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村莊的就業現狀調查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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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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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子 | 文·

“逆空心化”

近期回了一次老家。跟以往年頭不同，發現不少村民都呆在家，一早一晚聚在村口聊天，還挺熱鬧。好似困擾鄉村多年的空心化開始好轉。

當然不是。

分析下來，原因大致分幾方面：

一面是經過多年發展，本土縣鄉級工業園區，對青壯年的吸附力在提升。對比傳統外出打工，青壯年寧願選擇在家鄉就業。因為，全國範圍內統一勞動力市場已基本形成，同樣普工，在沿海打工跟在家鄉就業，收入其實差不多。因此，許多青壯年選擇返鄉就業。

二是，人口老齡化問題。大量60後，年滿55歲以上，幾乎很難找到正規企業的穩定工作。以往，他們還可以耗在温州、福建等沿海地區（多在這些地方打工十多年以上），但隨着沿海就業形勢的同步惡化，大量中老年人不得不返鄉。

三是，近年整體就業形勢問題。“穩定就業”日益壓縮，大量勞動力從“穩定就業”轉向“靈活就業”，而“靈活就業”轉向打零工，打零工則活計越來越不好找。一層層卷下來，退回來，在家窩着的人，越來越多……

挨家挨户細究起來，更發現不少問題。研究一個村莊，或足以管中窺豹。

速描

家鄉小村，屬於我經常説的“80%的大多數”——地處江西省中西部，不是山區，但離城市也不近因而遠離城市化，缺乏資源和稟賦，人均土地1畝多，不窮也不富，日子不至於過不下去（不會自然淘汰），但也看不到什麼希望。

村莊有36户人家，人口數為160多，歷數下來，大概可以分以下幾類：

第一種，城市化人口，標準是進城買房落户。

算上我家在內，有7户，佔比19%。除我之外，一位80後同齡人A在外打工，跟對老闆，在廣東惠州買房安家；一位70後末期的族親B，通過讀書-教書-考軍校-分配工作，落户廣州；一位同齡人C，在杭州開飯館，後來參與炒幣賺到錢，安家杭州。

其餘三户，都在附近縣城。其中一户人家D，男主人原本在外做裝修小包工頭，由於工作環境因素，長年累月下，患上血液病，情況很麻煩，全家陷入困境，將來可能要退回鄉村。

除我們7户人家外，還有3户在90年代陸續搬到縣城，因為缺乏專業技能、生病或後人不爭氣（如賭博、在縣城做小混混之類），都城市化失敗，舉家搬回老家，因此不列入此類。

第二類，有能（希）力（望）城市化的家庭。

這類人家，這些年日子過得還算不錯，屬於“鄉村中產”，再努努力，有希望躍升進城（縣城）。有兩户，佔比5.5%。

其中一户是我堂兄，近年跑長途客運。他買了輛二手小轎車和麪包車，在微信羣接單，專跑老家到廣州、深圳、東莞一帶，跑一趟可賺上千元，平均算下來，月入七八千不是問題。

另一户人家是我鄰居E，一位同齡人，在温州打工多年，在一家鞋廠從打工人做到管理層，進入當地圈層。有進城實力，但寧願選擇在家建一棟四層的小樓房，小日子過得不錯，不思城市化。

第三類，既看不到什麼希望，日子又勉強過得下去。混日子。

這類人家佔絕大多數。本地縣城房價7000左右（新城區更是破萬），一套房動輒七八十萬上百萬。且農民一般沒有社保、銀行信用（甚至工資條都沒有），也沒有抵押物，貸不到款，所以要買房只能全款。這些人家，大致進城無望。

所以不是農民不想城市化，而是此前還沒有城市化的大多數中國農民，依然缺乏主動城市化的能力——這裏講的城市化，應當以買房、社保、安家落户為標準，而非僅僅在城市打工、“常住人口”，將來退回鄉村——你去問問農民、市民，進城打個工謀個生，就算城市化了？因此寬口徑的城市化率，現實指導意義並沒有那麼強。

