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中“服飾繪”_風聞

    研究《紅樓夢》，有一門宏大的學問稱作“紅學”。凡涉及衣食住行的，“紅學”概不遺漏。雖不知“紅學”中有關傳統服飾文化已深入到何種程度，個人近來有“扮靚”之需而開始頻繁關注到服飾，所以再讀《紅樓夢》時，對其中人物的服飾裝扮不由自主地多加了留意。

    有人説，小説人物的服飾形象時而前朝漢服，時而大清滿服，時空混作一團，以致讓今天的影視劇導演們頭疼不已，觀眾也會認為不同版本的劇作都在“亂穿衣”。這大概是曹公當年撒手之際萬萬沒想到的尷尬。

    客觀而言，作者將小説人物服飾的質料、造型、色彩、紋飾乃至工藝已經説得非常具體、科學，毫不敷衍。但是，通常學者認為《紅樓夢》中明清兩代服飾並存，是作者有意模糊時代背景的需要。我並不完全能夠苟同。

    實際上，更確切地説那種所謂“混亂”恰恰真實反映了滿漢兩族服飾同化過程中的一個特殊時期。那是近世中國社會服飾絢麗多元的時期，竟被不經意地記錄在紅樓“服飾繪”中，這麼想一想讓我有點心潮澎湃的感覺。

    《紅樓夢》對描寫時代背景確實是十分含糊的，書中的服飾形象，有一些是漢族歷代傳承的服飾，也有很多是清代人的穿着。如第四十九回中史湘雲穿着“貂鼠腦袋面子大毛黑灰鼠裏子裏外發燒大褂子”。“裏外發燒”是指衣服（冬裝）外表和裏面都用毛皮，清乾隆、嘉慶年間盛行。

    目前，“紅學”研究人士對曹雪芹卒年説法不一，是1763年除夕也罷，還是1764年初春也罷，大概指乾隆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間。據此可推測，上述這種富人借名貴毛皮以顯闊的“裏外發燒”皮衣流行一時，應是曹公自己親身經歷過的。

    再有，黛玉初至榮國府時，見到王熙鳳穿着“縷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窄裉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第四十九回中的李紈穿着“青哆羅呢對襟褂子”。襲人要回家探親時也是在“桃紅百子刻絲銀鼠襖子”外，再套上“青緞灰鼠褂”。

    “褂子”稱謂雖説明代已有，但明代方以智《通雅-衣服》中説：“今吳人謂之衫，北人謂之褂。”徐珂《清稗類鈔-服飾》中説：“褂，外衣也，禮服之加於袍外者，謂之外褂，男女皆同此名稱，惟制式不同耳。”趙振民《中國衣冠中滿服成分》索性認定：“中國古無‘褂’字……蓋滿制也。”結合明代所説的“北人”，也可以認為是山海關、張家口外人。應該説，褂子是清代人對肥大上衣的習慣稱謂。

    第五十一回寫金桂的丫鬟寶蟾，穿一件“片錦（金）邊琵琶襟小緊身”，琵琶襟是一種曲襟——可能取至“曲徑通幽”之意，轉角之處呈方形，是較為典型的馬上民族服式。琵琶襟馬甲在清代較為流行。

    寶玉的服飾形象在書中多次出現，常描寫為“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第三回），或是“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第八回），或是“白蟒箭袖”（第十五回），還有“大紅金蟒狐腋箭袖”（第十九回）。

    箭袖雖説明代也有，但是人們穿着不多，主要限於射手等。因為箭袖即馬蹄袖，衣服袖身窄小，袖端頭為斜面，袖口面較長，弧形，可覆住手背，以便不影響射箭且又可保暖。清代宮廷早期因極力主張“不廢騎射”，因此將箭袖用於禮服，成了大清男服的特色制式。

    另外，繡蟒的袍，在明代時為高官常服，只有到了清代，才放寬穿着範圍。《大清會典》中曾記秦王、郡王、貝勒以及侍衞、公主、命婦等人都可以穿蟒袍。區分等級的辦法主要是衣上的蟒數和蟒的爪數。

    服裝面料中幾次提及“洋”字，突出了時代背景的特徵。如第三回中王熙鳳穿着“縷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窄裉襖”，“下着翡翠撒花洋縐裙”，第四十九回中薛寶釵穿一件“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羓絲的鶴氅”，均為舶來衣料，這也契合了曹家三任江寧織造的特殊身份。

    寶釵的這件披風（即鶴氅）的一大看點在“錦上添花”，錦上添花就是薛寶釵的價值觀，和雪中送炭相對應的。薛寶釵住進大觀園，做了好幾件的好事，籠絡了不少人心。有關這件披風的材質至今還留有爭議和疑問，著名紅學家、央視1987年版電視劇《紅樓夢》編劇周嶺先生曾言“自有《紅樓夢》以來似乎就沒人弄明白過”。

