟上，實在記不下來就打虛線，以示遺漏。

重要的中、英文會議記錄要報給國內。如果用詞過重，中央也會予以提醒。會場上兩方對罵正酣時，中方會使用“無恥”“荒謬”“站不住腳”“帝國主義強盜”“掛羊頭賣狗肉”等激烈言辭。美方聽不懂“掛羊頭賣狗肉”，曾表示對動物比喻不熟悉。對此，周恩來曾指示：我們的用詞較為過分。

李克農也對談判代表強調，一定不要“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不要帶着仇恨和情緒，要見招拆招。

首席代表哈里遜

5月22日，美國第八集團軍參謀長威廉·哈里遜中將接替美國遠東海軍司令特納·喬埃海軍中將，出任“聯合國軍”停戰談判代表團首席代表。上任10天，強硬的哈里遜就三次建議休會。最短的一次會議只有25秒，雙方代表剛落座，宣佈開會，對方就馬上宣佈休會。

最讓楊冠羣等做英文逐字會議記錄的工作人員頭疼的是，會議進入低潮時，哈里遜就用讀發言稿的辦法來打發時間，而且念得飛快，像連珠炮，連英文速記高手冀朝鑄也記不全。

楊冠羣記得，有一次哈里遜説，中國的被俘人員不願意回國，因為回去後就會被送到“和平營”（Peace Camp）中去“再洗腦”。他們聽後不知所云，後來才反應過來。原來那時社會主義陣營也叫“和平陣營”（Peace Camp），不知哪位美國秀才撿到了這個詞，以為就是“勞改營”的別稱，就這樣亂用上了。

7月初，中朝方面做出了一個讓步，即不再堅持“全部遣返”，而爭取“絕大部分遣返”。對方的回應是將遣返的概數提高到8.3萬人（其中志願軍6000人），聲稱是“最後的、堅定的、不可改變的方案”。

李克農與金日成等傾向於接受這個方案，但遭到毛澤東否決。他説，“我們的同志太天真了”，這個將人民軍戰俘的80％遣返而只將志願軍的32％遣返的方案，是挑撥性、引誘性的。斯大林明確支持了毛澤東。

哈里遜於是將逃會從1.0版（3天）升級到了2.0版（7天），不久又升級到3.0版（10天）。他還公開挑撥説，中國有四萬萬人口，為了幾千志願軍戰俘不願回去而拖延衝突，不顧只有很少人口和有限資源的北朝鮮繼續遭受痛苦與災難。

9月28日，美方提出一個“三項任擇其一”的新方案，仍是將戰俘分成願意遣返和“拒絕遣返”兩類。在10天的休會後，哈里遜問對其提出的三點選擇方案有何想法。南日指出，美方的“新方案”換湯不換藥。

哈里遜於是宣佈“無限期休會”，説完不等回答，站起身就朝帳篷外走。中朝全體人員則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以大笑表示蔑視。

這是中朝方面針對“逃會”事先安排好的應對。楊冠羣等年輕人還模仿京劇老生的腔調，發出中氣十足的“哈、哈、哈”的大笑聲，以讓帳篷外的西方記者知道又發生了逃會事件。

“解釋遣返”

考慮到長期休會已成定局，中朝談判代表團縮減了規模。

11月中旬，李克農、喬冠華、邊章五、解方几位主要領導都回北京了，代表團由丁國鈺和柴成文暫時負責，工作人員減至百人。動員時，領導説富餘人員回國“過年”去了。但楊冠羣等留守人員心中有數，這“過年”非同一般。

由於談判中斷，楊冠羣等會議記錄人員便“失了業”。他被派駐板門店會場區，協助我方安全軍官工作。

板門店會場區邊緣，地面上均置有橘紅色的對空警戒布板，上空高懸着飛艇狀氣球，夜間還有垂直的探照燈。相對安全的會場區成為小動物的避風港，經常可以看到無家可歸的流浪貓狗。

雙方代表各有一部無線電報話機，每隔一兩個小時，一方就打開報話機問：你有什麼信息給我嗎？你有什麼信息給我嗎？對方答：沒有，沒有。再反過來問答一遍，然後雙方互説“OK”，關機。