可想而知，中國的城市化，同步中國經濟降速，必然也會同步降速，後面每提升一個點，困難程度都將超過以往。

因此，大量人口還將留在鄉村，鄉村必然長期、客觀存在，鄉村振興亦勢在必行。

｜“拿個手機一躺”，鄉下孩子課餘的常態。

第四類，生活困難羣體。

這類人家，只有2户了。一户是前面所述的包工頭D，因為患病，處境堪憂。城市生活壓力大，他們家可能會退回鄉村。

另一户是前面提到的，90年代進城的村民F。這户人家孤兒寡母，由於缺乏專業技能和背景，在城市生活困難。兩個兒子又走上歪路，大兒子偷竊小兒子做小混混還染上毒癮，城市無法安身，繼而退回老家。好在故鄉房子還在，村民們也很包容。

後來，這户人家的大兒子在温州打工，醉酒後與人打架，被打破頭渾然不知，半夜死在這座城市的某間出租屋。不久，其老母親患上癌症去世，兩個兒子家庭都支離破碎，只剩下小兒子一人孑然一身。因此這一户，其實只剩一人，他無所事事、有一天混一天，倒活成了一道無牽無掛的閃電。

所以，困難羣眾，在鄉下也很少了。

就業

綜上，順利逃離鄉村（城市化）的村民佔19%，他們的就業狀況反映在城市。我們來談剩下的80%。

他們的就業狀況，大體可以分以下五類：

第一類，鄉村小老闆。

其中有三户村民創業。一户是70年代生人G，創業較早，現在在外地開鋸板廠，還算穩定。兩户是80後同齡人：其中一户H開了個養雞場，雖問題不斷，但還在勉力支撐，以進城買房標準看，離成功相距甚遠；

另一户 I ，在上述落户杭州的村民C的支持下，利用自己原來在温州鞋廠的管理經驗，在老家鎮上開了家鞋料加工廠。

沿海的鞋廠都舉步維艱，I 的工廠可想而知。上游貨款遲遲拿不到，而本地工人的工資、各項支出又必須實打實地按時支付。因此，這兩年，他都是在循環刷信用卡中撐過來的。還能刷多久？誰也不知道。

第二類，鄉村個體。

本地經商氛圍不強。搞個體，主要是買貨車跑貨運。他們屬於鄉村領域的專業技術崗，相當於城市中產。

五年前，開大貨車還是鄉村高薪職業之一，即便給人打工，月入也可輕鬆過萬，更不用説自己買車，村裏70、80後兩代人裏，有十餘人從事過這個職業。但是，大貨車一開就是七八個小時，注意力需高度集中，又容易出交通事故，屬於高強度、高危行業（村裏就有一位年輕人車禍去世），因而堅持下來的很少。

更根本的，還是經濟衝擊。貨車司機，可能是近年就業衝擊最慘、落差最大的羣體。

中國造車能力實在太強，汽車金融又發達、買車“創業”門檻越來越低，迅速導致供過於求。

另一端，2018年以來，中國製造業、房地產出現困局，需求端日益萎縮。此時，物流互聯網平台迅速發展，在提升物流效率的同時，不斷壓制貨車司機們的議價能力，司機們逐漸從有獨立個體演變成“平台打工者”。

算上前面一户安家縣城的村民，本村只剩貨車司機6人（户），依然佔全村就業1/6。其中三户自己買車，三户給別人開。

三户自購車輛的人家，一户掛靠較大型物流公司，可以與快遞公司合作，還有一些穩定生意，但油價、高速費、保險費、平台費、掛靠費等各項費用不斷高漲，而貨運費日益走低，兩相擠壓，出車利潤微薄，只能勉力維持。剩下兩户獨立個體，通過互聯網平台獲取訂單，基本呈現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局面，以至於村民哪天沒看到他們，都為他們慶幸——XX終於出車去了。

另一種個體，是種糧承包户。據抽樣調查，本地每畝雙季稻純收入約470元，單季稻約750元——對種植户來説，由於人工和管理成本居高不下，更傾向於種單季稻。按國家權威部門指導的小農家庭作業種植面積10公頃（150畝）算，收入為112500元，但至少需夫妻二人耕種，即每人56250元，合月收入4687.5元（還有其他成本，實際上到不了），相當於進城打工。