    “沒弄明白”的就是“洋線番羓絲”到底是個什麼玩意兒。據説其中的“番羓絲”很不好理解，前人有形同乾肉條的花線綴飾、矞芀羊的毳毛絲線等解釋，可是均難成立。如果説，一種物品可能因前人不小心寫錯了字，一字之差，意義就會有十萬八千里之遙，那麼教後人如何弄得清楚呢？

    其中的“番羓絲”，估計是“番羢絲”的抄寫筆誤，而“洋線番羢絲”就好理解得多，是一種來自海外的羢絲面料。明清時期，這類布料除了番國進貢，也通過貿易進入內陸，所以富貴人家不難得到這種進口面料。

    還有，前文提到李紈所着衣物的材料“哆羅呢“，也是來自海外貿易或進貢的稀罕面料。這種本土不產的外國毛料在小説中多次出現，如第四十九回：“ （寶玉）只穿一件茄色哆羅呢狐皮襖子。 ”第五十二回：“ 寶玉身上穿着荔色哆羅呢的天馬箭袖。 ”

    《紅樓夢》出現哆羅呢的時候，都是天寒地凍時分。可見，用這種毛料製成衣物主要用來禦寒。如今的故宮博物院裏也有傳世的哆羅呢實物，但是幾塊繡花毯子，並沒有成衣流傳。所以，我真懷疑李紈和寶玉身穿的哆羅呢料是被錯用了，它們原本更適合被掛着裝飾牆壁，就好比今天剪窗簾布料做成了連衣裙，不是不可，而是不對頭。

    眾所周知，曹雪芹身為漢軍旗人，他的祖上曾皈依多爾袞屬下的滿洲正白旗。曹雪芹又不同於一般八旗子弟，他飽讀詩書，深受漢文化影響。於是乎，《紅樓夢》中保留了大量的宋明風格的漢裝形象不足為奇。

    其中北靜王水溶的服飾，顯然是宋代公案小説中的“八千歲”服飾的翻版。寶玉的紫金冠，更是許多漢族古代文藝作品中的公子哥兒的首服。《西遊記》中美猴王的紫金冠作為王者標誌、貴人形象曾被明代吳承恩繪聲繪色地描寫過。另外，黛玉應李紈之邀去稻香村作詩時，曾“罩了一件大紅的羽紗面白狐狸裏的鶴氅”，寶釵也穿着“鶴氅”，上面文字對其特殊材質已探討一二。

    這一種披風的名字最早見於《世説新語》的“鶴氅裘”，指鶴或鶴類的毛羽製做的裘衣。李白《江上答崔宣城》詩還有“貂裘非季子，鶴氅似王恭”句。鶴氅早多為道士或隱逸的士人穿着，與神仙形象有着密切的關係，清代人依然在穿，但實際上已成普通披風，其名則源於漢服。

    服飾，不僅包括服裝，也包含身體的其他裝扮，比如髮式。寶玉的髮式描寫，多屬漢族童子頭，即未及冠年（20歲）的梳髮樣式。除第三回詳細描述外，第二十一回中特意寫道“在家不戴冠，並不總角”。總角是中原漢族兒童傳統法式，一般是集發於頂，編為小髻，左右各一，形似雙角。這就是儒家經典中強調的童子頭。

    曹雪芹好像有意避開足服的描繪。其他明清小説中描繪一個人時，要從他的首服開始，一直到足服為止。而曹雪芹卻常常是從頭上説到裙、褲，只有一些冬裝中説到小靴，如第四十九回中黛玉“換上掐金挖雲紅香羊皮小靴”，史湘雲也是腳下穿着小靴。其他如寶蟾的“紅繡鞋”，晴雯的睡鞋等都未説明是漢鞋還是旗鞋，也就是未點名纏足還是天足。只有第六十五回寫尤三姐時，才寫道：“底下綠褲紅鞋，一對金蓮或翹或並，沒半刻斯文。”小説中尤三姐結局很不幸，自殺身亡。

    紅樓夢中“服飾繪”，洋洋大觀，一時述説不盡，暫且涉略這點。需要再三強調的是，小説對人物服飾的描繪應該並無模糊、混淆視聽的意圖，而是比較真實地反映清代初年推行“剃髮易服”政策導致的後果。

    當時，明遺臣與清廷達成不成文的民間協議“十從十不從”中，即有“男從女不從”、“老從小不從”、“儒從釋道不從”。這些明顯影響到服飾風格，致使清代初年漢族女服、童服、道士、和尚等仍沿襲明代特色。後來，隨着滿漢兩族的區域交融、生活互通，自然出現了服飾合化的趨勢，其深遠影響直至今日。（完）