這期間，力主早日結束朝鮮戰爭的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可否給美國一個台階下，由我方主動提出復會？喬冠華的意見是一動不如一靜，拖下去，等對方先採取行動。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同意這個分析。

對方果然採取行動了。

1953年2月22日，美方安全軍官通知中方去接一封“重要的信件”。到了會議帳篷，對方拿出一個白色大信封，叮囑立即交給朝中司令官。回到會場區外的我方駐地，楊冠羣打開一看，是時任“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致金日成和彭德懷的信函，提議雙方先行交換病傷戰俘。

楊冠羣立即撥通了開城代表團的電話。接話人是冀朝鑄。楊冠羣逐字逐句念出英文信函，請他記錄並報告代表團。

恰恰在這個節骨眼兒上，3月5日，斯大林突發腦溢血去世。斯大林沒有指定接班人，蘇共領導人的注意力轉向內部問題，對於處理朝鮮問題的方針馬上有了改變，主張在戰俘問題上求得妥協。毛澤東同意了這個主張。

3月30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關於朝鮮停戰談判問題的聲明》，建議在停戰後立即遣返一切堅持遣返的戰俘，而將其餘的戰俘轉交中立國，並進行解釋，以保證他們的遣返問題得到公正解決。聲明表明，中朝方面已不再堅持“全部遣返”，而改為“解釋遣返”，相當於一種“動員遣返”。

6月8日，雙方就戰俘問題達成協議。7月27日，停戰協定簽字。

“全體戰俘都不是自由的人”

停戰後，雙方首先交換了“直接遣返的戰俘”。朝中方面交給對方12773人（其中美國人3579名），對方交給朝中方面75823人（其中志願軍5460人）。

隨後，開始了對“不直接遣返的戰俘”的解釋工作。在板門店附近軍事分界線的南北，都設立了新的戰俘營。

在北營，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下屬的印度看管部隊從中朝方面接管了359名“不直接遣返”的美方戰俘。這些戰俘全部聽了解釋，12人（其中2名美國人）接受了遣返。

在南營，印度部隊接管了22604人（其中志願軍戰俘14704人）。90天的解釋期，實際只進行了10天就難以進行下去。其中只有約2000人聽了解釋，總共有440名志願軍戰俘和188名人民軍戰俘接受遣返。

12月28日，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以多數通過了一個“臨時報告”，提交給停戰締約雙方。報告稱：“毫無疑問，在接管時戰俘已被完善地組成許多集團，這一組織形式現仍在營中保持下去⋯⋯這些戰俘受到程度甚為可觀的壓力，在若干事例中牽涉到暴力行為。”

報告指出，相當數量的戰俘是冒着生命危險逃出戰俘營要求遣返的。他們在表達是否願意遣返的願望時所採取的這種不正常方式，“使人很自然地懷疑到，全體戰俘都不是自由的人”。

停戰談判期間，丁國鈺擔任了志願軍代表團工委書記，1953年4月接替鄧華、邊章五成為第三任志願軍首席談判代表。當年李克農曾説，丁國鈺很有策略頭腦，適合做外交工作。他不負所望，戰後出任了中國駐阿富汗、巴基斯坦、埃及等國大使。在他出任阿富汗大使期間，楊冠羣曾任他的英文翻譯三年多。

2003年，朝鮮停戰協定簽字50週年前夕，楊冠羣和戰友去拜訪了丁國鈺。丁國鈺對他們談到，李克農和喬冠華都是開城代表團“不可替代的人物”。特別是，停戰談判涉及中朝兩黨關係，談判中是朝方代表發言，而具體操作又是中方管，這很不好辦。李克農從不流露“以我為主”的心態，因而得到朝鮮同志的信任和尊重。

那些年，丁國鈺位於北海公園附近的寬敞的家成了秘書處戰友們的一個“據點”。2006年，二十多位開城老友為他過了90歲大壽。

2015年5月，99歲的丁國鈺去世。所剩無幾的開城老友都年事已高，行動不便，只有楊冠羣一人去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為他送行，並代表秘書處戰友敬獻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