收入低，風吹日曬，勞心勞力，鄉下人自然覺得不划算。還好有農業補貼，本地政策，種植50畝以上，每畝補貼100-150元，按最高150元算，150畝合22500元，這就相當於“激勵因子”。

此外還有各種農機補貼，但補貼存在較大區間，其中存在大量“關係”因素——比如，購買一台收割機，上面有關係的，可以頂格補貼，沒有關係，只能獲得最低補貼，中間相差數萬元。

另外，近兩年許多地方財政困難，補貼並不好拿，大户們的積極性迅速下降，地租一路從以往的500元左右下降到350元。

近年來，本村土地大多集中給村民J承包。而他之所以願意承包，是因為其有一個遠親是縣財政局局長，補貼不怕拿不到手。不料去年底，該局長被抓，這項補貼要拿到手，恐怕就沒那麼容易了。所以今年他也比較發愁。

多少年過去了，在鄉村創點業、做點事，依然還得靠“關係”。

第三類，穩定就業者。

主要是打工。如前文所述，全國範圍內統一勞動力市場已初步形成，同樣是打工，沿海城市和家鄉，收入本質上沒什麼差別。

本地人，基本上都去過温州、福建等地打工，以幾十人的鞋廠、服飾廠、金屬製品廠為主。這些工廠的特點是按勞分配、相對自由，往往有活幹的時候，加班加點，一個月能賺七八千、上萬元，但訂單少的時候，大半個月呆在出租屋，賺的錢房租、吃飯都不夠。

這幾年，訂單少成為常態，在外打工收入鋭減。大致調研下來，（普工）月收入平均在4500元左右，刨除租房、生活等費用，再怎麼節儉，也只能存個三千元左右。

三千元，正好是家鄉鞋廠、服飾廠的工資水平（上4000元，基本上得做到主管級別）。很多打工人一算，上有老下有小，不如回家打工。因此，農民工返鄉，成為近年中國就業市場一大趨勢。

但這些廠子之所以願意遷到內地小縣，看重的還是當地的勞動力便宜、容許不規範用工，自然不願意給打工人漲工資、交社保。由於缺乏歸屬感，且年輕人越來越耐不住性子，因此流動率特別高。所以，家鄉工業園各種小廠，雖然生意説不上怎麼好，但一年四季都在招工。

可見，對鄉村的青壯年勞動力來説，是有相對穩定的就業市場的。只是，這些就業質量不高，越來越吸引不了青壯年穩定就業。

第四類，“靈活就業”。

説白了，就是打零工。這類羣體，主要是從“穩定就業”中淘汰下來的中老年羣體。

除了北京、上海、蘇南等少數區域，中國農民沒有社保、養老金（家鄉農保為每月100多元），即便過了退休年齡，也必須努力就業以支撐自身的養老保障。但是正規就業市場已經不招，怎麼辦？

一種是繼續耗在打工地，非正規就業。一方面，城市就業也很難，可想而知他們的境遇。另一方面，只有在所在城市駐紮了很久的“常住人口”（最終還要返鄉），才會選擇這種方式。

另一種是回鄉，家門口附近區域打打零工，建築工地、修路、鋸板廠、農民建房之類。本地零工，每天在120元左右，而再遠離縣城的鄉鎮，則在80-100元。只是，隨着近年來房地產、基礎設施投資的萎縮，用工量大減。

可見的是，中國鄉村勞動力市場嚴重供過於求，地方用工企業也越來越“挑”。10年前，不收55歲以上年紀的羣體，今年，不少企業直接打出35歲年齡的界限。因此，這類半就業、半失業的“靈活用工”羣體，基數還在不斷擴大。更要命的是，隨着1962-1975年中國史上最大“嬰兒潮”變“退休潮”，這個問題正日趨嚴重。

鄉村“靈活就業”的底線是做髮夾、扎彩燈之類的來料加工——我們見過的一串串彩燈，就是他們手工一個個裝起來的，並沒有什麼科技含量——一天可賺二三十元，夫妻二人五六十元，家庭月收入一千五百元左右。

進無希望，退也不至於活不下去，村裏多數50歲以上中老年人，心態日趨大同，“反正每個月再怎麼搞，也能賺個千把塊，餓不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